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河

　　

一

　　中国商品和文化西传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欧洲掀起一股东方热，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宫廷和贵族家庭中出现了用中国风格（Chinoiserie style）做装饰的时尚。1550年，神圣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用中国瓷器装饰他的拼写文字和徽章；在法国，法兰西斯一世和他的儿子亨利二世的宫中因专门陈列精美的中国瓷器橱柜而闻名；伦敦的皇家植物园里建有一座中国式宝塔，彼得堡南郊“沙皇村”（Tsarskoe Selo）中建有“中国村”，德国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波茨坦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殿，泰姆普爵士（Sir William Temple）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论伊壁鸠鲁式花园》，介绍中国花园的非规则设计风格，批评欧洲花园设计所遵循的古典秩序。

　　欧洲人借中国文物和园林增添宫廷中的东方风味，美国人重视的是中国商品和文化技术的实用性。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广泛吸收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阿拉伯的技术，通过欧洲借鉴中国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建造新的居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曾经为自己的住所设计一座中国风格的园林，他在多处建筑中使用了中国式窗棂与顶棚的设计，他认为这种中国式建筑设计，特别有利于在寒冷的地方采光与保暖。在建造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舍时，他主张使用本土建材，但建筑设计要融合中国、意大利、希臘、法国等国家的建筑风格。这体现了他的理念：“我是一个艺术主题的热心人，我并不为这种热情感到羞愧，因为它的目标是帮助我的国人改善品味，提升他们的名声，使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致，获得他们的赞美。”杰弗逊在美国建国之初，曾花大力气向北美地区移植中国旱地水稻。1787年，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号”（Bounty）军舰的舰长伯利（William Bligh）在亚洲执行向欧洲移植面包树的任务失败，被船上反叛的船员驱逐离舰，他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了一大包中国旱地水稻种子回到英国，交给他的资助人班克斯爵士，班克斯分了一部分给瓦汗，瓦汗则与他的朋友杰弗逊分享这些水稻种子。杰弗逊认为，这些水稻移植成功，能够“帮助我们摆脱那种对人们健康与生命有致命影响的一潭死水”。他多方寻找水稻种植资料，试图寻求逃亡到法国的越南王子坎（Nguyen Canh）的帮助，他于1790年夏天在纽约住所的窗檐下种植了这些稻种。他把一部分稻种送给朋友威舍和麦迪逊，请他们在不同地方试种。不幸的是，杰弗逊和他和合作者都没有试种成功。杰弗逊又设法获得了一批非洲水稻种，他把这些稻种分给巴特拉姆（John Bartram）和华盛顿，他自己则尝试在花盆里种下水稻，他们的实验因为错过种植日期等原因再度失败，只有蓝道尔夫（Thomas Mann Randolph）在牧场小河边的试验获得了丰收。杰弗逊自己的尝试受挫，但他很高兴水稻种植在乔治亚州取得成功，并逐步在全国普及。他在这件工作上花费的精力极大，据德里顿（John Dryton）总督1802年在《南卡罗琳那评论》（Review of South Carolina）上撰文记载，杰弗逊仅在1797年就向该州的种植协会寄送了九十八包不同的水稻种。杰弗逊在自己的工作记录中写道：“任何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的服务，就是在其文化中增加一种有用的植物，特别是制面包的谷物。”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在发展美国农业与种植方面显示出特别的热情，他主张联邦政府应当激励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贸易，因为“农业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的福祇来说，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1783年，华盛顿退休回到家乡弗农山庄，沉浸在农业实践的快乐当中，他希望寻找到最合适北美气候、土壤、环境的农作物，当时人们普遍的印象，富裕的中国是一个植物和动物的乐园。华盛顿相信这一说法，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事移植中国植物与农产品的实验，他曾经通过改变播种的密度和种植行距，尝试把中国的鲜花草移植到北美。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历次试验过程，1785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用波特先生和克拉克医生送他的中国种子，在整理得很好的花园里分三行种植了几十种鲜花。虽然因为天气和虫害等方面原因，他的实验没有成功，但富兰克林在日记里记录了对这些花的种植观察记录。富兰克林于1770年从伦敦把中国黄豆种子寄给巴特拉姆，请他在费城试种。他尤其表现出对引进中国技术的极大兴趣，譬如冬季室内供暖、造船、造纸、造蜡烛、面粉厂。德裔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曾经写过一篇论著《中国古代的造纸与印刷术》，介绍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西传欧美的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的纸及造纸术经西亚传到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最后于1685年抵达美国。中国的造纸术帮助西方学会了制造厕纸和墙纸，在传教士把中国的彩色墙纸样本送回法国后，佛兰西斯（Le Francois）于1630年建了一座工厂，仿照中国的方式生产墙壁装饰纸。英国人兰叶（Jeremy Lanyer）学习中国的造纸程序，于1634年在英国建立了造纸厂。墙纸于1735年被引入美国，美国人于1790年建立了墙纸工厂。尝试把中国的植物引入美国的人并不局限于“建国国父”，一些曾经获得过中国种子的普通人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裨治文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三年前离开中国时带回去一百种植物，九十种种植得很好”，他还总结出如何在长途航行中保持植物鲜活的照料方法。联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毛里斯（Gouverneur Morris）“深受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影响”，他在离开参议院后，出任艾略尔运河（Erie Canal）委员会主席，借鉴中国大运河的建造原理，参与艾略尔运河的策划和建设，这条运河的建成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起飞，把纽约变成了金融中心。

二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和文明的制度，不仅从东方寻找物质经济技术，而且积极地从古老的中国文明中汲取思想文化资源。美国建国以前，中美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欧洲成为最初向北美大地传达中国思想文化的中介。杰弗逊1785年到1789年在欧洲生活，在那里接触到各种流行思潮，他自觉地选择和接受了一些中国文化元素，并从积极的一面去消化这些元素。1771年8月3日，杰弗逊在给他的妹夫史切普威思（Robert Skipwith）的信中，向他推荐了一份长约一百五十种图书的阅读书目，其中包括两本中国经典，一本是法国传教士马诺瑟翻译的中国剧本《赵氏孤儿》，第二本是中国小说《好逑传》。这说明杰弗逊熟悉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且把它们当作与《奥德赛》、《莎士比亚戏剧》等欧洲优秀作品有同等阅读价值的书目，推荐给自己的同胞。殖民地时期，知识分子获得图书资料的条件有限，便把自己喜爱的文章诗歌从报刊上剪下来，帖在旧信件的背后，辑成一本具有个人风格的诗文选集。在杰弗逊的剪帖本中，辑录了一首英译中国古诗《卫风·淇奥》，诗歌下边的注释显示，该诗摘自于当时欧洲流行的儒学经典《大学》一书：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这首诗中所写的君子据说是卫国第十一任国君卫武公（约公元前852—758年），他在位时施行康叔政令，使百姓生活和睦安定，后因勤王有功，升为公爵，受到卫国人民的景仰和传颂。杰弗逊辑录此诗，或许是喜欢它的风格，或许他希望自己能像卫武公那样成为一个人民所爱戴的人。顾立雅在《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一书中写道：“把杰弗逊的思想与孔子做比较是相当有趣的，他们在不喜爱玄学空谈方面，在关心穷人与反对富人方面，在坚持人的基本平等，在坚信所有人（包括野蛮人）都要行为得体方面，在他们不是向政权呼吁而是向‘每个诚实的人的头脑与心灵呼吁方面，他们是如此相像。杰弗逊声明‘政府坚持的全部艺术就是表现诚实的艺术是如此令人惊奇地与《论语》第十二章第七节以及其他能够引用的例子相似。”当杰弗逊出任美国驻法大使时，迈迪逊于1785年4月27日写信给他，请他在巴黎代购新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这个请求显示，一方面，迈迪逊知道杰弗逊熟悉有关中国的知识，因此有可能为他找到有价值的中国图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美国第四任总统，迈迪逊对于参照东方思想文化建立美国宪政民主制度，有着强烈的兴趣。

三

　　富兰克林因为工作关系，一生中多次长驻欧洲。他于1724年旅行欧洲，贷款购买印刷设备；他从1757年到1775年都待在伦敦，此后十年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这两个都市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汉学中心，他在那里读了很多书，其中包括1691年出版的《孔子的道德规范》，深受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影响。他把此书带回美国，后来在编辑《费城公报》时，曾把该书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页一段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刊印在报纸上：“孔子向各国郡王建议，要善于矫正和完善自己的想法，才能论及其他相关的人和事。为了加深君王对他的建议的印象，他提出，聪明的治国行为是由远及近，能懂得国人怎样才能快乐，安邦治国的理念才能升华。也就是说：君王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会倾心向善；向善使心智健全，就不会损毁正直的品格；内在修养良好，行为不会冒犯失礼。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家庭就会安定有序；家庭关系完美，就能全身心地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和民众。国家管理有效，便获得秩序和正义，充满快乐和繁荣，人民就会享受久远的和平。”《孔子的道德规范》中的这段话，是其作者对《礼记·大学》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伦理的阐述。富兰克林不仅向公众介绍这种东方伦理，而且像孔子那样，终其一生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他于1728年为自己编写了十三条道德标准作为行为准则，认为按这些标准行事对发展个人道德品质极为重要。学者王大卫（Dave Wang，音译）把它与《孔子的道德规范》中相应章节的内容作了逐条对比，发现此书是富兰克林的思想资源之一。

　　富兰克林在写给他的朋友宗教改革家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的一封信中，把孔子称作“著名的东方改革家”，称赞孔子“当他看见他的国家沉沦于各种堕落与邪恶中时，他亲自为王公贵族树立榜样；他教导官员要树立美德，大众百姓也会跟着效仿”。富兰克林呼吁人们借鉴孔子的道德哲学培养个人美德，他对那些想在北美取得成功的欧洲移民说：“我们能为新来者提供的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合理的工资、友善的邻居、公正的法律、自由和衷心的欢迎，其余的则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择业和德行。”富兰克林认为中国人是北美人的道德模范，他说：“我们能有幸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耕作技术以及他们的植物，美国就会在某一时期变得和中国人口一样多，能够容纳世界上最多的居民。”在美国独立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一批即将退伍的老兵试图建立一个辛辛那提式（Cincinnati）等级骑士制度的社会秩序，以便让他们的后代继承和享受自己在建国战争中获取的荣耀。富兰克林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誓言“或许我不应该反对他们为自己的兴趣而悬挂绶带勋章，但我确实反对他们的后代世袭这些荣誉。获得荣誉，是个人的事务，除了共同获得者以外，它是不可交换的”。他借中国的传统为例捍卫这个观点，“古代中国人有丰富的经验，他们是最聪明的民族。在他们当中，荣誉不是传给后代而是奉献于祖先，一个人因其博学、智慧或是有价值，被皇帝提升任用，他的父母就会获得周围人的尊重，那是官职带来的荣誉。如此推定，最终是归因于教育和指导，以及父母为孩子提供了如何为公众服务的榜样。荣誉归于前辈的传统，对国家来说有益，它鼓励父母给予孩子一个好的和道德的教育。子孙世袭和分享荣誉的传统不仅荒谬，而且常常于后代有害，它使子孙骄傲，蔑视掌握有用的艺术，最终堕落于贫困和低贱、奴颜婢膝和悲惨不幸，这就是目下欧洲所称之为贵族的状态”。1790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最后的遗嘱，要求在他的自传中增加另外七页半纸的内容，鼓励人们培养自己的良知。

　　另一位独立革命的领袖人物、曾代表北美殖民地联邦向大英帝国宣布美国独立的佩尼（Thomas Paine，1737-1809），在叙述有关他在巴黎革命时期的经历及个人信仰的著作《理性时代，1791-1792》（The Age of Reason，1791-1792）中，强调孔子与耶稣基督以及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是世界最伟大的道德导师。佩尼告诉美国同胞，中国人“性情温和、道德良好”。

　　建国以前，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阅读欧洲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图书。有三本书在美国大受欢迎，即瑞典东印度公司牧师奥斯贝克（Pehr Osbeck）与他人合著的《中国和东印度之旅》、东印度公司一位船长艾克伯格（Carl Gustaf Ekeberg）的《苏拉提之旅》以及《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简短描述》。这些瑞典语原版书在欧洲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1771译为英语出版后，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当中极受欢迎。佩尼主编的《宾州杂志》1775年8月號曾向美国人推荐这三本书。与杰弗逊一起试种水稻的植物学家巴特拉姆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人生和品格》，盛赞孔子的奉献精神，发表于费城的《星期六杂志》上，其手稿如今收藏在纽约摩根图书馆的文学和历史手稿部。美国地理学之父莫希（Jedidiah Morse）在其著作《美国普通地理》中引用儒家经典《大学》与《中庸》的格言，他称赞这两本典籍“是最优秀的智慧与美德的箴言，表现出最大的雄辩、优雅与精确”。在华盛顿特区高级法院审议厅里，并排挂着孔子与摩西、汉谟拉比、梭伦等西方立法者的肖像。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可贵之处，不仅是在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更在于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人生而平等”的思想高度，从他们的欧洲前辈那里接受并光大了启蒙思想传统，积极地从东方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消融在民主宪政的建国思想体系当中。这源自于他们内心充满创建一个以人的充分发展为基本前提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才感到孔子的道德教育与奉献精神与他们的理想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