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苏曼殊由日本回到上海，已是疾病缠身、虚弱不堪。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苏曼殊患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胸痛、痔疮、痢疾和肠胃病的煎熬，已使他痛苦不堪。他疲乏至极，似有不祥的预感，在致友人的信中甚至伤感地说：“人事固多变，恐后此终无再见之日。”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爱心的人，生命之火便是为永恒的爱情而燃烧。他在病中完成第三篇短篇小说《碎簪记》，陈独秀将它在《新青年》上连载三期，这依然是篇凄婉悱恻的爱情小说。陈独秀为之介绍。认为苏曼殊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局。“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陈独秀毕竟有政治眼光，从苏曼殊所营造的悲剧氛围中，看出社会压抑、摧残个性的悲哀与反动，并以此呼唤人性的复苏，张扬个性的解放。

　　1917年1月，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苏曼殊的朋友们也多是仆仆风尘，或为生计、或为事业而奔波，难以关照病恹恹的他。苏曼殊倒也悠闲自在，闲来无事。常去陈独秀和刘半农家走走，他们的夫人高君曼和陆灵素都知道苏曼殊爱吃甜食，每次来时，都要精心制作八宝饭款待他。

　　转眼到了1918年5月，苏曼殊的病情不见好转，以至卧床不起，愈发憔悴。他苦捱苦熬，不到一年。死亡之神终于降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五岁。苏曼殊走了，带着惆怅和哀怨，永远地离开这个纷杂、喧嚣的世界。

　　老友陈独秀发出深沉悲切的哀叹：“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清末民初那个风雨如晦的历史环境中，苏曼殊孤傲、忧愤的个性，决然不能为社会所容纳。于是，他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常常狂言奇行，甚至刻意摧残自己的身体，是社会的恶势力逼迫他走上佯狂弃世之途，是那个时代吞噬了他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