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岭

　　公元前43年3月20日,帕布留斯·奥维迪乌斯·纳索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苏尔莫的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就是古罗马伟大的诗人奥维德,与贺拉斯、卡图卢斯、维吉尔并称为“罗马四大诗人”。奥维德所处的年代正是罗马帝国由极盛而走向奢靡的放荡年代,整个社会沉浸在醉生梦死的狂欢浪潮中,美酒与美女是作家们歌颂的主要对象。《爱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奥维德却是因为他的《变形记》。我们被告知那是诗人最主要、最伟大的作品,却忽视了维系诗人一生命运的另一部伟大诗作——《爱经》。

　　公元8年,《爱经》被禁,是为世界早期的禁书事件之。奥维德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东岸的托弥(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最终病死于此。据说奥古斯都是以政治原因为由将奥维德驱逐出罗马的,但历史学家指出,奥维德之所以被放逐,其著作中有关色情的内容也是原因之一。

　　1497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爱经》和但丁的著作都因为其中所包含的“违背道德”的内容而遭焚毁。该年,吉罗拉摩·萨沃那洛拉(多明我会教士,后出任圣马可修道院院长)领导宗教改革,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广场焚毁珠宝、衣服等华丽奢侈品,以及许多“伤风败俗”的书籍,并禁止世俗音乐,推行圣歌。1498年4月,萨沃那洛拉以“分裂教会”和“异端狂想”之罪名在广场中心被处以绞刑,随后在广场的火刑柱上被焚烧;一年前,也就在这个广场的火刑柱旁,萨沃那洛拉焚毁了《爱经》等书。1564年,《爱经》又被列入罗马特伦托主教会议的《禁书索引》中,理由是该书“含有淫荡的或色情的主题”。

　　1892年,美国沃辛顿图书出版公司在宣布破产时请求法院允许销售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包括业已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系列,其中就包括《爱经》一书(同时还包括巴顿翻译的英文版《一千零一夜》、菲尔丁的《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薄迦丘的《十日谈》、纳瓦尔玛格丽特皇后的《七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卢梭的《忏悔录》等)。两年后,这些著作悉数卷入一桩民事诉讼案件之中,这就是“关于沃辛顿公司案”。

　　1894年,纽约控制犯罪协会在其负责人安东尼·康姆斯托克的领导下,对沃辛顿图书出版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反对该图书公司出售这些库存的文学名著,而且还建议法院正式裁决,焚毁这些书。在宣读法庭裁决时,摩根·J.奥布莱恩法官指出:“一个企图寻找肉欲和不体面的感官满足的人,我们总会在其著作中找到他借以满足自己性欲的东西。”但是他又补充说,由于这些著作中包含有少量的性描写就片面地否定整部著作的做法,“将会使得大多数最有名的作家的英文版著作无法流通和出版发行”。法院的裁决将这些名著的具体版本特征描述为:“无论是在文字印刷和装帧上,都要是精装版……以免让这些著作得到普及性销售或购买,而是要让那些敬仰这些著作的人得到这些书,或者是让那些值得拥有这些著作的图书出版人得到这些书。”简言之,即便这些书中的内容和那些简装版的书没有什么两样,但奥布莱恩法官还是认定:“极具艺术特性、具有高质量的风格体裁、没有那些俗气和粗俗的图片,这使得这些书与其他一些应该予以查禁的庸俗而淫秽的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1926年,英国约翰·雷恩(Johe Lane)出版公司出版了由让·德·博斯切尔注解并作插图的英文版《爱经》,仅限量印刷了三百本,很快脱销。

　　当年,位于旧金山的美国海关总署查禁了英文版的《爱经》。该书在1930年的“关税法案”修订(该法案放松了对美国以外的文学经典著作的进口管制)之前,一直被当做禁书被禁止引进到美国。

　　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奥维德当年被流放黑海东岸的具体原因,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诗人被放逐甚至最终病死他乡,都与这部《爱经》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黄建华先生在“译者前言”中所说,书之祸抑或人之祸尚且存疑,惟有天才诗人的盛名及其不朽的诗作流传至今。也许经典之作都具有一种神秘的特质:我们永远分不清是伟大的作品成就了伟大的作家还是伟大的作家成就了伟大的作品,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似乎与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所谓经典,自然是一门学问中最权威的东西;最权威的,只能有一个,这便是经典的意义。如果说恋爱亦是一门学问的话,那么奥维德的《爱经》堪称是情爱文化的经典了。

　　《爱经》是古罗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备受质疑的旷世奇书。因为是禁书,原为古拉丁文的《爱经》流传下来的古抄本自然极少。译者在“新版前言”中已提到,英国牛津、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各仅存一套,而此中藏卷最为完备者当属法国巴黎本,故近代几种主要欧洲文字的译本都从巴黎本译出。

　　国内首先翻译《爱经》的是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戴望舒在上海震旦大学修的是法文。他1925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地下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通缉,遂避居松江施蛰存家中。1928年应邀与施蛰存等在上海合办“第一线书店”,出版《无轨列车》半月刊,后被查封,改名为“水沫书店”,出版《新文艺》月刊。《爱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诗人借以卖文为生、躲避白色恐怖的译作。1929年,诗人戴望舒为水沫书店翻译的《爱经》即将出版,3月23日《申报》登出广告,其中有“多情的男女青年当读”等语,次日同报又登出世界书店发行《唯爱丛书》的广告(这是红男绿女的消遣读物),鲁迅一时失察将二者相提并论,在致韦素园的信中有一段针砭时弊的话:“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唯爱丛书》和《爱经》预告出现。”后来孔另境为出版《现代作家书简》向鲁迅征集书信,翻译家李霁野明白奥维德的长诗向来被视为欧洲古典名著,于是向鲁迅建议,最终删去了原信中“和《爱经》”三字,从而澄清了误会。

　　戴望舒根据亨利·鲍尔纳克(Henri Bornecque)教授纂定的本子以散文译出。《爱经》拉丁文原名为Ars Amatoria,法文本译名是L'Art d'aimer,英译名为The Art of Love,直译为《情爱的艺术》或《爱的艺术》。著名诗人周良沛猜度戴望舒译为《爱经》,“大概怕人从书名误认为非文艺创作,才选了一个更传神的书名”。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以《爱经》名初版,印数极少。著名学者、藏书家唐弢在评价此书时说:“毛边道林纸印,由钱君匋(著名篆刻书画家)作封面,颇美观。另有装饰本一种,木造纸印,硬布面,横列烫金‘爱经两字,共印二百本,除书较厚外,反不及毛边本漂亮。此书后由现代书局重印,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再版。”戴望舒在1932年现代书局重印版的序文中写道:“今兹所译《爱经》三卷……以缤纷之词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尤见渊博,故虽遣意狎亵,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只可惜,这两种本子流传不多,“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之后,更是难见其踪影。

　　《爱经》在国内初版之后的五十多年间,一直没有重印,也未见有其他译本出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良沛搜集整理戴望舒的诗作,准备出版《戴望舒诗集》的时候,艾青提醒他说诗人译过一本《爱经》,原作是名著,虽然译成散文,却保留着原作的诗意,可读性颇强,应该拿出来重印一下。周良沛在《爱经》(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前记”中写道:“我在艾青同志的提议下,当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遍了北京的大图书馆,拜访了私人藏书丰富的著名学者和望舒在国内的家属,竟然也找不到一本戴译的《爱经》……有段时间我在香港闲住,同《读者良友》主编杜渐先生交谈,他因《戴望舒诗集》同我讲到戴望舒,我也因为他藏书有名而讲到《爱经》,这一下,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有这书,很快就复印了一份给我,也是希望找个地方再印一下。”周良沛的这篇“新版前记”写于1987年8月15日,也就是说1993年花城版的本子应该不是周先生“找个地方再印一下”的那个版本。而漓江出版社1988年出版过戴译本的《爱经》,由施蛰存作“新版序”,并由著名诗人彭燕郊写了“重印后记”。这说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1987年左右),戴译的《爱经》才开始在国内各家出版社重印再版。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阅,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便是漓江出版社1988年“犀牛丛书”版的了。

　　此后,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岳麓书社1994年旧译重刊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1年修订版,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书名为《爱的艺术》),所用的都是戴望舒的本子。

　　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建华、黄迅余父女翻译的《爱经》,这是国内第二个《爱经》的译本。据黄建华先生说,翻译《爱经》曾受诗人彭燕郊的“鼓动”。鉴于戴望舒仅仅是翻译了《爱经》当中的主体部分《情爱的艺术》(原书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恋情集》(Les Amours)、《情爱的艺术》(L'Art d'aimer)和《情伤良方》(Remèdes à l'amour),就篇幅来看,戴译本也只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戴译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参见“译者前言”关于戴译本与黄译本的比较),与黄建华交往多年的诗人彭燕郊曾多次鼓励他重译《爱经》。黄建华教授治学严谨,为重新翻译《爱经》付出大量心血。正如译者在初版的“译者前言”中所言:“为了翻译此书,我曾经参考过几个版本和法文译本,择善而从之,绝不敢随便抓到一本,便率尔移译。”于是,便有了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全本新译的《爱经》,也是国内出现的第二种《爱经》的译本。

　　今年夏天,编者有幸结识了曾与梁宗岱合译过《蒙田随笔》的黄建华教授,他翻译的《爱经》增补了原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汇集了奥维德三部主要作品的完整内容:《恋情集》、《爱的技巧》、《情伤良方》,而且译者深厚的法文功底使译文达到一种近乎完美的忠实、准确与流畅,较好地展示出《爱经》的全貌。除此,译者还做了六百余条注释,这为广大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了解和研究著名诗人奥维德及其作品,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及西方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黄建华教授同意将此书再版,于是便有了这本新版的《罗马爱经》。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从初审、校对到版式和封面设计,不敢有一丝的疏忽,生怕在这样一本经典的好书中留下些许瑕疵。受译者嘱托,编者搜集了大量有关古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图片,使其尽量与书中所提及人物及情节密切相关,以便读者能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此书。

　　编者的此番僭越之言也无非是希望读者在阅读、收藏此书时,能对这本经典著作的禁毁与重印过程有一个细致、全面的了解;使这本书给广大读者留下些更深刻的印象,并由此让奥维德及这些翻译者、出版者的名字更加久远地流传下去,这毕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一部命运坎坷的诗作,一个命途多舛的诗人,一部曲折漫长的禁毁史,一曲永恒赞美的讴歌史,引发一段与之紧密关联的翻译史……或许这些就是《爱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并流传至今的个中缘由罢。

　　(《罗马爱经》(古罗马)奥维德著,黄建华、黄迅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