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研究》（Arbeit am Muthos）是德国古典学家和思想史家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代表作之一，汉译本由上海世纪集团在2012年和2014年分期推出。布氏著述卷轶浩繁，鸿篇巨制，且脉络驳杂，思致诡异，意蕴隐微，读起来费劲，译过来朦胧。面对两大卷印行的近七十万汉字的煌煌大著，难怪读者在网上和报刊杂志上不住地抱怨译者责任亏缺，连个译者序言也不提供。其实，当时的译者、现在的笔者不是没有意识到读者的苦衷，但同时也请读者容许译者搁下译笔换一口气，在经受了五个年头的“炼狱”折磨之后，把著主的思想和言辞过滤一下。笔者先后在《问道》（第三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美学》（2010年第三卷）、《艺术百家》（2012年第五期）、《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八期）等刊物上发表过近8万字的文章，艰难地复述和反思布鲁门伯格哲学的基本思路，隐喻体系学的基本内涵以及神话诗学基本假设。无论如何，布氏的文字总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诱惑，常常令笔者余意彷徨，难以释怀。
布鲁门伯格之所以能进入笔者的视野，当拜当今中国学术语境和国际学术环境所赐。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斗胆追述一段阅读经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准确地说，从1985年开始，后现代主义、解构论、后殖民主义、后革命、后世俗等哲学与艺术思潮涌动，其态势壮烈，景象崇高，风云可堪媲美于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动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一场思想革命。詹明信登陆北大宣讲“后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德里达、德勒兹、罗兰巴特、福柯等“巴黎万神庙”活着的诸神也成为中国学人朝觐的偶像。北京美术馆一声枪响，象征着“后现代”对“现代”的彻底决裂。笔者不仅囿于时代，而且被时尚席卷而去：读德里达，被“延异”牵引，观赏“无归河”上泡沫一般的“能指游戏”；读罗兰巴特，一心迷恋“可写的文本”，进入流行神话体系，其中修辞绚丽如同节日烟花，可消散之后抬头惟见万里冷寂的太空；读福柯，在知识谱系和考古学的晦蔽底层，于幻象之中目击一个“异托邦”世界的凶残如魅；读齐泽克，追随瓦科夫斯基兄弟一起进入“黑客帝国”，接受希区柯克的催眠暗示而逃亡天涯海角擒凶，这条道路的尽头却驻留着犬儒主义者自卑而狂妄的身影；读哈贝马斯，曾为他面对法兰克福市民宣讲“现代性乃未竟之业”而心生感动，但他与欧洲媒体及其意识形态暗送“春光”却令人激愤以至于绝望。然后，哈贝马斯来了，德里达来了，齐泽克也来了，朗西埃来了。来了就来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巨石激不起千层浪”，从此，“烟云生斗室，不复梦湖山”。人间思想似乎已经得到了一切关于“后”的主题，“后人类”都成为现实，遑论现代、殖民、政治、主权！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部题名为《后主体之后，谁主沉浮？》（Does Who come after the Subject）的论文集，卷中德里达、南希等“后现代诸子”在探讨：主体之后，总不该天空地白，满目苍凉吧？德里达在逝前反复呼吁“回归宗教”，艰难地探索“不可解构的正义”。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南希则反思闯入自体的“他者”，探索通过触觉建立人间圣爱的可能性。
“后学”重振怀疑精神，矫正思维习性，警醒生活梦幻，无疑功不可没。然而，新一代智者巧舌如簧，指鹿为马，自欺欺人，弄权作威，将哲学王国变成了精神动物园。更兼新一代犬儒以洁身自好为名，而行政治冷漠之举，权力衰落之后，而暴力畅行无阻。新智者和新犬儒，经现代媒介文化的打造而成为一种“媒介/俗众专制”（mediocracy）。诸神隐匿而鬼魅横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在十九世纪初的隐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危机。“隔岸越山遗恨在，到江吴地故都非”。诸神隐匿，神话不再流传。鬼魅纵横，虚无喧嚣尘上。南希充满焦虑，将“后学”主导人间世界的景观描写为“神话与虚无的交织”：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绝对都融为相对，虚无主义成为惟一的绝对，惟一的神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虚无主义成为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宿命。不过，南希心中尚存一线希望：人生在世的方向感，人生在世的“意义”，或许能绽放在神话与虚无交织的地平线上。“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在这条暗淡的“后学”地平线上，布鲁门伯格这个名字，像一只徘徊的孤鸿，飞过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厚重的书册，进入了国人的学术视野。
汉斯·布鲁门伯格，其名“Hans”，乃是德语之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犹如中国的张三、李四、王五。然而，这个普通符号却是托马斯·曼《魔山》里主角的名字。托马斯·曼是布鲁门伯格反复引述的作家之一。汉斯的命运同布鲁门伯格的命运相仿佛。汉斯误入魔山，而超越了生活时间，进入了世界时间，将人文与魔道、世俗与神圣、健康与疾病、生存与毁灭以及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悖论演绎为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寓言。其家族之名“Blumenberg”，意思是“花山”，令人望名生想象，浮想联翩。而这个冠以如此绚丽之名且延续着天主教信仰的家族，在二十世纪就出了一名后裔，他将引领苦难与荣耀的当代人穿越到古希腊的奥林波斯山，去领略和采摘神话之花，以慰藉工具理性和极权主义宰制之下忧伤的心灵，滋润天生匮乏而后受斨残的卑微生命。布鲁门伯格少小修习罗曼语言学和古典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浸润德国思辨哲学的氛围之中，深受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熏染，狄尔泰、盖兰、海德格尔、罗特哈克、弗洛依德、恽格尔、卡西尔、罗森伯格，都为他奉献了思想资源，给予他思想启发，但真正起思想催化作用的是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之中“此在”、“共在”概念，被转化为布鲁门伯格神话诗学体系之中的“象征化生活世界”概念。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直接为布鲁门伯格探索神话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提供了概念工具。1944年，他被羁留于纳粹集中营，幸得海因里希·希尔格保释才获得自由。1947年以“中世纪本体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在基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本体论距离——论胡塞尔现象学危机”获得博士后资格。五十年代参与赖因哈德·科勒泽克主持的概念史研究工作，六十年代为尧斯、伊塞尔主政的《诗学与解释学》撰稿。endprint
从六十年代以来，布鲁门伯格发表了三部里程碑式的思想史作品：《现代正当性》（Die Legitimat？t der Neuzei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6），对“进步”观念提出质疑，纠正“启蒙”的偏执，对世俗化、神学原型等观念展开驳难，把现代的起源追溯到晚古和中古的思想脉络中，将现代定义为“对灵知的二度超克”，以及人的自我伸张；《哥白尼世界的创生》（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5），在现代意识与基督教信仰的张力之中重审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断定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上帝”与哥白尼宇宙中的“人”之间具有一种同源同构的关系，而现代人文主义仰赖于上帝的善，基督教信仰体系乃是现代人自我伸张的渊源；《神话研究》，超越启蒙与浪漫的对立，在实在专制主义之中去寻找神话诞生和历史流布的必然，考察基本神话、艺术神话、灵知神话教义、现代乌托邦幻想以及唯心主义体系的传承脉络，追溯作为思想意象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从泰古到二十世纪流布的轨迹，将神话解读为一种生存意志，一种情感结构，一种思维惯性，一种政治诉求。
布鲁门伯格创作鸿篇巨制，但思想不成体系。一则掌故，一段轶事，一首小诗，一个比喻，一道手势，一支乐曲，一片风景，经过他的语境还原、历史考辨和文化阐释，经过他的想象变更和概念重建，统统都可以进入思想史的殿堂，获得深邃丰富的意蕴。“一个词语就是一部文化史”，“一个意象就是一个传统的缩影”，布鲁门伯格践行了这种文化深描的研究方法。思想不是七宝楼台，而是流沙坠简，因为只有流沙坠简才可以承受梦里家山的记忆。思想越是趋向于成熟，他的写作越是主动采纳浪漫主义的断章形式，大部头学术论著读来也像散文小品。《与观众一起沉船》（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9），研究古今航海和海难隐喻，将这些隐喻解读为从已知到未知不断僭越界限侵犯神圣的认知历史。《忧愁涉川》（Die Sorge geht über den Flub，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7），以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忧心烦神为视角，将生命视为一条河，将宇宙视为一片海域，将生命在宇宙之中的探索看作是一场航海冒险，而书写出一部关于灾难、关于根基失落、关于土地飘逝的思想史。《马太受难曲》（Matthauspassion，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0）则以巴赫的音乐为沉思对象，将音乐解释学和神学融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生命谋划的策略，为转身而去的神性写下了哀婉的悼词。《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2）将宇宙当作一本巨大的书籍来解读，启示人们像破解密码一样地破解象征体系，叩显开隐，烛照幽微，解读天地，解读日月星辰，解读世道人心。《走出洞穴》（H？hleausgang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是布鲁门伯格晚年创作的一部巨著，将隐喻体系学、神话诗学、象征阐释学以及文化神学融为一炉，对遍及世界典籍的“洞穴”意象展开了历史的解读，时间上起古希腊悲剧诗人下至普鲁斯特、卡夫卡，地域上跨越东西方界限而延伸到了古代东方神话，将宏观文化史和微观思想意象研究融为一体，反思了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政治哲学以及生存意志之中永恒不解的悖论。就像寇尼斯堡批判哲学的缔造者，沉入学术境界的布鲁门伯格主动远离媒体，疏远俗众，过着一种“套中人”的隐居生活，对历史文化和世道人心进行默观冥证，风声雨声他都不吭声。对偶然慕名求见者，他让夫人告诉他们：您求见的人已经不在人世！“拣尽寒枝不肯栖”。他愿意过着一种沉思的生活，而不喜欢行动的生活。他的沉思劲猛地穿透了二十世纪道德历史的苍凉与虚白，并执意在西方历史脉络之中去寻找“彻底邪恶”的母体，通过反复拷问神话、隐喻、思想意象而直逼终极真实。他不仅为现代奠基，而且还要慰藉人生在世的无穷忧患。
在神话与虚无交织的苍凉地平线上，布鲁门伯格开始了“神话研究”。而神话研究同启蒙、现代性及其后裔虚无主义、新智者运动、新犬儒主义血脉相续，断而又连，不离不弃，不即不离。人常说，启蒙清扫偏见迷信和怪力乱神，如同风扫残云，大浪淘沙，驱尽笼罩命运的苍苍莽莽，还人生在世以理性的昭昭明明。然而，真是这样么？
布鲁门伯格的思路从疑问开启，后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启蒙扫荡了偏见、迷信、神话，那么，如何解释从歌德到卡夫卡、托马斯·曼、黑塞、T·S·艾略特、乔伊斯、瓦雷里、里尔克、纪德、尼采，一轮又一轮的“赋予神话以当代形式”的绝望努力？如何解释被“逻各斯”取而代之的“秘索斯”又在文学艺术之中生机盎然而生生不息？如何解释在工具理性、人工智能和现代媒介的主宰下，源始的“诗性智慧”不仅余韵悠长而且余兴不息？
一言以蔽之，人为什么总是需要神话？且与神话相拥相抱直到永远？
启蒙赋予理性以主权，照说怪力乱神遁迹无踪。然而，最让乐观的启蒙主义者惊讶万分的是，一切扫荡神话之举，终归是败绩。那些荒诞不经令人恐惧万分的古老神话还活着，“神话研究”还在延续。那些置身世俗化而不再令人着迷的宇宙之间的诗人和哲人，还在乐此不疲地建构神话，一如用颤抖的双手托起飘零的枯叶。对于人类而言，“神话”是一种出自偶然的必然，一种自由选择的宿命，一种主动担荷而被动完成的使命，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责任。布鲁门伯格关于神话所说的一切，凝练地书写在《神话研究》的第一页上：“人类几乎控制不了生存处境，而且尤其自以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生存处境。他们早晚都可能要假定存在着一些至上的权力意识，并利用这种假设来解释（在每一种情况下）存在于他者身上的至上权力的偶然机遇。”布氏将这种无法控制的生存处境以及他者身上至上权力的偶然机遇名为“实在的专制主义”。专制，原意为绝对，不可掌控又不可逃避，拒绝理解而引发恐惧。“实在专制主义”令生活在浩淼宇宙之中的人无奈更无为。为了缓和焦虑，战胜恐惧，克服匮乏，人类惟有通过想象建构形象，利用词语给强大的“他者”命名，不断地重构形象，不断地优化词语，重复讲述神秘“他者”的故事，从而化陌生为亲近，化无序为有序，化暴力为柔情，以解释代替神秘，以有名代替无名。这就是与实在专制主义对立的“形象专制主义”，与逻各斯对立的“秘索斯”，与逻辑智慧对立的“诗性智慧”，与文明人心智对立的“野性思维”。“通过一个命名而得以辨识的东西，就是通过隐喻手法让他从神秘之物里脱颖而出，进而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按照其意蕴而得以领悟”。endprint
所谓“隐喻”，就是通过词语而实现隐秘转换，将神秘之物转换为人间俗物，将隐秘的意蕴转换为活跃的意象，从而回答那些在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布氏在60年代参与德国概念史学派，为“概念史文库”撰写词条“隐喻”，写着写着就自立山头，独抒己见，建构出一套隐喻体系范式，系统清理知识与形象、盖然与实然、象征与意蕴、宇宙与心灵、神话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概念史学派的学术志业背道而驰，布氏没有对隐喻提供一套合乎理论理性的解释和描述，反而通过追溯“隐喻”的思想史语境而重构了一部思想意象历史。从“意象”切入思想史的独特方法于焉生成：透过“意象”在历史中的兴衰沉浮来观照天地人心的盈虚消息，在相对意象体系之中发现“绝对隐喻”，将“绝对隐喻”引入生活世界，从而回答那些在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问题。
人在宇宙之间的地位如何？人与神之间如何缔结契约？人生在世，本来赤裸，绝对匮乏，如何克服这种绝对的匮乏？自我意识之诞生意味着人的自我伸张，然而如何调整人的内在与超越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事关天、地、人、神的这些根本问题，却不能温柔地弃之不顾。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说到底不是什么圣人姿态。就算是庄子，也只能无奈地“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道说那么一些不可言说的“黑色的神话学”。其中“卮言曼衍”，就是随说随扫，反复建言，以无心之言模拟自然之道，以无为之举直逼宇宙的玄奥。这宇宙的玄奥，用西文说就是“cosmology”，天地人神于鸿蒙之歌声里的和谐境界。而这鸿蒙无极的和谐，是布鲁门伯格隐喻体系学和神话研究所指向的幽深玄远之境。隐喻体系学，或者用布氏的专用名词，“一种隐喻学的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eaphorolie），却不只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首先将在生存境遇之中遭遇现实困境，同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中的“自然状态”相提并论，将一切切实可感的现实历史特征外推，一直推阔到蛮荒的泰古，推至文熄节灭的时代，而得到一个极限的概念——“实在专制主义”。然后，他又将这种源自现实境遇又被推至泰古时代的极限概念运用于“生活世界”，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史前史”的混沌洪荒与非理性洪流依然在当代“生活世界”之中延伸。生活世界绝不展示一种虚构天堂的完美与充盈，也没有展示宇宙的自然纯朴。
而神话创作和神话研究就永远在这种混沌、迷乱、恐怖和悲剧之中延续，永无止境，永不圆满。神话创作，是指匮乏的生物为克服实在专制主义而创造了形象体系。神话研究则是指人类同实在专制主义做持久的抗争，不断地重构形象体系，在历史中传布神话，神话在传播之中变型，变型的神话被耗尽了素材的潜能，神话最终被带向了最后一个神话而被终结了。布鲁门伯格的神话诗学之聚焦所在，不是神话作品（Arbeit des muthos），而是神话研究（Arbeit am Muthos）。神话作品已成实体，而神话研究侧重功能。神话作品已经完成，而神话研究永无止境。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作品沉沦在悲苦的生存处境之中，而神话研究与灾难的世界拉开了合适的审美距离。神话研究一如伊壁鸠鲁的诸神，栖居在多个世界的空隙之间，享受静观世界的乐趣，一如在安全的海岸远观海难，与悲剧隔着朦胧的距离而获得审美的快感。神话作品因为神话研究而绵延不朽，作品在历史流布之中不断地优化词语，蕴育意义，拓展空间，解构逻各斯、教义、乌托邦幻想以及形而上学体系的桎梏。所以，神话研究非常契合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新神话”之要义，传扬着写在断简残章之中的浪漫诗风。它跨越民族国界而流传，融合诸种文学体裁而再造，平息诗哲之千古争斗，而总是在生成之中，而不断逼近至境，却永无止境。
泰古地中海的丽日蓝天，生成了绚丽如花的神话。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F·施莱格尔所言非虚：在过去的神话里，遍地是青春想象初次绽放的花朵，古代神话与感性世界中最直接最活泼的一切亲密无间，泰古初民就按照神话的模样来塑造自己。然而，经过罗马帝国的强权蹂躏，经过基督教精神的洗礼，经过文艺复兴的异教灵知的浸淫，经过启蒙风暴的荡涤，泰古神话仿佛是昨日黄花，丰盈不复既往。浪漫主义呼唤新神话，启动建构理性神话和感性宗教的人类伟业。新神话，必须从精神的最深处创造出来。毫无疑问，浪漫主义把神话概念从敌对于启蒙的历史衰落趋势之中解救出来，在理性的监察下重铸了神话境界。可是，浪漫主义并不敌对于启蒙，而是延续了启蒙，推进了由启蒙开启的革命，因而他们以一种藐视的姿态，以启蒙的方式反对启蒙。这就是理性的诡计，或者启蒙的自欺，尽管是一种善良的诡计与自欺。启蒙有开示之能，却有欺骗之功，理性有启示之力，却有遮蔽之效。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敏锐地发现，启蒙灭了神话，但启蒙自己变成了神话而自我中毒了。启蒙的自我中毒流毒深广，现代极权主义，反犹主义，功利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生的文化工业，它们的合流则酝酿了二十世纪普世的道德灾难。
于是，就有了两种绝然对立的思考神话的方式，启蒙的方式和浪漫的方式。用布鲁门伯格的表述，不妨说：启蒙地看待神话，是站在自我设定的历史制高点，从终点回看起点，将神话当作迷信、蒙昧和偏见体系，力求扫清除尽而后快；浪漫地看待神话，是开启返回到泰古洪荒的追思之途，从起点看向终点，视神话为诗性的智慧，天真的世界，纯净的良知，万物的本源。从终点看回起点，启蒙地看待神话，就是对往昔辉煌的残酷洗劫。从起点看向终点，浪漫地追思神话，就是对纯朴人心的深沉抚慰。力求将在启蒙与浪漫之间寻求和解，在神话研究中“黑白通吃”：一方面，他反对用“神话到理性”、“秘索斯到逻各斯”进化的公式来把握人类意识的历史，坚持认为神话和隐喻构成了一切生命谋划的根基；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用历史衰落的趋势和文化蜕化的假说来描述整个文化历史，坚持将启蒙进行到底。于是，他超越了启蒙-浪漫之争，将神话放回到绵延不断的接受过程之中，在神话的来龙去脉之中审视它在人类文化与生命中的功能。
一种源自德国批判哲学并可以上溯到上古希腊启蒙时代的“新康德主义”偏见集中表述在“神话到理性”、“秘索斯到逻各斯”的公式中。这个公式意思是说：随着历史的进步，文化的繁荣，意识的成熟，神话被理性取而代之，秘索斯在逻各斯的掌控之中。换言之，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从蒙昧到文明的飞跃，其标志是从神话到理性，由秘索斯而逻各斯。然而，布鲁门伯格考察发现，神话在历史之中流布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却不因为启蒙的完成和理性的监察而成为枯萎的花朵。“神话与逻各斯的界限本来就是虚构的……神话本身就是一种高含量的‘逻各斯作品。”所以，《神话研究》一书的论说，始终在启蒙与浪漫、现代合法性与神话正当性、世俗化幸福和神学整体偿还的强大张力之间展开。不像海德格尔沉入幽暗的此在之流为生存做浪漫而阴险的谋划，也不像卡西尔抓住“象征形式”为世界做肤浅而乐观的描述，布鲁门伯格以神话研究来辩护现代合法性，又以现代合法性来赋予神话以生命力，以神话的方式延续启蒙大业，以启蒙的方式捍卫神话的伟大遗产。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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