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历史如何呈现，记忆如何表达，在不同的人物或语境之中，是有着重要的差异的。绝大多数抗战老兵已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也有知名度很高的，比如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经历了缅北生死撤退、现居湖南平江的老兵朱锡纯，其社会知名度多半得益于他本人对于历史的讲述。

　　朱锡纯写得一手好字，早年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流动宣传队；进入中国远征军后，为第一路第5军新22师政治部少尉干事，主要工作是负责保管每驻一地的风俗、习惯、人口、特产等资料，曾先后两次撰写战地日记，不过均毁于当时的战火之中。1943年4月伤愈，从印度回到昆明之后，朱锡纯没有重回部队，而是进入了机关学校学习。之后经历看起来比较平淡，在昆明娶妻，后来回到老家湖南平江。1989—1992年，开始撰写回忆录。2005年，朱锡纯老人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章”。此后，全国多家报刊、电视台、各大网站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如北京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一个老兵的远征》，《我的抗战》摄制组拍摄的“野人山”专题等等。2010年9月，朱锡纯的回忆录以《野人山转战记：一个远征军幸存老兵的战地日记》之名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野人山转战记》）。

　　当然，这部在抗战结束四十多年之后凭借个人记忆而写成的《野人山转战记》称不上是“日记”，也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献史料，而更近于纪实文学或者野史。不过，除了《后记》里的必要交代外，作者始终将故事控制在当时的中缅印战场之上（缅北丛林的撤退经历占了相当篇幅），其中虽施用了不少小说笔法，读来颇有戏剧性、情节性，但语调带有一种悲怆意味，叙述总体上也是平实的，少有后设性的历史视角，可说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的形象读本，有助于读者窥见当时的一般情形。

　　近年来，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出版物多有出现，其中如《血祭野人山：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自述》，带着并不恰当的猎奇心理或演义语调，若要类比，我倒更愿意提及曾出任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抗战胜利前三个月所写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滇缅公路的修筑也是抗战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是在现代机械设备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筑路过程之中因为感染疟疾而不幸罹难。全书的写作初意虽在纪实，但书中多有语调低沉的段落，多有游移于工作场景之外的细节，比如写到勘察公路时，会花较多篇幅去写寡妇们的坟墓和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而关于“蝴蝶和啼叫的小鸟”的想象，则表达了对于古已有之的愁绪的理解。看得出，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滇缅公路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将成为不可否认的史实，但作者还是将生命事实置于工程事实之上，显示了对于个体生命和历史的尊重。对于风俗的记载原本是少尉干事朱锡纯的职责使然，但据他本人所称，《野人山转战记》初稿之中原本有不少关于风俗的段落，但后来为了突出抗战主题而一律将删去了。这种处理方式自然符合历史表述的惯性，显示了宏大主题对于个人书写的规约，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却可能有所损坏。不过，总体上可以说，这本书与《修筑滇缅公路纪实》大致上处于同一层级，均可说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字。

　　面对时间和历史无情的遗忘规律，“打捞历史”也就具有独特的意义。粗略说来，“打捞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着一个机缘去找到它，如各类文献资料，章东磐等人主编两册《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以下简称《国家记忆》）可谓此一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影像从何而来？是当时盟军照相兵所拍摄的，两万多张和抗战有关的照片存在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厚厚两册不过是选取了其中的几十分之一而已。另一个层面则是诸如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写作等。

　　但仔细辨正，这两个层面都遗留着不少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自己并不会跳出来说话，历史（比如照片）固然是在那里，能否被发现则依然只能等待某种生命机缘。《国家记忆》操作者章东磐曾感慨“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像实在是太少了”，“抗战史本就极度缺乏来自视觉的佐证”。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而言，照相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今，几百张照片汇集成的两册《国家记忆》供人重温历史，但这也并非照片本身的选择，出版资源总是有限的，更多的照片显然无法被选择——更多“充满苦难和光荣的面容”还是只能继续静静地躺在那些档案袋里，听凭历史缓缓流过。

　　实际上，关于抗战，除了影像记忆，当事人——特别是那些底层战士的叙述也是相当匮乏的。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曾谈到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等国家（地区）在抗战历史书写上的差异，大致而言，美国、日本都有详细的战史和大量的回忆录（尽管水平良莠不齐），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时期，组织了对抗战全史的编撰和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和记录。相比之下，由于“语境”等方面的原因，大陆的相关工作很不完善，较早时期的普遍士兵的个人口述史或回忆录相当稀见。

　　国民党将领的相关回忆文字倒是有不少。近年来，“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正面战场”系列（分不同的战场，共十册）被整理出版，其中有一卷为《远征印缅抗战》，作者包括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2009年以来，先后热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等电视剧充分显示了历史演义的本色，也将“中国远征军”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当中。由知名电视人崔永元策划、曾在全国数十家电视台同步上映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历时八年才得以完成，耗资高达一点三亿元，采访三千五百人，集成影像两百万分钟，搜集历史老照片三百万张。

　　新的诗歌文本中，最为厚实的当属海男2012年下半年完成的、长达三十一节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中国远征军出缅记，已萦绕我心头太长的时间”——为了这首长诗的写作，海男在历史资料查阅、情感酝酿等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

　　传说中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们大多数都脚穿草鞋赴缅

　　是的，我看到了用中国乡野间的茅草或稻草

　　编织的草鞋。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

　　脚上穿的也是草鞋，因为草鞋是我国家的土地上最旺盛的

　　野草和稻草的编织体。因为穿上草鞋可以离我们的爹娘更近一些

　　可以离我们故土的星月更近一些。因为穿上草鞋可以更轻快的

　　抵达战场可以纵横中越过壕沟，可以勇往直前

　　传说中的中国远征军就这样穿上草鞋来到了亚洲的主战场

　　在那时刻，无论是穿草鞋的、穿胶鞋的、穿皮鞋的将士们

　　脸上都充满了英勇赴战的豪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

　　赴战者生死未卜……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从军、到达过印度的杜运燮曾有一首诗就叫做《草鞋兵》，发表时特别加注释以说明：“缅甸华侨称入缅国军为‘草鞋兵’，以别于英印军队的‘皮鞋兵’。”可以说，“草鞋兵”乃是公众关于中国远征军战士形象的基本想象，甚至可说是远征军士兵的代称。

　　在很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叙述场合，如《我的抗战》、《野人山转战记》等都会引述诗人穆旦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所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的诗句，特别是诗歌最末四行：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2年初，穆旦毅然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之后则是与朱锡纯一样，经历了极其惨烈的缅北大撤退。据此所写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般读者或许会被“无言的牙齿”、“绿色的毒”一类超常规的表述所迷惑，认为诗中多是夸张、奇异的描绘。但在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看来，却是“如实的哀挽”。而穆旦在稍早的时候写下的长诗《隐现》（1943年3月）之中，也有着这样的句子：“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穆旦是惨烈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其写作自然有其独特的时代性与切身感，海男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以及书写滇西战争的《战争安魂曲》一类写作则彰显了当代语境的激发作用，这无疑也能引导当下的读者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历史的面目既已逐步打开，关于战争、历史与记忆的话题无疑有了新的讨论空间，但如何进入历史，如何化解历史的谜局，如何甄别叙述的真伪，又如何在文学经验与历史事实之间搭成必要的平衡等等，显然也都是值得细致考量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