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

　　瑞典最诗化的省份韦姆兰省孕育了不少文学天才。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就涌现了诗人泰格纳（Esaias Tegnér）、该雅（Erik Gustaf Geijer）、女作家拉格洛夫，还有诗人福楼丁。

　　十九世纪初，韦姆兰省的铁矿和炼铁业蓬勃发展。一些家庭变得十分富裕，阶级观念加深了，庄园文化也应运而生。这些庄园自给自足，重视音乐和诗歌，拉格洛夫的《尤斯塔·贝林的故事》就反应了这种文化。可惜好景不常在，当萧条来临，一些庄园主的后代虽有艺术天赋，却不能应对时代变迁。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父亲便是如此。在这个氛围下，1860年8月22日，古斯塔夫·福楼丁在卡尔斯塔德附近一个叫阿斯特尔的工场呱呱坠地。家族财富是祖父扬·福楼丁积累下的，他投资了土地和工场，妻子叫古斯塔娃·布朗泽，妻弟有酒精中毒症和精神疾病。他们俩的一个儿子叫费丁纳德，娶了卡尔斯塔德主教的女儿、美丽的埃米里娅。费丁纳德和埃米莉亚就是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父母。费丁纳德主持家族的经营不力，受到兄弟们责难，精神压抑，神经方面出问题后，不能忍受任何噪音，不时离家出游。埃米里娅靠亲戚接济，也在亲戚的白眼中拉扯着孩子们，敏感、紧张的神经终于崩溃。古斯塔夫·福楼丁出生时，母亲甚至无法辨认自己的宝宝，不得不离开襁褓中的宝宝去疗养。母亲返家时，古斯塔夫·福楼丁两岁，母亲给他带回的竟是八岁孩子的衣服！

　　“他是个漂亮男孩，有双特别大、特别蓝的眼睛，基本很安静，很有耐心。不管是身体不适还是有其他不满，他都从来不闹。实在没什么好忙，他就静坐沉思。”——这是五岁的古斯塔夫给大姐西西莉娅留下的印象。

　　1880年，二十岁的古斯塔夫·福楼丁去乌普萨拉读大学。从那时的照片看，他活脱脱是个上流社会优越而冷漠的公子哥。传记作家亨利·欧尔松强调，诗人继承的这副面具是他敏感天性的保护伞;在他青春期的后期，又成了诗歌天赋发展的盾牌。1881年，其父去世。福楼丁在大学读了三年书，没好好读学位，却花光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万七千克朗，还养成贪杯的恶习。1883年回到故乡。

　　在乌普萨拉，福楼丁接受了激进观点。回乡后为激进的《卡尔斯塔德报》写稿。1885年9月，报纸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次年，老同学和诗友马瑞智·赫尔贝里成了报纸主编，合作更为默契。福楼丁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相反，他身上打着的还是上流社会的烙印。后来，他明确写道：“我一点不想和那些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做同志或朋友，只不过，我要是同意一个人对某些权利的主张，若可能，我愿支持。我希望人有人的权利，公民有公民的权利;并不是以为，头脑简单的人能有智慧的人的权利，或是粗糙的人能有敏感的人的权利。”

　　1887年，福楼丁母亲的精神疾病再次发作，当年9月在精神病院离世。在她自觉来日无多时，她给所有的孩子写了信。给福楼丁的是这么几行字：“别了。感谢我们所有的争吵，还有其他的一切，偶尔想着我及我的疯狂，……感谢我们一起攀谈的时光。真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但恐怕不可能了——逝去的已逝。我胃口还不错，气力却在快速减弱，过不了几天，我将是你死去的——母亲。”福楼丁没去探望垂死的母亲，甚至没参加她的葬礼。

　　父母都懂音乐，善写诗，两人也都敏感、抑郁。父母两边的亲戚里都不乏罹患精神疾病者。福楼丁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金钱，继承了诗歌天赋，但也遗传了精神隐患。在福楼丁死后发表的一首诗歌里，他说到自己的家族：一片再不能承受飓风的森林，我们是那最后的一群。

　　1889年，在焦虑之外，福楼丁还出现了幻觉。因为母亲去世而继承的一笔钱，支持他在这一年去德国格尔利茨（Gorliz）一家精神病院疗养。远离家乡，让福楼丁多了些自由，少了些被周围人否定的感觉。这一年他大量阅读法语、德语和英语诗歌，翻译了彭斯、拜伦、雪莱等人的诗，更潜心于写诗，创作了《吉他与六角手风琴》。这部诗集在1891年出版时，诗人已转至挪威利勒哈默尔的疗养院。诗集立刻受到热烈欢迎。

　　福楼丁是诗歌语言的创新者。语言自然流畅;大量使用头韵体、半谐音，注重音节的完美。本来，瑞典语柔美而富于乐感，虽是北欧语言却毫不粗粝，而是丰富、柔滑、纯粹。除音乐上的可能性，瑞典语借鉴了英语、法语和德语，有丰富的词汇来满足诗意表达的需要。福楼丁还善用口语和方言。借助这样的语言，他描写韦姆兰的生活风貌，表现人的情感，表现宗教和自然，想像中带有洞察力。他在维姆恩湖北岸的布隆恩斯古格一位姐姐的农庄里借住过一段日子，在那里，他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人民的生活，获得创作灵感，如《我们的牧师》、《婚姻问题》。他对不幸的人富于同情，表现苦涩的同时不乏风趣、幽默和喜悦。他对农民生活的描摹，让人想起他译过的彭斯，和善又锐利的幽默更像海涅。但他富于原创性，忠实于瑞典的自然和自己的情感。他多数的诗歌都有个故事，带声音的图像，有色彩的字眼帮他直击事件的心脏。他从个人的视角给读者故事，更让读者知道说故事之人的性情和心思。

　　福楼丁自述：“我的祖先和那些从他们那里继承的教义，对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有影响，至今尤有威力。圣经的条文始终在我耳边说着那些教义，强迫我用旧方式看待事情。”福楼丁的早期诗歌流着圣经的血脉。比如《歌中的歌》，就把《圣经》风格转换到了韦姆兰的氛围里，开篇唱道：

　　我的爱人像修长的云杉，

　　像歌唱着的清淙溪流

　　像鲜嫩的玫瑰

　　被晨露润湿

　　她的美丽的力量

　　如一支雄伟部队

　　带着轰鸣、战车和乘者

　　把她的敌人们打倒

　　并大声吼道：谁能抵御我？

　　告诉我，在山坡放牧羊群的

　　韦姆兰的女儿们，

　　开心地在路边说话的你们，

　　说说，可曾见到我爱的人，

　　我鲜嫩的玫瑰，

　　在我之先，沿着这条道路走过？

　　诗歌用尽美好的譬喻大段比兴“她”的美丽。直到有一天，“我”成了“她”的俘虏，甚至获准进入她父亲的房子，和她在阳光下说话。——然而，这都是回忆，“我”看见爱人的眼睛，已是多年以前。如今，“我”的思绪只能徘徊于旧日小径，思绪里的爱人，在众人之上，她像年轻的云杉，像湖上的阳光。诗人再次发问：告诉我，韦姆兰的女儿们，可曾见到我爱的人，沿着这条道路走过？

　　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将福楼丁划出通常的人群。他坐在自己的牢笼里，抑郁、无助、不确定，难以和他人发生联系。借着诗歌，他把自己的孤独具体为这样一个场景：被囚禁在铁栏之后，铁栏阻挡他抵达外面的世界：

　　我站着穿过铁栏看世界，

　　我可以，我却不想从铁栏中解放自己，

　　这是多么舒适，看生活如何沸腾，

　　且朝铁栏扔出高高巨浪，

　　当笑声和歌声穿入铁栏，

　　听来是那么痛苦的圆润和诱人。

　　福楼丁在1889年给大姐西西莉娅的信中还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不幸的浪漫天性和自然信仰的结晶”，是“半人”，称这种天性无论是对于成为浪漫诗人还是自然诗人都毫无用处。

　　重返《卡尔斯塔报》编辑部后的三年里，福楼丁创作颇丰，作品多收入1894年出版的诗集《新诗》。其中有一首长诗《舞会》，副题：英雄的诗。让人想起《尤斯塔·贝林的萨迦》里庄园的舞会，更让人觉得，诗歌里的“我”或许也是诗人自己。这首故事性很强，场面壮观的诗这样开了头：

　　曾经，当我非常年轻

　　那时每份苦痛对我而言都漫长且沉重，

　　那时我追随波西米亚的生活，

　　写恰尔德·哈罗尔德的诗再将其扯烂。

　　有时，我在朋友间，于悲哀和潘趣酒中融化，

　　时而放荡，时而洒脱;

　　还梦想过黄金和桂冠，

　　直至我病了脏了肌瘦面黄。

　　那时刚巧有场舞会，

　　一个冬天的晚上在市宴会厅

　　我穿着借来的燕尾服转到门前，

　　大衣太长、太大，领子也太高，

　　浆得坚挺、发硬又发黄的衬衣前襟，

　　整洁地挺出，直顶着白领结。

　　一个扣子掉了，一个鞋跟歪着，

　　我的魂儿烦闷，我的心绪恶劣。

　　也就是在《新诗》出版的这一年，福楼丁经历了一次伴着强烈幻觉的精神危机。那时，两本诗集已经给他带来了名声。一天，福楼丁正在卡尔斯塔德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突然，他的指头开始颤抖，指间的雪茄抖落了。接着，整个手臂在抖，力量之大，甚至把桌上的雪茄盒撞翻到地上。惊惧中，他用火柴盒按住额头，吼道：“我……我……我……”，像要留住自我的认知。在周围惊愕和讥笑的目光下，他急速赶回家。他开始听到声音，看到可怕或诱人的幻象。从此，幻象再没有彻底离开他。有时，他觉得有个庞然大物腾空而起。梦境和幻觉给他1896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溅点和飞沫》打上了烙印。

　　散尽钱财、肄业、沉醉于梦想、贪杯、没有牢靠的谋生手段——这样的福楼丁自青年时代以来就被认为缺少前途，对女孩也就缺少吸引力。

　　福楼丁一生爱慕女性也惧怕女性。他由姐姐们带大，大姐西西莉娅更是他的守护神。对福楼丁做心理分析的学者认为，正是被姐姐们带大所带来的性的好奇和禁忌，使本阶级女子和福楼丁关系不睦，甚至成了对他而言遥不可及的人。“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特别是西西莉娅存在的权利以及我自己让人羞惭的渺小，哪怕在我意识到我的使命的力量之后，这种感觉也从未离开我”。近视、肄业、家庭衰败、被女眷照顾，这些都是让他感到羞辱的方面。

　　早在十八岁上，还在故乡的中学时，福楼丁就开始买春。1880至1883年的大学期间，和许多乌普萨拉学生一样，福楼丁曾在大学城找妓女。那时，妇女地位相对低下。买春不违法，也不违背道德。相反，青年男子买春被认为既满足了需要，还能让他们学到点什么。

　　天性让他找寻情和色，导致他一面在妓女中找安慰，一面对他喜欢的女子进行柏拉图式的幻象。女性对福楼丁来说，要么是女神，要么是抚慰工具。1885年11月，福楼丁在给友人Hellberg的信中写道：我对和女人肉体及精神的交流渴望得要死。她们充满我的想像，让我不得安宁。我不明白为何就没有一个姑娘爱上我。”福楼丁在姑娘堆里，感觉自己是个邪恶幽灵。

　　1889年4月，他致信表姊妹西瑞：“我需要一个人用臂膀搂住我的脖子说：没事，孩子，别难过，现在你将得到一个吻——可这是办不到的。”办不到的结果是——“我”拿钱买了我的爱：

　　我拿钱买了我的爱，

　　此外我得不到别的;

　　歌唱，用沙哑的弦，

　　也还要美妙地歌唱爱。

　　梦永不实现，

　　即便如此，梦还是美。

　　对被逐出伊甸园的人来说，

　　伊甸园还是伊甸园。

　　这是福楼丁带泪的“爱的诗篇”。1893年，他遇到薇薇（Vivi），这个甜美的女招待成了他柏拉图式的情感慰藉——他总能和她轻松说话。亨利·欧尔松认为，福楼丁向薇薇求过婚，送的不是订婚戒指，而是《新诗》，可惜被友好地谢绝了。福楼丁为避免每日见面的尴尬，在1894年春突然离开了卡尔斯塔德。正是她给了他灵感，创作出了《新诗》里的多首诗篇。福楼丁称薇薇是“柔美的姑娘”，说她有一颗温柔的心。可惜不能和她结合，因为：“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他切断了和姑娘的联系，曾在信中询问熟人，是否这姑娘和理发师结了婚。这个全名叫奥莉薇娅·彼得松的姑娘，确实在1897年嫁给了一名理发师兼假发制作者。后来她得了抑郁症，于1908年溺水自杀。福楼丁是否得知她的死讯不得而知。

　　1889年，一个叫伊达·拜克曼的女教师第一次见到福楼丁。从1895年，她二十岁时，开始设法以书信等方式接近福楼丁，并想嫁给他，终被医生及福楼丁的大姐西西莉娅制止。

　　1898至1905年，福楼丁是乌普沙拉精神病院的病人，其后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医院。先在格伦达尔，在那里，遇到了二十九岁的护士西格奈·特洛紫格（Signe Trozig）。从此，她开始护理他的生活，直至最后。她也来自韦姆兰省，是个称职的护士，更是诗人的崇拜者。为平息病人的狂躁，她甚至在他身边躺下。她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诗人带温情的照顾。特洛紫格对俩人的关系欲言又止，尽管如此，亨利·欧尔松认为，也许这是第一次，福楼丁没有拿钱去买他的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斯特林堡还健在，福楼丁却已是瑞典文坛的重要人物，常有人慕名拜访。画家理查德·贝里描绘了他在精神病院和诗人的会面：“我从没有这么被一个人的外表打动过……他有力的头颅在极大程度上带着深深的精神折磨和深不见底的沉思的烙印。同时，他整个的人放射着某种崇高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似乎生活在时空之外，在所有琐屑的、断片的、日常生活填满人的大脑的一切之外……他坐在床上。手臂交叉于胸前。高昂着头。他无声地点了二、三次头，却没变换姿势。慢慢地，他开始说话，用一种低低的、轻轻的、坚定的声音，慢得像个没任何人、任何事在等他的人才会做的。他谈到艺术，带着了不起的逻辑敏锐，谴责艺术不是别的，而是谎言和欺骗。他尤其对自己的诗歌艺术毫无怜悯。他昂头坐在一堆翻滚着的枕头里，一时间，我想起米开朗琪罗对上帝的定义：在九天的云朵上漂浮的父。我带着被崇高的景象唤醒，又再次缓缓坠入日常生活和现实的感觉离开了医院。”

　　福楼丁在五十岁生日时被称为瑞典最顶级的诗人。1911年2月8日去世。那时，来了位害羞的女孩把两朵插着卡片的白玫瑰放在担架上，静静地站在一边哭泣，卡片上有串字迹，写着诗人的广为流传的，原本是他赞美薇薇的一句诗：“本该有星星装饰你的额头。”

　　福楼丁的去世成了全国性的悲哀。葬礼于当年2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克拉拉教堂举行。有瑞典大主教的讲话，有文豪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作词，音乐家胡戈·阿尔芬作曲的赞美诗。诗中唱道：

　　你是夏，是开花的春，

　　灯芯草在湖畔簌簌。

　　睡吧，我们的歌者，在你的担架上睡吧，

　　在被成千的手抬起的担架上！

　　白的成了你的发，长的成了你的须。

　　阳光射在圣经的字眼上，

　　你在你的墙边站着，

　　仿佛约伯在他的灰土堆上。

　　1921年2月8日，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举办福楼丁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