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读者而言，在民国时期寥若晨星的杰出女性中，与被当下各类媒体反复提起的林徽因、陆小曼乃至早逝的庐隐、萧红等相比，毛彦文或许是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一位。笔者初闻毛彦文大名，还是源于著名的吴宓教授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等到细读了上述情诗中的女主角毛彦文女士撰写的自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以后，才骤然觉得在情色消费已成庸俗时尚的今天，如果仅凭所谓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去浮光掠影、浮想联翩民国女性的精神风貌或情感人生，其实是粗暴删削和强行剥离了多少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正如《往事》一书“导言”的英文作者、“五四”名将罗家伦之女、历史学家罗久华女士所言：“《往事》以自传体形式，记录了一位近代中国杰出女性多彩多姿的人生。它引领我们走进作者毛彦文女士丰沛的情感世界，也勾勒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离乱沧桑，为后人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提供了极珍贵的个人观点与一手资料。”毛彦文这位近代中国女子新式教育的先行者，参与并見证了中国女性由传统而现代、由依附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往事》既是二十世纪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自己的声音，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转变的生动见证。
一
毛彦文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县城一个乡绅家庭，祖上以经营布店为业，后因秀才出身的父亲不谙营商之道，家道日渐败落。
历史的重大变革往往在一个家庭特别是其女性成员的命运转折中得以体现。毛彦文出生那年，“戊戌政变”虽告宣告失败，但四面八方要求改革的浪潮排山倒海涌向危机四伏的清皇朝廷。两年后，八国联军又令大清遭受重挫。《往事》中毛彦文自叹“在清末民初之际，本县仍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风气未开，教育落后，对女子教育更不注重，故我幼时无机会受当时的新式教育”。所幸毛家和当地许多士绅家庭一样，延请一位老先生来家教蒙馆，她才得以接受启蒙教育，但一年后家塾就停办了。毛彦文这个寻常女子能成为民国一代杰出女性，首先归功于日渐兴盛的现代教育。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创建民国，期间全国学校因时局动荡而停课。当时江山一拨在杭州、北京等地求学的男性学子纷纷返乡，这些见过世面、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青年学子，痛感家乡女子求学无门的现状，商议开办女校。这番倡议得到江山县城西河毛氏宗族的支持，暂借毛氏宗祠内的空屋，“西河女校”因陋就简得以开办。1913年春天全国政局渐趋稳定后，尽管“西河女校”的这些主创者相继返校继续学业，但正是在“西河女校”，毛彦文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同时也初次接触到婚姻自主、反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现代民主理念，这些都对她今后的人生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为了推广小学教育，积极培育师资人才，女子师范学校成为许多年轻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条途径。1913年，未满十六岁的毛彦文虚报年龄，报考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因成绩优异，被浙江省教育厅保送免费入学。两年后毕业，顺利取得小学教员资格，前往永康县县立女子讲习所执教。1916年，她考取了浙江吴兴湖郡女校。1920年从湖郡女校毕业，同年就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两年后，毛彦文转学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修教育，辅修社会学。1925年，金陵女大毕业后的毛彦文获聘南京江苏第一中学，任初中部教员兼女生指导。1929年，她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奖学金赴美深造，主修中等教育行政，辅修社会学，翌年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夏回国后，她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负责教育行政工作。1935年与当时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完婚，不久熊氏过世，她毅然肩负起熊氏生前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及其分院有关教育、技能训练与师资培新等工作。1949年4月底匆匆赴台，在台停留近一年后，她赴美谋职。在美十二年，毛彦文历经生死考验，遍尝人情冷暖。1962年她返台定居，并重拾教鞭。平日除了教书、参加“国大”会议，与各方亲友聚会包括和北平香山慈幼院的来台校友们联络联谊。1999年，阅尽繁华和沧桑的毛彦文女士走完人生旅途，享年一百零二岁。
二
毛彦文出身平民，她能跻身“五四”以来一代杰出女性之列，除了现代教育等天时地利等因素而外，更源于她不懈的个人奋斗，无论顺境、逆境时的自尊、自立、自强。
她曾自谦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其实，反对缠足运动、女子接受新式教育、反抗包办婚姻、自主选择婚恋对象，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足以震动社会神经的叛逆举动，都会引发舆论大肆挞伐。事实上，在1914年反抗包办婚姻的两个多月间，毛彦文备受压力与冤屈，“江山一般人士对此事视为恶例。谣言蜂起，多谓女孩子不应去洋学堂念书，并捏造君毅与我暧昧私情。我一出去便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甚为难堪。渐渐这个婚变消息传遍全省，曾有人写了小说，名为《毛女逃婚记》，内容十之八九是虚构的”。当年女性解放之艰难、守旧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毛彦文的自立、自强还表现在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据理力争。受五四运动影响，北京大学率先开始招收女生，毛彦文本来准备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深造，但南京高师校方以湖郡女校为教会学校，未向政府备案，因而不得报考国立大学为由拒绝了她的报考申请，她只得转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终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于是，毛彦文通过上海《时事新报》公开质问一国之内南、北高师招生标准何以霄壤之别。尽管当年南京高师教务长陶行知给她“寄一私人信，略谓他是限于法令，可先去北女高师读了一学期，然后以北女高师学生资格申请转学，他一定欢迎我。我认为既被拒绝入学考试于前，绝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上学”。捍卫女性的受教育权利，毛彦文可谓无所顾忌，不遗余力。
毛彦文信奉婚姻自主，但也并不因为婚恋而有所屈从。她与表兄朱君毅自幼感情笃厚，她曾一直视对方为个人思想和学业上的引路人。朱君毅留洋归国后担任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他建议在北京女高师读大二的毛彦文转学到他所在的大学，可毛彦文“我认为你为教授，我为学生，很不合适。最后决定我由北女高师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日渐成熟的毛彦文自尊、自立、自强，常令对方觉得她“有违妇道”，担心“如此厉害，我怎能驾驭她”，朱君毅后来移情别恋于一女中学生。这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持续二十余年的恋情，最终却因男方的见异思迁而黯然终结，毛彦文因此备受打击，情感创伤一生都未痊愈，于此也可见出，即使是女性解放的提倡者仍将低眉顺眼、俯首帖耳奉为自身择偶标准，“妇者，伏也”，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其实根深蒂固。
與北洋国务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结婚时，毛彦文已近三十七岁，双方年龄和地位的悬殊让她颇费踌躇，“经过数月，受各方亲友恳切劝导及熊氏真情感召，终于应允”。熊氏离开政坛后从事慈善教育，将自家的不动产悉数捐与他设立的“熊朱义助儿童福利基金社”，由董事会另行管理。董事会曾征求毛彦文意见，想将熊氏捐出的不动产归还一半以作新家庭的开支，毛彦文婉言拒绝了这番好意：“我是学生出身，不是阔小姐，秉三先生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这种境界实属难能可贵。1937年熊希龄在香港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后，她强忍悲痛，四方奔走呼告，继承夫婿未竟的志业，努力维持北平香山慈幼总院以及芷江、桂林等分院及其附属小学，勉力撑持度过抗战岁月。在美国十二年的岁月中，毛彦文并无固定工作，从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加州大学女生宿舍指导、华盛顿大学短期研究员，甚至为期只有一两个月的私人书刊整理工作，她都做过，其间还经历锁骨肿瘤、视网膜剥离、恶性乳癌等五次生死考验。令人钦佩的是，她在痛哭痛苦之后依旧从容面对生活：“经过五次大手术，不仅未命丧于手术台上，且尚恢复健康，右手臂没有受损，依旧可以运用，真是邀天之幸，因之决定下学期仍去家专（私立家政专科学校）授课。”返台定居后她一直从事教职，自食其力并节衣缩食，想方设法接济当年处境艰难的大陆姊妹、亲朋。
毛彦文已诺必诚，终其一生苦苦撑持关系复杂的熊氏大家庭。虽然《往事》中很少披露熊希龄去世后家庭的内部纷争，但从她写给亡夫的《十年流水账》一文中却能强烈体察到这位年轻后母的心力交瘁：熊氏女儿熊鼎“忽来吵闹经月，强逼出售津宅”，“吾精神上空虚之苦痛，远胜于物质上之缺乏，七载于兹，犹如无舵之船，漂泊大海，莫之所之。……但吾爱家之心，初未因此稍变，至今厮守此一复杂家庭，维持高涨生活，坐困虎口……”责任意味着担当，意味着牺牲和痛苦，这皆因为她要信守自己当初对丈夫的承诺。毛彦文还积极参政议政。她先后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和台湾“国民大会”代表，其间认真履职建言献策，从未因自己仅为少数女代表而敷衍塞责，这些都是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体现。
三
《往事》中毛彦文笔下祖母、母亲、姐妹以及同学的人生经历，还令读者深切体会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地位的历史变迁。
《往事》开篇第一章就以“我的母亲”为题，饱蘸血泪回顾母亲痛苦屈辱的一生。毛彦文的祖母和母亲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婆媳关系。一字不识的祖母“视儿媳如奴婢，颐指气使，任意谩骂，如对儿子有不满意之处，所有儿子的不是，都要媳妇承担”。粗通文墨的母亲恪守妇道，“对于三从四德，深信不疑”，但她的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并未改变其水深火热的困境。母亲的头胎儿子在五岁时夭折，此后接连生养了五个女儿。母亲没有儿子的事实，被夫家视为罪不容赦，婆婆对她动辄破口大骂，甚至手持菜刀相挟。父亲碍于孝道作壁上观，甚至借机纳妾。可悲的是，母亲自己也认罪，主动为丈夫纳妾以延续香火，但丈夫仍另行在外租屋藏娇，对含辛茹苦的妻子弃若敝屣。“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十年媳妇熬成婆，婆婆再把媳妇磨”。这种恶性循环生生不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女性就在这样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下，艰辛而麻木地活着。
母亲的悲剧给了幼小的毛彦文以深刻严酷的教训，同一屋檐下几个嫡亲妹妹的遭遇，更令她深感女性处境之卑微，自立自强之重要。二妹宗文因是女婴，生下不久就被送到乡下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一生命运便被如此轻率决定。三妹辅文刚一坠地同样做了牺牲品，先是被祖母送到乡下人家寄养，断奶后又被尚无子息的叔父家领养，随后又因叔父有了亲生孩子而遭冷落，直到五六岁才被领回自己家中。儿时长期寄人篱下造成了三妹的落落寡合，三妹曾经考取东南大学，后中断学业仓促婚嫁不久又离异。母女两人连同奶妈的全部生活开销一直由大姐毛彦文一人负担，毛彦文离台后三妹贫困潦倒，形同乞丐。五妹同文金陵女子大学附设中学肄业，没有再继续报考大学，年纪轻轻就做了二男三女的母亲，青春、前途消磨于养育儿女、操劳家务之中，家庭主妇成为五妹毕生的唯一职业。三妹、五妹固然有着各自的不易，但她俩不仅有大姐照护在前，接受高等教育也比大姐当年便利得多;尤其是上过大学的三妹从未找寻工作、自食其力，终生倚靠大姐接济度日，固然有着童年不幸的前因，但她们日后自身的努力程度远远不够，应该是根本原因。
《往事》中还提到了吴贻芳、罗家伦夫人张维桢、陈衡哲、苏雪林等毛彦文同时代的师长或朋友，在大致相同的境况下，她们都是靠着自身的努力奋斗才有了后来的成就与辉煌。到了毛彦文的儿孙辈，女性同男性一样都接受了良好完整的高等教育，不论身处国外还是台湾，都成为自食其力、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就此而言，一部《往事》就是由女性自己书写的百年中国女性地位变迁史。
《往事》还体现了女性写作的基本特点，即写作者带有明显的女性身份特征，包括特别关注女性题材，以女性视角观察世界，表现女性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等。譬如，毛彦文披露她之所以同意跟年龄、地位悬殊的熊希龄结婚，一般认为这是女攀高枝，寻求庇护，其实是情感受创后的自卫心理，只有女性自身才会和盘托出她的全部想法：“有了这个残酷经验，我对于婚事具有极大戒心，以致久延不决。青春逝去，年约三十许，不能不找一归宿。……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时过半个世纪，当年令她痛不欲生的负心汉已经作古，可她在1963年12月台湾寓所中写的《悼君毅》万字长文，还是细致追记两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到解除婚约、形同陌路的具体过程，笔触温婉细腻，倾诉兼着谴责，怀念之中夹杂幽怨，特别是结尾“最后让我再叫你一声‘五哥，永别了，你安息吧，在不久的将来，你我也许会在地下重逢”。四十多年前她无辜横遭巨创，对旁人眼中殊为可恶的加害方，她居然仍如此藕断丝连、动情动容;对岁月留下的疤痕，她是有情抚摸超过理性审视，这是典型的女性写作，读来令人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再如，当初听闻未婚夫朱君毅恋上了一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我当时已二十多岁，而且受了大学教育，这等于说我已经老了”。做完右乳切除后，“我乘机用镜照了胸部，看了吓了一跳，右胸自上而下有一道长长的刀口，右乳全部没有了，我哭了，临老还要破坏了完整的体形！”注重年龄、长相、外形等直觉感受，这都是女性的认知特点。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妇女解放已近百年，大多数中国妇女早已把这些先人奋斗争取来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正如罗久华女士在《往事》“前言”中诚挚提醒的那样：“然而在乐享成果的同时，大家也当饮水思源，正因为有毛彦文这些前辈们披荆斩棘、开创新猷，后人方得坐享庇荫，受惠无穷。”诚哉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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