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一

　　费行简，字敬仲，笔名沃丘仲子，或作沃邱仲子。江苏武进人（一说为浙江湖州人），少时居于四川成都，为晚清文豪王闿运的弟子。曾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民国初年黎元洪主政时期，他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1925年任北京临时参政院参政，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4年9月6日病逝于上海，著有《慈禧传信录》、《近代名人小传》、《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观堂先生别传》、《当代名人小传》、《清代贵州名贤像传》、《清宫秘史》、《段祺瑞》等多种历史著作。

　　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官网，上面有明确的记载：“费行简，别名敬仲，四川阆中人。1925年曾任北京临时参政院参政。曾任上海仓圣大学教务长。出版有《慈禧传信录》、《徐世昌》、《段祺瑞》、《当代名人小传》等。”

　　这是费行简先生在工作单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如实申报，提到自己为“四川阆中人”，并未说明祖籍。我征询过阆中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他们也毫不知情。我估计是费行简父亲在阆中一地为官期间，费行简出生，以自己的出生地为籍，也是一种惯例。

　　费行简其父为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幕僚。他后来根据其父的口述回忆，在晚年曾写过《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对于厘清一些翼王兵败大渡河的迷雾以及呈现他在成都遭受凌迟细节，功不可没。民国初年黎元洪主政时期，他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参与商讨组阁等事宜。1925年7月，在组阁的临时参政院里，费行简当选“参政”，当年《申报》上有关于他为四川总司令驻沪代表、西康屯垦使刘成禺派的报道。中年以后长居上海。

　　除了创作大量的历史人物、掌故笔记之外，费行简也是当时通俗言情小说的干将之一。其侠义短篇小说《通江二侠传》载《小说季报》第二集；胡仪邧、刘铁冷选辑《说丛——四十名家小说合刻》（民国十三年再版，精装本，上海崇文书局出版），头条即是沃邱仲子的小说《乾老人》；《名家小说合刊说丛》四卷，1922年9月1日小说丛报社（上海）初版铅印本，精装一册，选收近代四十位作者的七十六篇作品，沃丘仲子即入选四篇言情小说。

　　南社作家刘铁冷曾写有《民初之文坛》一文，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发表于上海《永安月刊》总第九十三期（当年2月号）杂志，主要内容是回忆近二十年前清末民初时节，所经历的文坛风云和他脱离文坛后昔日老友的一些情况。尤其涉及以徐枕亚为鼻祖的“鸳鸯蝴蝶派”，这一流派并非代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主流，但以丰富多彩的情爱视角，创造了流布甚广的通俗读物，也是通俗文学史值得铭记的一页。文章涉及大名鼎鼎的费行简身世：

　　沃丘仲子，为余社著《慈禧传信录》，及《近代名人小传》、《当代名人小传》，骈散文谈等书，读者无不叹赏。因被骂而认错，因被奖而歌颂者，函件日数十起，更有寄其著作多种求其指正者，不惟他人不知彼为何如人，即余等亦不知其真姓氏。初，君自谓贵州遵义人，姓孙名寿昌，字仲约，二十后始专心读书，能过目不忘。人见之，彼如知汝为何地人氏，彼即举汝之家乡，谁为官僚，谁为学术专家，地方有何古籍，如数家珍，无不通晓。君自谓为湖南王湘绮门生，复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见者无不以教务长称之，今仍居慈惠南里守穷，君在沪曾为四川刘成禺作代表。一时与汪氏精卫、李氏仲公杨氏庶勘过从甚密，而汪氏附敌后，君竟卖古玩卖书画度日，不愿依附权贵，诚有节之士也。尔时费君有客来谓余曰，沃丘仲子与余同姓，汝知之乎？余不敢信，后侦之，果然。君名行简，字闰生。余亲闻杨庶勘为其两姓绍介曰，“此为吾川历史專家”，余始恍然。一日又曾见其检阅《后汉书》，余又以为君盖精读两《汉书》者，空疏如余，妄事猜测，老友毋亦笑我妄乎？余不再赘述矣。

　　这段文字非常重要，在于刘铁冷与费行简较为熟悉。文章首次提到了费行简为贵州遵义人，姓孙名寿昌，这是迄今为止的孤证，未见诸别的文章。

　　二

　　1918年，费行简与王国维同在仓圣明智大学任教，闲暇时皆相聚论学。费行简曾撰《观堂先生别传》，叙述自己在上海与王国维经常质证艺文，剧谈为乐。费行简少治三《礼》与《公羊春秋》，时常与王氏交流彼此观点。“君谓‘公羊推衍义例，盖一家之业，故汉儒称其墨守，专则精，旁通则支，嘉道诸儒务通其说于群经，诚后贤之蔽，不为传损益。若厥微言大义，刘宋以降阐发无遗，更衍则支说旁出矣。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礼，论礼又多在乎祭”。

　　从王国维论说中，费行简的一些疑虑逐渐得以申畅。“而君议论明墒，不几超于戴凭井丹欤？若其不取辞费，则阮宣子之言寡而旨畅也。且不徒精于礼制，凡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莫不研几穷微，尤善论证金石文字”。这一段学术交往，费行简引以为傲。

　　最早为郑孝胥作传的沃丘仲子，在《当代名人小传》中将郑孝胥归为“清室遗臣”，对于郑孝胥在辛亥以前的相关活动给予肯定，并陈述了其交往活动。由于该书最早出版于1922年，伪满洲国还未建立，因而作者称赞郑“晚节高尚”，对于研究早期的郑孝胥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由于费行简笔涉政坛，横议名流秘闻甚多，虽也有失误，但得罪一些人是主要的。费氏在自叙里阐明了写作“小传”的特殊性：“是皆无书史考证，徒恃臆记。地名与岁月盖不免小误，大端庶或不谬尔。”这些所言，是颇有分寸的。

　　2016年，我征询四川大学学者李晓宇关于费行简的情况，他回信指出：“费行简著述多为道听途说、行文草率，前人早有诟病，不可引为信史，只可当做一般的参考资料。例如，《近代名人小传》‘胡从简条说：‘张之洞督学时，试《周礼社制考》，拔第一，选为尊经书院上舍生。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言，张之洞的继任谭宗浚所编《蜀秀集》中，根本没有胡从简的名字，所谓《周礼社制考》即《社祭时制考》，是王闿运掌教时的一篇课艺，当时胡从简仅是一名附生。如果张之洞督学时已拔第一，选为上舍生，而《蜀秀集》不载其名，十年后王闿运编《尊经初集》，他尚为附生，焉有此理？”《近现代名人小传》涉及八百九十人，错讹在所难免，似苛求古人了。

　　费行简在《近代名家小传》中对骆秉章一生贬辞甚多，说他“当官不饬吏治，军谋更非所长，而任将甚专，且果杀戮”。但他也承认，骆“生平廉素，及殁，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应该说，还是持平之论。

　　《郑孝胥日记》中，亦谓沃丘仲子之书不免有道听途说之处。1919年7月，日记中亦提到：“审言云，见新出《当代名人小传》，文颇可观，乃孙姓所作。叶蒲孙言，其人尝为知县；考哈同所征文社，蒲孙阅卷，取为第一。”“作《名人小传》者，叶蒲孙识之，为贵州孙仲约，乃王壬秋门人，今在哈同所开学堂中为教习。叶云，孙自言尝在锡清帅幕中见余。”

　　叶蒲孙名玉麟，与郑孝胥为姻亲。这位自称曾在锡良幕府中见过郑孝胥、又自称是沃丘仲子的孙君，因之得以介见郑氏而一登海藏楼，郑氏亦颇假以辞色。

　　如果这一结论可靠，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是孙仲约？济平先生就据此认为，1918年由崇文书局出版的《近代名人小传》和《当代名人小传》的作者沃丘仲子，认为作者的真实姓名是费行简是错误的，而应该是贵州遵义人孙寿昌（仲约）。经过反复分析，我无法同意这一结论。至今贵州遵义的文史资料里，尚无一字涉及此人、此事；费氏作品近十几年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版较多，均没有出现沃丘仲子与费行简的张冠李戴。

　　掌故大家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里，也记有这样一则：“沃丘仲子费行简辑《近代名人小传》，南社人士列入者有黄克强、宋教仁、陈英士。又辑《当代名人小传》，南社人士列入者有于右任、李根源、白逾桓、刘成禺、冯自由、汪季新。”可以看出，沃丘仲子乃是费行简笔名，没有任何疑问。

　　值得一提的是，淞沪会战之后，沃邱仲子编著的《淞沪御侮记》，分为十九路军全体军官表、战事日记、杂记类、论著类，详细记录了十九路军浴血战斗的经过，成为研究上海抗战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费行简的情况，只能从他朋友的文集里查到一点蛛丝马迹。1950年2月，邓之诚从朋友那里得知，“费闰生兄去年病瘫痪，为之系念不已……”这也等于部分解答了费行简晚年几乎没有写作的原因。

　　1953年1月13日，邓之诚写了一首诗《寄费闰生上海》：

　　朔风吹积雪，寒夜寄相思。

　　总角论交始，先衰见道迟。

　　苏纯真诤友，伏胜是经师。

　　远忆春申水，沧浪信有之。

　　三

　　李端棻（1833—1907），贵筑县（今贵阳市区）人，同治进士，先后充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出任云南学政，并充任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科会试副总裁，后迁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百日维新”期间，出任礼部尚书，大力支持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被流放新疆三年。他为官清廉刚正，关注海防、武备，更注意文教、政体的革新问题。遥想当年，梁启超出众才华，十六岁赴乡试，一举成功，榜列第八，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后来，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李端棻目光如炬，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这位翩翩少年。

　　“百日维新”之后，李端棻被流放时已六十五岁了，年老体弱，步履蹒跚。他并未再往西行，而是在甘肃甘州养病。这时他遇到一位好“县官”，给了他体贴和照顾，这位“县官”任职一年便离去，临行，端棻在纸扇上书诗一首相赠，还题了小序：“己亥（1899）秋，负弩西来，道经陇，得假居试院养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适馆授餐，久而弥笃。方幸尘语常亲，忽焉骊歌遽唱，别绪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达感激之私，兼识一时鸿爪。”诗云：“识别虽晚得因亲，慰我飘蓬泛梗身。两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钦友夏诗归定，今见箫成政绩新。不独士民歌众母，春风嘘到谪居人。”

　　学者黄江玲考证：“这面题诗团扇，辗转流落到贵阳，1908年，何麟书在街头购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迹，得知这段奇缘。但不知县令姓名，只知字序康。”这位“县令”，其实就是沃丘仲子费行简。原来他們彼此熟悉，早年在成都晤面，印象良好。《近代名人小传》有《李端棻》一文，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馈以资。复书字画，整润胜于平昔。但言法苏轼，务养生、起居皆有节制，是诚能处艰困者。宜其后荫桓死矣。”

　　《李端棻》小传中，费行简记述道：“予初见之丁文诚（宝桢）座上，一恂谨书生耳。及甲午，谒于京师，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洋制度。退而谘其所亲，盖曩典试广东，得才士梁启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论皆纳梁议。启超，南海圣人子弟，拟之为颜回者也。戊戌，果频上封事，请汰冗官，删则例，立学堂。帝皆嘉纳，擢礼部尚书。政变，并张荫桓戍新疆。光绪未释回。家居数年乃卒。”

　　“沃丘仲子曾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座上见过李端棻。大约是光绪四年（1878），端棻丁母忧期满返京，特去成都总督署拜访丁宝桢，费行简恰巧也在座。甲午年，费行简在京师谒见李端棻，论时事，谈东、西方制度，可见交谊不浅。这位‘沃丘仲子，本名费行简，蜀人。他甘冒风险救助病困中的李端棻，胆识品格均有过人之处。”（黄江玲《“诗界革命”的宿将——李端棻之〈苾园诗存〉》，刊《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二期）

　　费行简一生涉猎广泛，优游于官场、商海、洋场、学界、新闻领域、书画藏庋，堪称传奇。他的绝大部分著作均在倥偬间歇写成，寓目广阔，阅人无数，笔力雄健，既涉笔成趣，也不乏直指要害、针砭时弊的议论。一竿烟水钓游身，对于一个笔耕为生者而言，已属难能可贵。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邓之诚无疑是费行简的知己。他在1943年6月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评价：“……于谈中寻出费闰生昔年所作《寂园先生传》，奇肆非予所及也。因思文字固关学力，亦由人分，予只能为纤徐有致之文，不能雄奇，实由天分限之。如闰生者，今时实罕其匹耳。”

　　晚清民初吴恭亨（1857—1937）著有《对联话》一书，为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理论价值的联话力作。卷九“哀挽”提到沃丘仲子的联语，非同一般：

　　清末，聂伯毅（景儒）《联语》又称：吾友沃丘仲子亦工为挽词，陇人张少斋率师征瞻对番，或诬其受喇嘛磁货，沦戍新疆，以鹿传霖请命释回，未行遽殁，故挽联云：“是马伏波一流人，论定盖棺，薏苡明珠空有谤；望玉门关万里外，酒残闻笛，春风杨柳共招魂。”又挽聂洞秋云：“天下惟使君不忝英雄，方喜戎马论交，竟成昆弟；此间无灵药可起沉疴，独将茱萸和酒，来吊先生。”聂病军中，求药不可得，下联用香山语，又其营奠日则重九也。又挽陈小屏云：“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空令步兵悲广武；地当徐泗，叹斯人长往，独留开府老江关。”又挽徐蒙如云：“曾上吴山，看万顷胥涛，与我相将吊江水；重来沪渎，剩一抔徐墓，思君况是念家山。”

　　吴恭亨对此的按语是：“数作皆工力悉敌，语无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