韩嘉敏

　　1925年，鲁迅四十五岁，这是他生命中的中后期，也是他的思想认识、内心世界以及情感关系的重要转折期。

一、1925年的社会风潮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走在了一条曲折的变革之路之上。1909年，二十九岁的鲁迅回到中国，之后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解救中国以失败而告终，随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又掀起了一场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以“五四”为起点，它重新将处在郁闷苦痛中的鲁迅拉回到革命前线上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他卖力地挥动自己的笔杆，用文字唤醒沉睡的国人灵魂，并将此时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然而到了1925年前后，五四落潮，新文化各派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先生再一次陷入了看不清前途道路的彷徨孤单之中。

　　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事件。鲁迅从1923年10月起，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兼任该校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杨荫榆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于1924年上任，一年时间里她用在西方学习的一套理论来强制要求学生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的风格强硬的校规，以种种反动措施压抑学生。学生们曾于1924年5月寻求鲁迅的支持，而在8月份他原拟辞去女师大的教职，后因学生热切挽留无果。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代表到教育部诉杨荫榆当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形，请求撤其校长职务;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离世，杨荫榆污蔑孙中山“共产共妻”，制止学生参加追悼会。4月作为教育部总长的章士钊视察女师，扬言“整顿校风”，站在杨荫榆一方，更助长了她的气焰，杨荫榆策划谋害学生并开除了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至此，鲁迅终于忍无可忍，发文支持女师大学生向反动派做斗争，并从该月写《忽然想到八》等文讽刺章士钊，作《碰壁之后》揭露以姨婆自居，把学生当作童养媳的丑恶面孔。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其实在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从这些深切的文字可以体会出先生当时沉重的心情。封建礼教之所以是吃人的，除了不合乎民主的法度，还有吞噬人的思想教化，这对于先生来说是十分痛心的。也是因为这场风潮引发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其中又主要是与陈西滢的笔战。陈西滢不站在学生这边，作文称女师大为“臭茅厕”，教育局应该加以整顿，这些言论几乎是立刻点燃了先生的怒火，他也立刻给予回击。除此之外，章士钊利用职权请段祺瑞罢免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鲁迅在日记中回忆，其实他树敌很多，章士钊只是其中一端，黑幕还大有人在。正是与这些敌人论争激烈，先生的身体因工作紧张不堪重负，致使肺病加重，此次发病连绵数月。同样在1925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先生对学生在运动中的表现是予以支持的。

二、1925年的作品及思想

　　1925年是魯迅先生在创作上极为丰富的一年。包括以思想性深沉而著称的《野草》中的大部分篇章。在九月至十一月先后创作了《孤独者》《伤逝》《离婚》，这些作品后来收入《彷徨》集。此外，于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华盖集》收录了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杂文三十一篇。之所以取名“华盖”，是因为这是一星象的意蕴，平凡人交华盖运气就会被笼罩碰壁，结合先生的论战经历，这个名字起得极富深意。

　　《野草》是探寻鲁迅心灵世界的一部哲理性“散文诗”，寓意和内容境界之晦深十分值得探寻和开掘。这些作品以内心抒发为主，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写于1925年1月1日的《希望》是“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的，诗中大量使用“然而”，多重的否定将感情的复杂暂时给予澄清，从语言表达中可见鲁迅难以直言的痛苦：寄托于青年身上的希望和期待都舍弃，只以独自固守的决绝面对空虚和暗夜，诗的后半部分引用了斐多菲的《希望》，说明了无论是希望还是绝望都只是虚妄，表达了自己要在这一片虚妄中继续反抗的意志。写于《希望》三个月后的《过客》，亦表达了鲁迅反抗绝望的坚强意志。他在《南腔北调集》里曾写道：“后来的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过客》中的老翁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曾与黑暗做斗争但最终却屈服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下的绝望厌世者。而“过客”则是鲁迅为自己画像，在彷徨中孤单前进，即使知道前路是坟，受了很多伤、流了很多血，也要继续向前走的“求索”姿态，这是一种更勇猛和更坚决的反抗姿态。再如《死后》描写了梦境中的“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蚂蚁在我的脊梁上爬着”，“苍蝇在我的脸上乱爬来寻找作论的材料”，这即是在说当时女师大风潮中与他论争的现代评论派文人们。在这种包围下他发出了“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的哀叹，抒发内心因与陈西滢等人论争而感到心力交瘁的心理感受。

　　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思想中有两种主义同时交汇。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尔斯泰的思想中人道主义明显，而他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尼采的思想中则是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两者之间相互的消长起伏也在《野草》的大部分篇章中有所体现。如《复仇》和《复仇二》这两篇同题散文，在《复仇》中体现的是个人主义与现代主义，而《复仇二》的文本是对《圣经》的改写，起到了戏剧性反讽和滑稽的效果。用西方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寄托——一种无法被传统资源加以阐释的感情寄托。用这种戏法的方式是对人道主义的大爱情怀的展示。在《野草》的大部分篇章里，大多都是弥漫着悲伤又纷乱的情绪，鲁迅自己在1934年致萧军的一封信中也谈及，“我那一本野草，我那一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透过这一本并不算厚的集子，我们仿佛穿越时间看到了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在家国无依的歧路彷徨之中，与兄弟失和再加上身体疾病的拖累，周围潜在敌人的口诛笔伐使他消沉绝望，在时弊中仍然奋力抵抗的精神由此展现。《野草》中隐秘的潜在哲学，是先生一路走来对自我孤独反抗的沉淀和反思。

　　再来谈1925年先生所作的杂文。二十年代的中国又兴起了尊孔复古思潮，胡适之流拉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子，并为学生开了一堆国学书目。先生在《青年必读书》中对当时这一现象给予回应，指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在《忽然想到三》中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是革命，对当时的复古潮流进行了抨击。先生的思想一直是前进的，因此当旧社会的滥觞倒行逆施重现于更替与变革中的中国时，不得不说是十分悲哀的。除此之外，《华盖集》所收录的杂文大多是与陈西滢的笔战，对于对方在《闲话》中提到的某些不恰当的言论予以回击，在《并非闲话》里他犀利地指出了陈西滢并非局外人，而是帮持杨荫榆的。上文提到过的他的《忽然想到八》《碰壁之后》也均出自女师大风潮事件。因有感于生活中干扰他的小事情，也因此在这一年中，他创作的杂文数量达到了一个高潮。《华盖集续编》中先生说道：“经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他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都用笔写了下来。”相较于《野草》中所表达的难以直言的痛苦，通过杂文的创作，先生进行了文字上的释愤。

　　在小说的创作上，我对于1925年10月份所作的《孤独者》进行了品味。小说所刻画的主人公魏连殳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人生经历上都与先生十分相似。与其说他是在创作一个人物形象，不如说他在进行自我解剖。魏连殳也曾出外游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有着自由思想和开阔的眼界，但五四落潮之后的他，再因祖母的离世彻底沦丧。小说的最后，写到“我的心情轻松起来”，也许这里寄托了先生心里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希冀。

三、许广平的意义

　　众所周知，鲁迅一直有个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二人是有名无实的夫妻。也就是在1925年，许广平的出现让先生沉寂已久的心田泛起了涟漪。鲁迅在女师大授中国小说史略一课时，许广平当时为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她被这位长相严肃但授课十分精彩的老师吸引，而鲁迅也对这位颇有见解的女学生有好感。先生与许广平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份，通信了一个多月后，许广平登门拜访了鲁迅，在给鲁迅的信中她写道：“‘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镶满了玻璃的室中。”鲁迅在回信中据探险而又向她提问了智力测验。总之，就是在这样一来二去的通信中，师生二人的话题逐渐开阔，语气亲密了起来。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生的大事件、人生的诸多选择等问题，都一一随着通信的次数增加而被谈及。而之后许广平在生活上的问候更是让当时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的鲁迅感觉到，二人之间不仅仅是交谈问题的朋友，而是感情上可以依靠的对象。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大半生都禁锢于母亲之命而接受的媒妁之言，他的新思想，他的革命战斗思想，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式妇女所不能理解的，因此许广平的出现，尽管姗姗来迟，但还是让当时处于孤单彷徨中的鲁迅找到了一丝心灵上的慰藉。1925年12月，先生做了一篇散文诗《腊叶》，并表示“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这篇文章道出了二人爱情的机缘，先生以“腊叶”自居，而“我”便是指许广平，当然这是狭义地看待这篇文章，但也就是将自己怜惜爱护病叶的心情，来比喻当时青年们对自己的爱护，并表达出了感激之情。自然我们无法忘记那个守了一辈子活寡但却无怨无悔的朱安，但在1925年因学潮事件而深陷困顿的许广平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慷慨相助，一度心情抑郁看不到前路的先生也因为许广平将革命之路走得更加坚定。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1925年许广平走进他的生命，那么先生这一路走得多么艰辛不得而知。

　　在《华盖集》的题记中，也就是1925年12月31日深夜，先生回顾自己这一年来的经历，有所感触，“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但是我并不忌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是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1925年的鲁迅是孤独的，但也从未停止奋笔从戎的斗争，他的思想和心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经历对于先生而言只是生命中的瘢痕。他依旧是一个战士，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文学和革命。1925年之后，他仍旧坚定地为着中国前路的光明，为着不灭的希望而前进，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