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

　　沈从文以小学文凭成为知名作家，并登上了大学讲坛成为教授。与沈从文经历相似的，还有现代著名诗人汪静之。

　　严格说，汪静之连正规的小学都没念过。他从小接受的是乡村的私塾教育，但比较系统全面。后来直接进了屯溪一所茶务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中学），读了两年觉得不满意，转入有名的杭州一师，两年后，跳到上海宏文学院读了半年，此后便彻底与学校教育绝缘。

　　在杭州一师时，汪静之有朱自清、叶圣陶等名师的指导，短时间内创作大量新诗，在离开杭州一师的那一年，出版了被朱自清誉为“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的诗集《蕙的风》（有胡适、朱自清、刘延陵三位名人写的序言），三年中销行高达两万多册，当时仅次于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那年，汪静之还是个十九岁的小青年。

　　汪靜之，就是“乘”着诗集《蕙的风》顺利地走上中学讲堂，开始了教书生活。

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杭州一师的第三年寒假，汪静之遇到一个朋友。朋友知道汪静之的父亲生意破产，动员他去武昌的旅鄂湖南中学教书，汪静之认为自己中学都没毕业，不敢前往。朋友说：“不要紧，你出版了诗集已经名满天下了，何必靠大学毕业文凭呢？”于是，汪静之带上朋友的介绍信，寒假一过就到了武昌。

　　那时汪静之不满二十二岁，个子瘦小，看上去像中学生。进了学校门房，人家当他是来报考春季的插班生，就告诉他早已考过了，以后再来。汪静之告诉他是来教书的，这才被带去见校长。校长第一眼见到汪静之，也大吃一惊，怎么让一个小孩子来当老师！但推荐信里明明写着是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坐不到一分钟，校长便按捺不住地问汪静之是否北大毕业的。汪静之听了不快，狠狠地答他：“我从来没有毕过业。”校长大失所望，可木已成舟，又开学在即，只好将就着，况且好歹还是个大诗人，于是赔笑道：“汪先生少年英俊，著作等身，前途无量。”

　　汪静之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上讲台居然毫无惧色。他教的是高中语文，教室里的学生有一半年龄和他相仿，另一半比他大几岁，最大的一个已经三十一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汪静之自有他一番自信的理由：我刚出版诗集，当时还从没见过出版了书的中学教员呢，学生自然会更崇拜我。

　　有了这自信心垫底，第一节课，汪静之面对学生，便先老老实实地交代：“我比你们年级还低呢！我只读过师范学校二年级，三年级还没有读完，我同你们等于是同班同学。”然后，侃侃而谈了一点钟的文学理论。果真，学生对这位“同班同学”教师竟颇为崇拜。

　　汪静之教的是旧制中学四年级。虽然以写新诗出名，暂时受学生崇拜，但担心学生说自己只懂新文学，不懂旧文学，于是上课时，汪静之有意只讲三分之一的新文学，其余就讲屈原的《离骚》《九歌》，庄子的《齐物论》《逍遥游》《秋水》，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好在汪静之的私塾教育良好，旧学功底扎实，对付这些功课绰绰有余。只是没有什么教参或其他资料，要一篇篇讲通这些篇目，也颇费功夫，单翻阅《辞源》就得花大量时间。幸亏，学生很认可这位小老师，板书时偶尔出现错字，学生也能原谅。

　　当时是1924年，新、旧文学尚处于交锋阶段。旅鄂湖南中学里有大学毕业的语文教员，年龄四五十岁，他们中极少人接受过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教学上沿袭老一套。而汪静之在中学时代就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杂志，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在杭州一师时期，又受过朱自清、叶圣陶的亲炙，还与胡适、周氏兄弟等新潮大人物多有往来，满脑子膨胀着新思想。这些新东西，在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加上汪静之为人坦率，喜欢信口开河，即使老教师没惹他，他也“瞧他们不起，随便骂人”（汪静之自述）。老教师聚到校长面前告状，还上纲上线，说汪静之是“洪水猛兽”。在那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其思想总是危险的，政府未必逮了他，但饭碗基本就丢了——没几个校长敢担这个政治风险。

　　暑假一到，汪静之自然拿不到聘书了。半年后，汪静之转赴保定育德中学教书。

　　保定育德中学是全国名校，人才济济，不少教员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校长想当然地认为汪静之是北大毕业的，居然问也不问。

　　在育德中学，教学上就轻松些了，还认识了一个同事，即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潘梓年，潘两年前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来保定中学任教。可惜好景不长，快放暑假时，学生请汪静之演讲，汪静之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为题，“用一种激烈的、极端的、沉痛的态度”，把中国的儒、释、道痛骂了一番;骂完就算了，可他一不做二不休，还把演讲稿整理成一篇长文，印发给学生，学生个个欢呼赞同。校长知道了，大为吃惊，认定汪静之是个大逆不道的人，怕他把学生教坏，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到各班对学生训话，说汪静之的话全是错的，不能相信，又强令学生把那篇文章缴还校长烧毁。但学生喜欢那篇文章，没人肯缴出。

　　事已至此，汪静之只好从保定育德中学一走了之。

“我教书也只好打八折”

　　离开保定育德中学后，汪静之到了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中学部当高中教员。

　　据汪静之的学生温梓川（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回忆，汪静之到暨南大学中学部当高中教员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因为读过那部扉页上题着“放情地唱呵”的《蕙的风》，温梓川认定诗人一定是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的才子形象。谁知一见之后，让人大跌眼镜：“身材很短小，比一个普通五英尺二寸高的女子还要来得略矮，大概还是五英尺不足的样子。四肢很短，却相当粗肥，手脚也很小，头部特别大，圆圆的胖脸，配着个圆圆的鼻子，眼睛很小，却戴着近视眼镜，浑身是肉，却显不出胖相。跑路的姿势最特别，也最滑稽，一晃一晃地……”

　　虽然外表不够高大上，汪静之的课及其为人却颇为有趣。暨大的师生都给他一个美称——“汪诗人”。

　　汪静之教的是国文，平日上课，往往闲谈多于唱诗，唱诗又多过讲书。他先后发给学生他的讲义《诗歌原理》和《李杜研究》（不久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让学生人手一册他的诗集。讲《诗歌原理》时，一旦要举例子，就翻开《寂寞的国》放声大唱一通。有时他高兴起来，会告诉学生某一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某一诗又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写出来的，为谁而写的。原本枯燥无味的《诗歌原理》教材，经他又唱又说地一番渲染，学生顿觉津津有味。学生温梓川评价说，汪静之在课堂上的所谓“闲谈”也颇有可取之处，比那些动辄就说“当我在巴黎的时候”的留洋教授，要有内容得多了。

　　汪静之的课堂充满民主氛围。一次，有同学问他：诗集《蕙的风》的书名是怎样来的？他坦然说，是写给一个叫“蕙”的女孩子，后来自己被她甩了。另一个同学便问他现在的太太是不是失恋后才追上的，他承认了，又说他太太不顾学校的反对，坚持和他恋爱，“是懂得恋爱的，现在的女学生哪里懂得谈情说爱”？接着顺便把女人笑骂一通，挖苦得课堂上的女同学也觉得有一点热辣辣的。终于，有位女同学愤然站起来抗议：“汪先生，你不能老是骂女人！”他却笑嘻嘻地说：“如果我说的是谎话，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替女人辩护的！”这女同学便没招了。

　　学期考试时，温梓川写的一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民歌》竟得满分，他代某同学作的一首长诗，也得了九十八分。汪静之以为发现了天才诗人，在教室里当众大加赞扬某同学，使他羞惭得简直无地自容。

　　“国文也有一百的？”当时一个同学不服，问汪静之。“怎么没有？”他说：“各种学科的成绩都可以得到一百分，国文也不例外。否则国文批八十分的话，那么最高的成绩不是一百分，而是八十分了，这哪里公平？每班的同学一定有一二个分数最高的，而最高的分数竟是八十分，吃亏未免太大。”还说，温梓川得满分非常应该，况且他还出版过两部书，难道他的国文成绩不配得满分吗？汪静之这种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即便在当下也是超乎想象的。

　　有一阶段，教育部发下来的教育经费不足，暨大只好对教员实行减薪。从此，汪静之每星期总有一二天请假不上课。有学生在课堂里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大发牢骚说，教书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上十七节课，又要改许多裹脚布一样长的文章，而薪水又那么少，他上有老，下有小的。结论是：“现在学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书也只好打八折，余下二折時间，我要写文章卖钱，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问题哩。”

　　这类“消极抵抗”的言行在那个时代或许不算什么。然而，汪静之终于又惹出一连串的事情。一次，汪静之和同事章铁民选用了《西厢记》的《哭宴》作国文教材，引起文学院系主任陈钟凡的不满，认为《西厢记》是诲淫的书，不应该作青年学子的教材，于是双方展开激烈的笔战。随后，暨大又接连发生几起风潮，汪静之卷入其中，最后以失败离开暨大而告终。

　　纵观汪静之早年的教书经历，四处碰壁的时候居多。汪静之这种“大胆”又“不受约束”的特点，和他所处的新、旧思想冲突激烈的时代背景有关，和他小时候自由优裕的家境有关，更与他少年得志有关。抗战结束后，他在课堂上就变“乖”了，不谈政治，而且“装作老先生，口口声声讲孔夫子，人家认为是老腐朽、儒教徒”。

　　曹聚仁先生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评价汪静之的教书：“静之兄的诗，写得并不坏;可是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一篇课文，至少该教三小时，他只能敷衍半小时，而且把文言文的选文忽略了去……于是，他要学生来念他自己的诗歌，这对于高、初中学生，最不适宜。而且教书，要顾及一般学生，不能只为几个爱好文艺的所谓天才学生说法的。”曹聚仁还当面对汪静之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

　　曹聚仁是汪静之在暨大的同事，自身又有近三十年的中学和大学的从教经验，他的话在某种意义说也称得上是知人之论。换在今天，大概也没有哪位校长愿意或敢于让汪静之上讲台的。不过，作为教师，汪静之身上某些独特而可贵的东西，曹聚仁似乎未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