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礼记》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信修睦，強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处讲究信用，睦邻友好。《礼记》中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而要达到亲密和睦这一境界的关键，就在于以“信”为前提。何谓“信”？据《说文解字注》：“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信”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是以言语取信于人。正所谓“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由“信”之本义引申，“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来问政治。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句话强调办政治必须做好三件事：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在这三者之中，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民信之矣”，即必须能够使百姓信任政府，国家政治才能成功。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可见，信对于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所以政府必须取信于民。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颁布的政策得不到拥护、配合，就很难实行并取得良好效果。

　　《论语》中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君子在位时先要取得民众的信任，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尚未取得民众的信任，就会被民众认为这是在虐待他们。可见，君子使民，都是以信为先。如果民众对为政者没有信任，一旦为政者下令让民众贡献劳力，不仅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反而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抗。所以，历史上曾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变法，要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做的就是“立木取信”。

　　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

　　《左传》中讲：“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如果为政者的信用不能够得到彰显，为民众所知晓，道义就无法建立。那么，怎样才能让民众信任自己呢？《中论》有言：“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日用久；日用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如果为政者想让人们信任自己，那么即使是许下一个小小的承诺，也都要尽力实现。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效果日益长久，事情会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则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可见，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并且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不仅只有言辞的承诺，更要依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信守承诺。

　　东汉“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微言而笃行之”的典范。郭伋在做地方官时，一次外出巡行路过西河，看到几百孩童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原来孩子们听说他要到来，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欢迎。郭伋向孩子们道谢，并告知归期，约定回来时再与他们见面。但是他回来时，却比预定的日子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下，等了一天才又进城。郭伋对孩童都信守承诺，做到了一诺千金。因此，他深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

　　信由上而结

　　为政者能够率先做到诚信，也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傅子》中说：“夫信由上而结者也。”诚信是由在上位者缔结的。进一步说，君主以诚信的言行态度来教导臣子，臣子就会以诚信忠于君主；父母用诚信的身教来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孝顺父母；丈夫用诚信来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依循伦常大道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自然会服从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还有不被教化的人，一百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可见，“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迅速有效。这正如《文子》中所说：“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圣贤之化也。”

　　古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史记》记载，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周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珪的样子赠给叔虞。珪是古代诸侯朝见天子的信物。周成王说：“用这个来封赐你。”史佚就请周成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说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就要用礼仪来完成，用乐音来歌颂。于是，周成王就封叔虞为唐国之侯。“君无戏言”的典故就出自这里。

　　孔子的弟子治理单父，达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淮南子》中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却屡屡把捕得之鱼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不让人捕取小鱼。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百姓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时候，也不愿违反法令。这是因为子贱平时的言行守信，并且所作所为皆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才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对他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措施都能够拥护并配合。如果为政者所制定的制度、政策，是以一己私利，或者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老百姓就会丧失对政府的信任，更不可能全力配合。

　　讲信是修睦的前提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讲求信用无论对于自身的发展强大还是对于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荀子》中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都原本是身处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能够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都感受到其强大，并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而就是因为他们讲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就是所谓的建立了信用，就会称霸于诸侯。

　　反之，“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致力于伸张其道义，成就他的诚信，唯利是图，在内不顾后果地来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与他结盟的国家，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家），而常常想侵占别人所有的（国家）。“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果这样，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就必然导致上下分崩离析。“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这样一来，敌国就会轻视他，与他结交的国家也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至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以至灭亡。可见，导致一个国家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国的领导者不遵行仁、义、礼、智、诚、信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必然害人者终害己。因此，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个“信”字，因为“信立而霸也”。《傅子》中援引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齐襄公失信于“瓜熟之约”的故事，总结道：“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

　　不仅如此，讲求信用还是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前提和基础。《尚书》中记载的尧舜等圣王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就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君以礼与信属诸侯”的记载。可见，讲信修睦的重点落在对道德主体讲信义、守信用的修养自持之中。

　　學而优则仕：讲信修睦的制度保证

　　取信于民，对于国家治理非常重要，也从制度上要求为政者做到取信于民、睦邻修好。中国传统社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从政必须任用读书人，从人才选拔制度上落实“学而优则仕”。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所读之书皆为圣贤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圣贤教诲的熏陶。例如《论语》中多次强调讲信修睦的重要性。例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孟子》中也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为读书人日后从政做到取信于民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汉朝的举孝廉或举贤良方正，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都把德行的考察作为选拔人才的前提，保证了唯有德行无缺者才能出仕为官。

　　特别是自隋唐开始至清朝，中国的人才选拔实行“科举制”。科举考试诸科并存，有明经科，即对经典的考察。此外，还有策问、算术、地理、法律等科目，选拔各个专业的人才。相比之前的选人方式，科举制是从人的主观判断转向通过考试进行客观评判，更为公正公开，真正为中下层的寒门拓开了仕途。特别是科举制度所考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而经典之中所强调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记载的是尧、舜、周、孔的治国之道，彰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为学习和考试内容，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取向，使得“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化干戈为玉帛”“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深入人心，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识的优秀人才，因而保证了讲信修睦思想的传承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讲信修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也是当今时代能够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的重要思想理念。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