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耀

　　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制度的层次和结构也逐渐更为多元和复杂：“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联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变迁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原有的制度已经无法应对波谲云诡的时局，于是只能走上“新陈代谢”之路。晚清幕府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不断发展完善并且最终影响深远。李志茗研究员新近出版的《晚清幕府：变动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以下简称《晚清幕府》）一书，运用制度史的相关研究方法，将晚清幕府置于时代大背景下，研究了其渊源流变和建构发展的过程，并对其与近代中国逐步转型的关系做了多层次的考察。

“晚清幕府”的“名实问题”

　　晚清时期朝纲日陵、国隙屡启，正如该书的标题所说，晚清幕府乃是“变动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那么，既然是“非正式制度”，相对于“正式制度”，自然就具有含混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致使在长期的历史书写中，“已有研究对晚清幕府的概念与内涵未能达成基本共识，往往自言自语，各说各话;相互矛盾不说，还造成反复研究等问题，不利于晚清幕府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提升”。十多年前，作者的博士论文《晚清幕府研究——以陶、曾、李、袁幕府为例》曾以《晚清四大幕府》之名出版。在该书中，作者指出中国的幕府制度具有传统幕府、明清幕府、晚清幕府和民国幕府这四种形态。其中，“晚清幕府”这一概念由作者首次提出并予以界定。他认为晚清幕府“以地方大员尤其是督抚的幕府为载体，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中产生的”，具有来源广泛、政府化、职官化和利益集团化等特征。该书出版后，有一些学者较为认同“晚清幕府”这一概念，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晚清幕府”一词望文生义，依然将其理解为“晚清时期的幕府”，还有一些学者并不接受“晚清幕府”及其相关概念，对晚清幕府的时间上限始于陶澍幕府以及幕府的相关职能提出质疑。对此，作者在《晚清幕府》这本新作中再次予以细致回应并做了进一步的解说。

　　在作者看来，晚清时期的幕府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形态。除始于嘉、道年间的地方领兵大员与督、抚的幕府为晚清幕府外，其余均可认为是明清幕府。和早期或者同时代的明清幕府相比，晚清幕府主要有这几个特点：其一，幕僚来源广泛，所受限制较少，可叙功升职;其二，除行政性事物外，还承担决策、谋划等重大的政务性事务;其三，幕僚承担国家要务，官幕关系也发生了逆转。而以上这些变化大多始于陶澍幕府。因而作者坚持认为鸦片战争前的陶澍幕府就已经开创了晚清幕府之先声，并且晚清幕府和明清幕府不同，是一种独立的幕府形态。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没有对晚清幕府源流的梳理和考察，以及对晚清幕府这一形态的准确定位，则难免看朱成碧，以至名实相怨了。要言之，书中对“晚清幕府”这一“名实问题”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阐释，可谓先河后海、“必也正名”。

宏观着眼与微观入手

　　“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全书的导言部分对晚清幕府的相关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学术史梳理，指出虽然现今晚清幕府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硕，但大多是以个案分析和微观研究为主，缺乏宏观整体的通贯研究，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上文所言该书的姊妹篇《晚清四大幕府》也是主要集中于对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幕府这四大幕府进行个案分析。而该书则从宏观着眼，一方面把晚清幕府放在中国幕府制度的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该书还从微观入手，无幽不烛，以“解剖麻雀”式的方法，通过剖析不同地方大员幕府的具体运作情况，试图从中找出共性，提炼出晚清幕府的制度形态。比如全书的前两章就对晚清幕府的渊源流变、生成演进做了细致的考察，中间三章分门别类地考察了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幕府方方面面的事迹，最后一章则以左宗棠的幕僚生涯为中心，对其进行再研究，以点见面，就“晚清幕府出名臣”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尽管晚清时期天崩地解，制度新陈代谢的速率较快，但是“变迁在边际上可能宛如冰川移动般缓慢，以至于我们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问题，方能察觉”。确实可以说，该书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的眼光，通过考察晚清幕府的渊源流变、演进过程，剖析出晚清幕府对晚清政局乃至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做到了在整体之下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并可由此深化晚清幕府研究，为晚清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陈旭麓先生曾指出：“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是研究历史和一切事物的方法。”历史学作为一门整体性的学问，应在全面观照之下研究具体。制度史研究更是如此。毕竟，制度的建构、发展和完善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并非刻意为之，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积之以渐，逐步形成完善的”，作者的这一观点非常精当，也切合钱穆先生对政治制度的看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出的《晚清幕府》一书，正是一部通贯整体的研究佳作，可谓二十年磨一剑，较“昨日之我”更上一层楼。

“纵横交错”的写法

　　如前所述，晚清幕府的研究成果多以代表性人物的幕府研究为主，缺乏系统的学术专著。特别是有许多重要问题尚缺少梳理和考察，诸如晚清幕府的渊源流变、发展脉络、时代特点等比较宏观的问题即是如此。鉴于此种情形，作者采用了纵横交错的写法来反映该书的主题。第一章《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幕府制度的渊源流变》和第二章《晚清幕府的生成及演进过程》，即以时间发展为序，从纵向的方面勾勒出晚清幕府的源流变化、历史背景、发展线索等。作者认为在近代大变局之际，“先是陶澍创立晚清幕府这种形式，经左宗棠再建构和诠释幕僚这个古已有之的角色，为之注入新的内容，再由曾国藩集大成予以呈现确立，而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不断发扬光大，使之臻于完善”。这就对晚清幕府的完整面貌有一宏观的呈现。以下三章则阐述横向方面的问题，即分别论述晚清幕府与变法自强、军事变革以及文化秩序重建等互动关系，涉及晚清幕府与改革传统弊政、早期现代化、军事变革、恢复与重建文化秩序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试图通过截取晚清幕府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横断面来研究，揭示其内在变化规律、时代特点，以便准确地认识它的历史定位与历史价值。

　　其实，早在百年前，刘咸炘就对史书的体裁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他认为历史应有“察势观风”之用，而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和“左右”。不过，刘氏主要看重的是方志的作用，该书则集中于研究某一时段的某一制度，二者有相似之点也有不同之处。而《晚清幕府》一书通过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既可以从纵向清晰地勾勒出晚清幕府的源流和发展脉络，又可以从横向透视出晚清幕府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既富有新意，又做到了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总而言之，“将制度分析清楚而直接地融入经济史以及一般历史的书写（以及因而改变的阅读）之中，会产生些什么不同呢？书写历史，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人类状况的某些方面構建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种构建只存在于人类的心智（human mind）之中。我们不重建过去，我们只是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然而，一部好的历史，其故事就必须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还应能谨守已有的证据与理论。对上面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回答便是：制度与历史的结合，比之其他方式，将能使我们讲出一个更好的故事”。将制度分析融入历史的书写之中，透过制度变迁来理解历史变迁，该书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