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禹

　　《李嘉言纪念文集》图片部分收入陈寅恪先给李嘉言的一封信的手迹图样。谢泳教授看到后，认为有关寅恪先生的资料为首次发布，很重要，来函要我就此信之相关情况写一文章，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李嘉言与陈寅恪先生

　　李嘉言就读国立清华大学国文系时（1930—1934），十分尊崇陈寅恪先生，选修了陈先生几乎所有讲授和专题研究的课程，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译等等。收获甚大，为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嘉言在其《自传》中曾写到：“我在清华大学相当努力地学习业务，跟着陈寅恪、闻一多老师学‘考证’。”大四下期，选修陈先生“禅宗文学”课三个月，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一文，该文深得陈先生称许；同年5月毕业考试期间，同乡好友、清华五级毕业回开封一师任教的李殿桐（剑声）正在创办学术杂志《行素》，向李嘉言约稿。因为正在考试，未及供稿，给殿桐回一信，其中提及“六祖”一文的写作而论及陈先生的学问以及对自己的影响：“近来不止是同学，甚而是师长们都劝我著一部书，或是将已有的文章印成一册集子，你说这不可笑么……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谁也不能说他没有学问，可是他们自己曾经出过书么？在清华我觉得惟有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最可师法。他在课堂上讲演就是教给我们作文章的方法：由小问题上着手，由细处着眼，哪怕是古人一篇文章一首诗的题目，我们也得注意，这是我们初学的人最应当取法的。提起陈先生来，又想起我新近一件快乐的事，上半年我听陈先生讲“禅宗文学”，引起我对《六祖坛经》版本上的怀疑。后来我参考了《大正大藏》和丁福保的《〈坛经〉注》，居然使我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德异刊本《坛经》的发现。……最近因忙于考试，无暇修改，将来写成，一定先给你看。”这封信，李殿桐加标题《治学方法的意见——北平通讯》收《行素》一卷一期。

　　毕业后，李嘉言在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的建议和暗示下，放弃了回河南信阳师范或开封省立一中任教的机会，而到了保定育德中学任高二国文教员一年。一年间，利用周六、周日经常往返北平到母校听课、求教。这期间在陈先生指导下，《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定稿。陈寅恪先生交《清华学报》发表于1935年4月十卷二期。因而未能交给《行素》刊发，而将同样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佛经与六朝文学》一文给了李殿桐刊于《行素》一卷四期。

　　清华毕业前，在繁忙的考试和写作期间，李嘉言为专任讲师刘盼遂的事也颇费了一番时间和气力。初任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与代理文学院长蒋廷黻（原文学院长冯友兰出国研究一年）多次商量要调整国文系教师（刘文典认为冯、蒋有隙），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助教安文倬是刘文典留聘的，在清华五年（三年级由河南大学插班考入国文系，河南开封人）毫无成绩，五年内无一诗文发表；朱氏本想赶走刘文典，蒋氏认为“很难”，也曾想赶走杨树达，也未达成一致。俞平伯认为，“系事摘掉方眼镜可也”。“方眼镜”当指刘盼遂。为此事朱氏在一年中与十多人商议数十次。此举遭到国文系四个年级（六、七、八、九级）全体同学一致反对。5月19日、21日二次向朱、蒋面陈恳留刘盼遂，遭拒。国文系全体同学推举李嘉言起草《上校聘任委员会书》，言词甚厉。文中详陈刘盼遂业绩“率皆他人所不能，而刘先生优能为之”。针对朱、蒋去刘盼遂的理由“出于众议积（怨）非一日”，李嘉言也拜访系内各大儒，云：“亦尝叩之于绝学深思之士，言刘先生为不能者，未之有也。”“绝学深思之士”即指陈寅恪先生。朱自清日记中也有记：赵万里来谈刘盼遂事“谓陈公颇发感慨，陈评研所（按：国学研究院）卒业（研究）生中以刘（盼遂）为最”。刘盼遂是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第一名成绩录取，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陈先生对刘的评价是知人至论。刘盼遂、安文倬都是河南人，都是刘文典做代理系主任时推荐和留聘的。此二人被解聘，也使刘文典颇感惶恐。余冠英到朱自清处告之：刘文典在课堂上几次提到“将与学生别”、“又谓将不干”、“因刘盼遂系彼介绍来”。赶走了河南人刘盼遂、安文倬，河北人罗根泽，聘来了赵万里、唐兰（赵推荐。又皆江浙人）（按：就当时学业及学历和学术业绩、教学水平，刘、罗都在当时赵、唐之上）。国文系教师在调整前江浙系占教师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按1934年6月1日长聘教师计，未计短聘之朱光潜讲师），增长为调整后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二。1934年10月上旬冯友兰回国后复职文学院长，看到这种调整是不满意的，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朱自清的目的也达到了。1935年，清华大学将开始留聘助教和教员，国文系仅聘李嘉言一人为助教，取代同是河南大学肄业的河南人安文倬。安曾一再要求降低职务，刘文典亦曾为其说情，但安文倬还是没能留下来。其实朱自清对聘李嘉言做助教是不情愿的，他在日记里写到：“开聘任会，作违心之提议与投票。”指的是国文系聘李嘉言作助教一事。这是因为冯友兰1934年10月上旬回国回到清华大学，辞退刘盼遂、罗根泽事已无法更改；1935年7月将辞退安文倬，而续聘一位助教，冯与国文系陈寅恪、闻一多、刘文典、杨树达诸教授商定应聘定李嘉言。双方早已默许的协议。主要也是因为李嘉言学业上的刻苦精神和学术上研究的能力和业绩决定的，否则很可能会聘一江浙系或自己称心的人作助教。因为在这二、三年内，留校不走的和多次托请朱自清介绍工作的国文系甚至研究院毕业生有多人。叶公超等人举荐过钱钟书，钱钟书要求职位过高（谋专任讲师）而终未如愿；闻一多推荐林庚，朱“谢绝之”；俞平伯、王力也曾为林说情，朱“当予拒绝”。林庚也多次访朱自清并作长谈，有意谋得“新诗写作讲师席位”，终未得到。在国文系留聘助教一事上，陈寅恪先生是力主聘其得意门生李嘉言的。

　　二、关于陈寅恪1942年10月5日给李嘉言的信

　　李嘉言自1930年秋受教于陈先生四年，在清华共事、从而学之五年。当年李嘉言早期的唐诗论文《为长吉生平的考证质王礼锡君》及佛教、禅宗文学论文《佛教与六朝文学》、《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都是在选修陈先生课后及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1942年夏，李嘉言离开西南联大到兰州西北联大之师范学院任教后，直至其1949年后再回河南大学任教，在《诗经》、《楚辞》、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都浸淫着早年及其后数十年受教于陈先生以及陈先生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

　　我们在研究李嘉言时，曾刻意追寻李嘉言与其恩师陈寅恪的交结，特别是1942年离开清华大学后，陈、李二人之交往。除了陈给在兰州的李嘉言去过二封信的记载（李似应给陈先生去过五封信之多，均佚），也仅知1949年4月1日至10月6日，李嘉言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学习七个月间，曾多次到清华、北师大与诸师友如吴晗、浦江清、余冠英、黎锦熙、刘盼遂、丁易等人见过多次面，也多次通电话，意在华大毕业后留在北京任教。李嘉言本欲拜访求教陈先生。从师友处得知陈先生已于李嘉言进京前二个月离开北京就聘于岭南大学了。我们在编写李嘉言传略等文章时，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中看到，华北大学在正定时，赵俪生曾写到他与副校长成仿吾发生冲突从而开罪于成仿吾一事。原因是赵为陈寅恪先生而仗义执言，我们曾据此在文章里写道：在华北大学陈、李师生二人有交往。但事后曾与陈先生令媛美延去信求证，陈美延明确指出先生双目失明（在1944年末），1948年底迁居北平城里不久即往上海再广州，从未到过正定华北大学。史学大家赵俪生往往执笔记忆失实。

　　所以，自1942年夏李嘉言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时，未能拜别恩师陈寅恪先生，二位师生睽违经年，再无相见聆教机缘。不能当面向尊师行弟子礼，是李嘉言1949年后深感遗憾的事。只有1960年后李嘉言主持整理、改编《全唐诗》后，将“计划书”和《〈全唐诗〉重出失注索引》等一些资料性成果寄给各院校师友，也曾寄给陈先生一份，陈先生双目失明，由助手读给他听，颇感欣慰。

　　1942年李嘉言到兰州，仅知陈先生给李嘉言回过二封信，其中一封信是从夏鼐日记中获悉。《夏鼐日记》卷三第283页记：1945年1月26日夏鼐到兰州公干，约清华同级级友李嘉言一晤。“上午李嘉言君来，系清华同级级友，现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任教，闲谈别后情况，询及师友近况。李君言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来，意兴萧条，有集句对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下联为李义山诗句”。这封信已佚。这封信应该是1944年底，陈先生从成都寄给李嘉言的回信。从《李嘉言纪念文集》中牛维鼎文章知，1944年兰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高涨，李嘉言支持并参与了这些革命活动。李嘉言应邀担任学生办的进步文艺刊物《新地》的发行人（郭沫若题字。是李嘉言给郭老写信时，除了寄上二篇研究论文外，也请求郭沫若为《新地》题写了刊名），不仅自己撰稿，又去信昆明、重庆、成都师友约稿，其中就给在成都的陈先生去信约稿，同时也汇报了自己的教学情况和研究成果。此时陈先生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也将近失明，且精神极差，虽勉强回了信，未能供稿，也流露出了情绪甚沮丧。因为1944年12月12日陈先生左眼也全失明，1945年春节前后，先生曾多次玩味此集句对联，并数次请人书写悬于堂上，经家人亲友多方开导才用苏东坡诗句对联替换下来，精神也开始振奋起来。

　　单说1942年10月5日给李嘉言的此信。这封信是目前保存下来的陈先生给李嘉言信的唯一手迹。此信刊于《李嘉言纪念文集》，并有注释说明其内容和去信回信的缘由，可取而阅之。今略述其情况俾其文章完整：

　　1942年5月5日陈先生一家离香港，6月18日颠沛流离一个多月艰难到达桂林，后迁到桂林南四十里良丰镇雁山半山腰二间木板茅屋住下，是中研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借给陈家的，自己“所长官邸”分出一半给陈家住下。这时陈先生心脏病失眠症发作，右眼全失明，左眼也高度近视，夫人唐筼本就体弱也患病。陈先生离港前盘缠无措，多方借钱，又经朱家骅秘密电报接洽，才借到旅费。又因欠债较多，又卖了衣物皮鞋抵债，方得离港回到广西。此时广西物价大涨。而先生在山下广西大学仅有每周三小时的讲座课，也是与中英庚款会多方洽商才因人设事专为陈先生设置的，月工资不多。一家五口的生活陷入困难。故信中有“适在贫病交迫中”之说。

　　1947年夏，李嘉言离开昆明时未能与陈先生面别（陈家已前往香港。陈先生应牛津大学聘前往伦敦就任并治疗眼疾）。7月下旬回到阔别五年的河南家中，遂又辞别老父，携妻将子又三千里西行。越秦岭，8月初抵达西北师院校本部所在地城固县报到。8月中旬再越秦岭抵达兰州西师分校任职，教授“中国文学史”。就任甫定，9月得知陈先生一家抵达桂林，便去信问候先生身体及路途情况，汇报了自己离开西南联大及抵兰州授课情况，顺便就自己开新课的疑难求教于恩师。因为讲授晚清诗派，求教陈三立老先生的诗文刊印情况及恩师《隋唐制度论》是否出版，又代叶鼎彝（丁易）先生询问《老子》注等书。陈先生有此回复。陈先生所住茅草屋室内无桌椅，坐在小木凳上双膝顶着装书的木箱，“终日伏‘案’，笔耕不辍，一写就是整半天不抬头”，头几乎是贴在“桌”面上写的这封信。当时情况下，“难裕详陈，只能略述一二”，上课时走到山下投寄。

　　陈先生给其学生李嘉言的两封回信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李嘉言从师友中得知先生当时的身体和视力情况后，曾非常感动，也为恩师身体状况十分挂念。

　　陈先生1942年10月5日给李嘉言这封信的原件，1981年在整理李嘉言的遗稿中被发现，当时连同李嘉言全部文稿一同寄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想在编辑《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时能附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用照片翻拍机翻拍了各名家给李嘉言的信数帧，作为资料保存，并惠赐我们一套翻拍信函的底片。2011年8月承陈先生令媛垂赐其忆念令尊慈的精装文集《也同欢乐也同愁》，为答谢雅惠，我们也曾将陈先生这封信的手迹复印件寄奉作为留念。陈先生此信手迹图片刊布于《李嘉言纪念文集·书信编》402页。而岑仲勉先生1939年2月22日给陈先生的信，亦收入《李嘉言纪念文集·书信编》403页，但其手迹图样贴在本文前，则是首次公布。岑先生此信手迹复印件，我们曾寄奉岑先生哲嗣江门陈世丹先生。顺及，供研究者参考。

　　附：

　　陈寅恪先生给李嘉言的信

　　嘉言吾兄左右：

　　手书敬悉。适在贫病交迫中。承询各节，难裕详答，只能略述。

　　一、先君诗光绪辛丑前作皆未刻仍用；〔惟自刊有庐山诗一种亦倚梁（鼎芬）易（顺鼎）诸公诗同刊者〕文及杂著述如联语之类，则无自刊本。外间所传颇多他人代作。现稿存家中，待战后精刊。又，少时亦自刊所注《老子》等书乞转达。

　　二、拙著《隋唐制度论》，数年前交商务书馆印行。当日上海工价廉，故书贾送沪厂久未印出。而太平洋战起，大约已印就而内地无以得之。尚有残稿，略补完交重庆商务书馆重印，但不知出版何日耳！匆复顺颂

　　著祉

　　寅恪顿 十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