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一

　　“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这是钱钟书名著《围城》的开场白。

　　193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关键时期，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局势已经十分严峻，“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人商榷三校撤退后方事宜。9月10日，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天后，临大筹备委员会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杨振声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另有教育部次长周炳琳、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1号湖南圣经学校作为临时校舍。因为场地不敷分配，10月9日，梅贻琦在麻园岭茶会上宣布文学院迁移到南岳衡山。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北方三所名牌大学会撤退到长沙，到了长沙即使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房子不够用，它的周边也有房子，怎么会将一个学校拆分两处，而且相隔两百多公里呢？直到读了《金岳霖其人其学——陈岱孙先生访问记》一文，才明白其中的原委。陈岱孙其时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他回忆说：“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三十万块的样子，那时三十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在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

　　长沙临大共设置四个学院十七个学系，其中文学院四个学系。10月4日校方召开第五次常委会，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后请辞由雷海宗继任）、冯友兰，分长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10月18日学生开始报到。校方第十二次常委会决议，战区学生（东北三省、热河、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上海县、宝山县学生）准予缓交本学期学费及预偿费。10月25日在长沙开学，11月1日，理、工、法商三院正式上课，虽然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但这一天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上午九点多钟，忽然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并未躲避，因为实在也无处可避，好在日机来袭时没有投弹。

　　翌日，校方在麻园岭为第一批赴南岳的教师举行欢送晚宴，尽管室外大雨倾盆而下，室内的气氛却异常热烈。3日一大早，在蒙蒙雨雾中，一辆破旧的客车从省垣长沙出发，向着南面的衡阳方向驰去，车上坐着叶公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吴俊升、柳无忌、陈梦家等三十来人，还有英国诗人、文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这个情景同样让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围城》中的那些镜头。

　　奔往南岳山中的路上，没有出现胡适先生的身影。临大文学院院长本来是他，他已于当年9月被蒋介石委派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胡适先生没来讲学论道，既是南岳衡山的遗憾，也是胡适先生的遗憾。但此前的1931年秋天，他曾陪同张学良游南岳，同行者有吴稚晖、蒋梦麟、梅贻琦、翁文灏、钱昌照、刘廷芳等人，颇极一时文武冠盖之盛。

　　二

　　柳无忌在南岳曾写下八十天日记，抵达南岳翌日的日记如是：“下望溪谷，仰视群山，四周尽是松树花草，堪称胜地。建筑亦坚固适用，分上、下两层，楼下有饭堂、客厅及房舍，楼上有房十间，又有一大阳台，可以远眺山景，风光秀美，无可伦比。”吴宓12月8日日记称：“登楼望远，已极令人悠然畅适。而每晨七时前，由楼东观日出……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多也。”叶公超则追忆道：“朝吸早雾，夜闻虎啸，水帘洞下濯足，祝融峰上观日。”看来教授们都为南岳胜景而陶醉了。

　　教室和学生宿舍在山下，教授们住在停云楼，从山下到山上，需要拾级而上，共有石阶三百四十四级，也有说三百八十四级。这幢二层小洋楼内，每人有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一灯，灯中盛着毛白菜油。先抽签决定单双房间，再定房间号数。12月22日后，因为雨雪路滑，上下甚不方便，于是搬到山下。算起来，教授们在停云楼总共住了五十天。

　　圣经学校草坪一带有六栋房子，大门左边有小楼一座，叶公超、燕卜荪等住在里面，学生宿舍就在右边一排平房里，两者之间有一排教室和一个大厅，作为食堂和集会之用。燕卜荪开始与金岳霖同住一室，称金岳霖为“老金”，可能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过于随意邋遢，老金根本无法忍受，干脆搬出来让他一个人独住。学生们三三两两来看他，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可以随意聊天，可以抽烟，可以一块儿喝酒。

　　停云楼其他教授最初都是两人一间，钱穆因“某君其家亦来，移住附近，余遂独占一室，视诸同人为独优”，而且这间房子“闻前蒋委员长来南岳曾住此，于诸室中为最大”。某日独游归来，宿舍已迁至山下，四人一间，十分逼仄。事前大家互相挑选室友，因为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平日性格孤僻，不喜交游，所以被挑剩下了，钱穆回来又晚，只好与他们仨为伴。钱穆事后的记述非常有趣：“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僧（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僧则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僧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冯友兰和郑昕、汤用彤等同住一室，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午不讲课就著述，中午休息，下午接着写作，晚饭后再写一阵便按时睡下，从不熬夜加班。据说冯友兰将这一良好习惯坚持了一辈子，想来确实不容易。

　　教授们大多没有携带家眷，都在食堂就餐，刚开始的几天搞得很糟糕。柳无忌回忆：“初到时最不习惯的一日三餐，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呑咽，没有时间细嚼，一下子同桌的人把碟子里的菜一扫而空，剩下那些菜辣辣的不好上口。”某日仅有几样野蔬，量还不多，厨师只得多放点盐，把菜弄咸一点对付着下饭。闻一多以汉儒解经的语调，幽默地对大家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11月8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好在问题不久便得以解决，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一个新的大师傅。11月16日，闻一多的家信说：“我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也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柳无忌12月1日日记说：“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又说：“我还自备补充食物。那天工友去南岳市上给我买来了鸡蛋三十六枚、橘子三十九枚、花生一大包，仅费洋一元。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按：七折），生活是过得充裕的。”吴宓12月7日日记说：“教授饭食有两团体，其一为米食，其二为面食，乃冯友兰君所带来之河南厨役制办。宓加入此面食团，每月二十元，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常亦不易得也。”

　　倒是没有见到金岳霖关于饭食方面的意见，因为他本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晚清洋务派的官僚家庭，而且又是衡阳外甥，当然吃得惯南岳辛辣的菜饭了。其父金珍原是浙江诸暨县学秀才，太平天国时期避祸投奔在湖南永定做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做师爷，嗣后随着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先后出任湖南铁路总办和黑龙江漠河金矿总办。其母唐淑贤生长于衡阳，大家闺秀，贤惠能干，持家有方，非常善良，为金家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女儿，老满即是金岳霖。

　　三

　　第一批到达南岳的教授共有十九人，有七绝五首为证。其中四首作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容肇祖，第四首是冯友兰先生唱和，每句嵌一位教授的姓名或字号或住处，颇饶风趣之致。

　　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荪（燕卜荪）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

　　燕卜荪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中国名字，也有说是叶公超帮他起的。当时容肇祖苦于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嵌入诗中，于是向冯友兰求援，冯友兰脱口而出：“堂前燕子亦卜荪”，众人无不拊掌称妙。

　　在这份名单中，没有出现钱穆、汤用彤、贺麟、吴宓、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陈雪屏、陈寅恪等人的名字。前三人是12月4日结伴到达南岳的，吴宓12月7日独自抵达，可以想见容、冯诗作应在钱穆等人报到之前。

　　四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战前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此时有几十人麇集南岳山中。虽然山外烽火连天警报不断，但在这个相对封闭、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上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冯友兰后来在其所著《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其时正处在我们民族的严重灾难时刻，这里有佛祖的‘怀让磨镜’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讲学论道的遗迹，而我们也正遭受与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的同样历史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哲学家、文学家住在一栋房子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的确如此，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即成书于集贤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发韧于停云楼中，闻一多在此继续考订《周易》，冯友兰撰《新理学》、《诸子哲学讲义》，金岳霖著《论道》，冯、金二位先生共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多年以后，燕卜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全部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完全合并成一所学校而不争不吵吗？”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给这位外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学生们对于那段岁月充满了感激之情。李赋宁曾说：“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没有家室拖累，大家朝夕相处，切磋学问，探索疑义，的确是以前在北平时所不曾有过的。钱穆回忆：“一日傍晚，冯芝生来余室，出其新撰《新理学》一稿，嘱余先读，加以批评，彼再写定后付印。约两日后再来，余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如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序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这个意见得到了冯友兰的赞同，并在后来做了切实的修正。金岳霖当时在写《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他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哪怕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他与冯友兰互相看稿，互相影响，《论道》序言说：“无论如何，我深知我缺乏运用文字的技能，在这方面，我要对冯芝生表示谢意。他看过全部原稿，经他随时指示，太过意不去的地方或者没有。”这些互相砥砺的过往情形，都成了西南联大的风传佳话。

　　抗战后方的南岳，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教授们都能安之若素，踔厉风发，乐观进取。朱自清的印象中，“南岳市与海淀有几分相似”，除了饱览湖光山色，他成了镇上南岳图书馆的常客，每隔两三天即下山搜集资料。南岳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钱穆《师友杂忆·西南联大》中说：“专借宋明各家集，为余前所未见者，借归阅读，皆有笔记。”他一生对朱子情有独钟，幼时读朱子，开启懵懂心志；年轻时教朱子，传播先贤思想；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而在南岳“每周下山易借新书”，“是为余此后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说到南岳图书馆，就要说一说康和声先生，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临大文学院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找不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康先生原本是前清秀才，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相当了得，有“江南一枝笔”之誉，现在南岳大庙正门“嶽廟”二字，就是他的遗墨。他做过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秘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回到家乡，创办南岳图书馆，开馆时省府主席何键主持剪彩。1937年5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并郑重举行祭祀南岳圣帝的活动，祭文即由康和声拟写。1944年2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他参与陪同游山，并呈上自己所撰关于船山学的研究著作，蒋介石“赠书仪五百元致敬”。这个图书馆前后存在了十八年，是当时湖南省第二大图书馆，馆内藏书八万余册，其中珍本、善本甚夥，今天湖南省图书馆古籍书库大部分来源于此。

　　五

　　文学院首批八十名学生，11月12日从长沙赶来南岳，随后每天都有学生报到，但究竟有多少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述前后矛盾。“第一编·概述”先说“有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约两百人”，又说“学生达一百九十人（其中男生一百六十余人，女生二十余人）。书末“附录二·学生名单”显示，1938年1月，文学院共有三百五十六个学生，其中在长沙圣经学校就读的一年级新生六十三人，二、三、四年级二百九十三名学生都在南岳就读，包括中文系五十七人，外文系八十七人，历史社会学系九十一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五十八人。他们当中既有北大（P）、清华（T）、南开（N）三校学生，也有其他学府转学经过考试甄别后的借读生（J），像外文系二年级赵瑞蕻与两个同学就是从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转学过来的。

　　事实上，这份名单也是不完全的，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一个是清华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何炳棣，1966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一个是深得叶公超赏识的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后来旅美的知名华文作家、诗人艾山。一个是魏东明，清华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一个是师田手，北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教育厅长。魏、师不但后来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同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发起人，南岳就读期间曾应中共地下党员胡敬夫之邀，到紫云峰下的岳云中学做报告，题目分别是《一二·九运动的真相》和《北平学生运动简史》，这在《抗战中的南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一大批北方知识精英的荟萃，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中除了前述的那些才子，还有任继愈、黎锦扬、阴法鲁、赵瑞蕻、何善周、刘绶松等等。

　　置身于南岳山中的莘莘学子，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勤奋学习。他们五人一间宿舍，有床无桌，无法写字，只能在教室自修。遇到雨雪天气，房间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柳无忌《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大概说来，联大学生的素质很高，……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

　　关于外界的消息来源，除了听经常往返南岳与长沙之间的叶公超教授讲解时局，更多的是争相阅读长沙学生办的《火线下》三日刊。学生艾山回忆：“有一次，有人弄到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动员全南岳的拔尖人物修理了半天，第一次听到最高当局宣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国策，大家都不觉泪下。”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是坚守课堂，还是投笔从戎，是他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长沙临大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二百九十五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其中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记载。他们中最知名的是南开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懋勋，曾任鲁西北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1938年8月在济南牺牲，时年二十一岁，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十五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在学生去留这个问题上，每个教授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有着很大的分歧。叶公超对学生说：“抗战非短期内所能结束，同学们不能不作朝夕的准备。书生随分报国，采取上前线杀敌或留后方深造，都无不可。可是不要忘记‘充裕之为美’，多一份装备自己，便给国家多保留一份元气。”12月的一天，北大学生为两位同学奔赴延安举行欢送会，大家慷慨陈词，发表对抗战的看法。冯友兰、钱穆也被学生邀请前去讲话，钱穆事后回忆：“又其前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虽然如此，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谊，更没有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问难，此诚君子之风也。

　　六

　　在惊恐不安与悲伤郁闷的气氛中，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一文说：“消息愈来愈坏：南京失守，长沙遭轰炸。号称世外桃源的南岳山中，也受到再次空袭警报的威胁，铿锵的锣声打破了山居的沉寂。”

　　梅贻琦12月15日来岳视学，带来了蒋介石要到南岳的消息，文学院要迁往他处。17日，学生决议说，愿往长沙。23日，传出将迁到桂林的消息，学生情绪低落，一时众说纷纭。24日，圣诞节前夕，冷冷清清的，只有晚餐时燕卜荪哼唱几首洋歌，聊以点缀洋节，教授们则面面相觑，一个个心情落寞。25日，教授们也倾向于学生的意见。28日，校方决定迁长沙。据说蒋介石不愿让学校迁来迁去，最后教育部下令将长沙临大迁到昆明，与叶公超不无关系。叶公超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建议，沿海已被封锁，图书仪器不容易进口，不如迁往云南边陲，那儿的滇越铁路可通海外。教育部一听有理，遂不顾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的再三挽留，上书蒋介石并很快得到批准，于是继续完成“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

　　消息传到南岳山中，已是1938年1月17日，直到25日学校才正式宣布。四年级学生大多数已经修满学分，希望学校能提前给他们发毕业证书，就地毕业。叶公超负责给他们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劝说他们去云南完成学业，大部分人听了他的话。

　　1月30日，旧历除夕，师生们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以今朝之酒消解今朝之醉。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陈传方，人称“大个子苏州佬”，带着同学们编写并贴出了许多春联，朱自清、叶公超看后夸赞不已。

　　闻一多当天在长沙，家信中说：“校方津贴六十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助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担负矣。”后来得知，全校共有五十一位教授行此善举。

　　临大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于2月9日撤销。2月20日（正月廿一日），柳无忌离开南岳时，教授中已走了一半以上，在学校门口送他的只有朱自清、浦江清两位。“回首两月前此间人才云集的盛况，不觉凄然”。其他教授都走了，唯有罗皑岚因为家在南岳附近的湘潭，考虑家庭人口多，不便远行，便留居湖南，以后就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教书。

　　从湘入滇求学者八百七十八人，师生们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条是陈寅恪等人所走的香港、越南路线，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也选择这条路线。陈氏长女流求《回忆我家逃难前后》说：“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星夜投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

　　一条是广西、越南路线，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也选择了这条道路。途中，朱自清作绝句四首，其中一首与南岳有关：“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纔。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朱自清的湘衡情结，也是那一批暂驻足衡山湘水的学人共同的情怀。

　　一条是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其中教师十一人，军训教官和医官各三人，学生二百八十四人，由国民政府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2月19日自长沙开拔，4月28日抵达昆明东郊，全程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其中步行一千三百公里，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在湘西沅陵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南开心理学系三年级学生刘兆吉，向闻一多先生诉说了到达昆明后要组织一个诗社、出版诗刊的热切愿望，并且恳请闻先生担任导师。闻一多虽然很久不写诗了，但仍关心年轻人的创作活动，便欣然同意了。到了蒙自后，他们又邀请朱自清先生为诗社的导师，嗣后成立了西南联大有名的南湖诗社，发展了二十多名社员，穆旦、赵瑞蕻等加盟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