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季

　　《书屋》2016年第8期刊出潘建偉的《顾随〈木兰花慢〉辨正》一文，文一开头即引顾随的《木兰花慢》词：“……下士从教大笑，笑一声似蝇声。”然后解说否定了沈治钧认为“下士”指的是“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公然发出过‘笑声的”为数不少之人，还包括胡适。那么“下士”是指谁呢？潘认为“顾随所指的‘下士”很可能是郑振铎、粟丰等人。顾随在1953年10月27日至29日给周汝昌的信中非常严肃地批评了郑振铎所谓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观点，他认为郑氏“不学”，是“当代妄庸巨子之一”，“决不能晓得其中的真正好处”。这里不说粟丰其人，只说郑振铎是“不学”的“下士”吗？我认为顾随如果真是这样说了这样写了，也就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和看法，绝不会得到他之外的任何学界人士的认同。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郑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和茅盾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1922年创办《儿童世界》周刊。1925年后和茅盾等人创办《公理日报》，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期间除制作、编著《中国版画史图录》外，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1945年后创办《民主周刊》。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理事，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专著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及《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欧行日记》、《海燕》、《山中杂记》、《俄国文学史略》、《泰戈尔传》、《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译著有《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等。另有《郑振铎文集》、《郑振译选集》。另外他还和鲁迅合编《北平笺谱》等，今《郑振铎全集》也早已面世。如此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能被贬为“不学”吗？有此道理吗？

　　何谓“妄庸”？《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无此词，但《辞源》有之，谓“狂妄无知”。引例为《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谓魏勃勇，妄图庸人耳，何能为乎？”难道是说了一句“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话就成了“妄庸巨子”吗？

　　当时全国批评搞烦琐考证的人是不少的，郑振铎如果也参加了否定烦琐考证的行列的话，他的文章也一定是有根有据列举事实加以评述的，决不会仅只“一切考证皆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样一句极为武断的结论。即使说了这样一句话，怎就和“妄庸巨子”画了等号呢？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全面深刻实事求是。不能仅抓住一点片面的材料就全盘否定，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普遍性的武断结论。顾随给郑振铎所加的“不学”、“下士”、“妄庸巨子”的三顶大帽子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