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知行合一，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既是中国哲学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为政者必须拥有的政治智慧。

　　知是指认知或良知，行是指行为、践行，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认识和理解，有许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挥，他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要求我们做到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求我们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信并落实到一言一行，决不能做两面人，等等。

　　七、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要义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最早出自宋元之际金履祥所著的《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意思是说，先知先觉的圣贤，知而能行，思想与行为一致，是后知后觉之人效法的榜样。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古代的哲学家们认为，人的外在行为是受内在意识支配的，由衷向善的人，才有外在自发的善行，所以说要知行合一。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却贯穿于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虽然各家各派在具体论证时有所偏重，但他们都认为知行必须统一，并看作是为人为学的根本所在。已故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特别关切知行关系是因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上，而必须见之于事功。

　　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时期就有“知易行难”之说。后来，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实际上他在知行观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是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过程；《中庸》里有论“知行”之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思行的统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就很明确地将知行观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了。《荀子·劝学》里也提出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种表述已经有了知行合一的味道，但总的来说，先秦时期，还没有思想家提出过系统的知行观。

　　汉代王充提出了“学而知之”，即使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程颐提出了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朱熹则主张，“知行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肯定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陆九渊也认为，“致知在先，力行在后”。只是到了明代，王陽明才系统阐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知行关系是“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进一步发挥了知行合一学说，黄宗羲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知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等观点。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的知行本质上都是在讨论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关系，述说的是德性之知与伦理、政治之行，而不是像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纯粹知识之知与科学实践之行的关系。我们说的知的“道”，犹如老子说的那个反映规律、原理、本质、真相的“非常道”，也犹如《金刚经》说的“佛说法，即非法，是名法。”讲的是知识和经验可以传授，但智慧是传授不了的，它只能靠自己去实践中感悟；学到的是知识，悟到的才是智慧。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不是指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说的“知”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他说的“行”是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说的是一个工夫，不能分为“两截”；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同时王阳明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是说，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才是良知的完成。

　　八、知行合一的基本内涵

　　王阳明反对朱熹“知行相须”的主张，认为知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由此及彼，而是“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主张两者应该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构成周而复始并有所提升的完整认知结构。一方面，知和行之间既存在因果关系、相辅而成，另一方面，学、问、思、辨、行的过程，“知是心之本体”，由心发动并开启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因此，在王阳明看来，知也是行的一种；在知之后，当然还要有行动上的结果，同时开启一个新的问学与实践周期，知和行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针对时代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法，之所以形成知行合一的思想，是认为此前程朱理学主张的知先行后会导致知和行分离，以至于不行或不知。

　　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匪患时期，在致弟子的书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强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所谓“心中贼”，指的是朝中官员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与作风腐败，这个命题针对的正是当时朝中官员说一套做一套、上下两张皮、知行脱节的不良风气，发出希望当政者扫荡“心腹之寇”，以收“治国平天下”之实功的呼吁。王阳明针对这样的时代问题，提出了通过“省察克治”之功来追求天理。王阳明在正德四年（1508），因直言触怒权宦被廷杖下狱，之后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在困境中，王阳明意识到以往在寻求“道”方面存在着方向性偏差，若能从自身价值中寻求“道”则更为直接。因为他发现当时有的学者因受个人欲望驱使，不能脚踏实地，有流入空虚的风气，好为“脱落新奇”的议论。王阳明认为，即使走上了歧路，“有疑便问，问了又走”，通过实践修正，也能达到理想中的境界；但踟蹰不前，只管闲讲，就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他从关注个人的主体性入手，重视人的个体经验，承认差别，关心实践，开始了探索之路，对知行合一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说明：一个人看见父亲，自然知道要孝顺，这就是知；孝顺父亲的行动和表现，便是行；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克服了朱子学者“格物”而却形成知而不行的局面，走出了局限于“口耳”之学的困境，有效地防止了伪道学的盛行。

　　王阳明在阐释知行合一时，批评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点也不思考就动手行事，结果是“冥行妄作”，毫无意义；另一种是仅仅停留在空想的阶段，不去实践，结果是一事无成。这两者都是没能做到知行合一的错误做法。尤其是后者，知而不行，绝不是真知。对于行，应该是慎始善终，念头一动就要端正方向，力保方向正确，而后躬行实践，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王阳明的这一主张，能有效地避免盲目行动的弊端。荀子曾经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在这里，荀子忽视了知的本身意义，而只是从实践的结果上进行判断，这一判断无法开启从行到知的新提升，只是注意到了实践的社会性价值，并没有意识到人作为认知主体的意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既对中国传统知行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又展现了重视人的主体性的特殊价值。他提出的带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知行合一思想，打破了要先知然后才能行的僵化认识，将知落实到行的实处，实现了知和行的互相促进。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人们的认知与实践提供了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王阳明在朱熹“格物”之学的基础上，提出要充分认识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知和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提出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主张。对于知和行，王阳明坚持在过程中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克服一己之私欲，实现理想和实践的统一，在道德修身的整体观之下，侧重知行的一体性，强调“事上磨炼做工夫”，“工夫”是针对人说的，人不仅能将学、问、思、辨这些属于知的意识付诸行动，进行属于行的实践，还要拥有道德、伦理、情感，能作出价值判断，从而实现知行合一。要能够超越私欲，要落实到实践而不任意妄为。只有在事上做工夫，才能达到对人在视、听、言、动上提出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工夫的开端要正知，得了真知，才能做好行的工夫。在这个意义上，知的工夫既能引导行的工夫，也能成为行的检验。王阳明又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躬行实践，就永远不会达到真知的境界，他还特别强调“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就成为一套完整的修身工夫的必需要素。

　　概言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体两面，知和行的实现过程互为表里，所以知行必须兼顾，不可偏废；第二是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没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之中，实现知行合一，强调在事上磨练、在实学中求知；第三就是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强调自律自觉，“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对善恶要有高度自觉，把慎独、自律做到极致，在道德规范上防微杜渐。

　　自古以来，知与行既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百姓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人生话题，我们要深刻把握知、行的关系。尽管有的偏重于知，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有的偏重于行，强调知易行难、行高于知，但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肯定了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辩证统一。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把握和了解，指出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他还强调说，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加深入。这不仅揭示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也阐释了两者为什么要合一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知行关系的阐释中，不仅强调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赋予了这一观念新的活力，为当代人们在实践中践行知行合一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当代社会，知行合一的实践已成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将所学道理付诸行动，才能真正掌握和应用它们，才能更好地驾驭环境。同时，只有在行动中不断学习和创新，在行动中不断地验证道理，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道理，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个人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领导干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要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为提升综合管理能力，领导干部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道理，同时不仅限于心中思、口上说，更要与实践相结合，将所学转化为行动，推动工作的发展。要讲求实效。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应该反对虚谈、注重实效，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将“实”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铭记在心。这就要求不仅要掌握正确的理论指导、了解正确的道理，更要注重行动的实际效果，做到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就不要做，做到言行一致，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领导干部既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也要不断淬炼道德和品德素养，更要不断将道理付出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在行动中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总之，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的传统美德。知行合一思想不仅是一种人生哲学，更是一种行动力量。只有將道理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知识卡片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本文选自《传习录》，大意是：先生（指王阳明）游览南镇。一位朋友指着岩石中的花树问道：“天下没有心外的事物，像这棵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说：“你没看到这花时，这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静；你来到这里看见这花时，那么这花的颜色一下就显现清楚起来，就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观点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万物一体”等，在《传习录》中均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