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一部被称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经典，这部书对于我们认识和完善反腐倡廉思想和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顺应天道，礼主刑辅

古人治国首先强调要顺应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老子》中所强调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这种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学之中体现为强调要以仁心施仁政。因此古人以礼、乐、政、刑来治国，用礼来约束人们过度的欲望和行为，用乐来引导人们达到中和宁静的心态，通过政治制度来激励人们做出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设立刑罚来惩治人们违背礼义道德的行为。礼、乐、政、刑四者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别是把刑罚放在最后，体现了古人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罚惩处为辅的“仁政”思想。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三个月都没有判决。后来父亲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都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问道：“司寇，你欺骗了我。我曾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就可以让全国的百姓都尽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将其赦免，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无道，没有教育、引导百姓走正道、行孝悌，导致百姓犯了罪，然后就要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百姓让其有孝心，却用孝的标准来审判，这是杀害无辜之人。全军溃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惩罚百姓。这是因为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弛不严谨，刑罚却甚严，这是残害；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如果从政时能够杜绝这三个方面，才可以用刑。

　　孔子接着讲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骤。从政者首先要为百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去作恶了。如果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就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能安定和谐了。所以，古人特别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行，就要罢黜惩罚那些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产生畏惧之心。如果这些都能做到，百姓自然行为端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那么再对他们施以刑罚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明理知耻且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然而现在（指春秋末期）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社会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就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罚来制裁他们。结果刑罚愈来愈多，但犯罪的人仍数不胜数。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却阻止不了老百姓越轨犯法的行为。

　　孔子的这段阐述非常明确，他强调首先要对民众进行教化，让他们知道做人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如果一味用严刑峻法来惩处，则不会起到“有耻且格”的效用。

二、顺应人情，教学为先

古人治理国家还强调要顺应人情。所谓人情，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们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呢？那就是先要通过教育来加以引导，再通过制度来进行激励和约束，最后才通过刑罚来惩治。

　　希求荣华富贵是人之常情。如果想让人特别是官员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对其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使之明理。

　　《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王昶是太原郡晋阳县人，后来升任兖州刺史，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时，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体现出对儿子和侄子的期许。他的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的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王昶告诫他们说，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品行，并以此来使父母的名声显扬。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也是立身的根本。人们只有讲孝敬，家族内部才会安定；只有讲仁义，才能深受乡亲们的尊重。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够得到富贵和名誉，但却不想要或不愿意要，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是只知追求欲望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观察往事的成败，看清将来的吉凶，就会明白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我希望你们立身处世要遵从儒家的教诲，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来为你们取名字，愿你们不要违背圣人的教诲。古时候，盘、盂上铸有铭文，几、杖上也刻有教诫之词，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到圣人的教诲，以此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的行为。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你们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随时提高警惕吗？接着，王昶说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大凡事物发展得过快则衰亡得也快，缓慢稳定地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结局。早晨开花的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讳速成。

　　松柏到了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是因为松柏有深根。《礼记·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财只是末枝。这里的“财”不仅指财富，还指一个人的声望、地位等。古人说“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载高名、厚禄、显位而没有祸患，正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凡事越求迅速，越达不到目标；仅仅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反而会把大事耽误了。《礼记·大学》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如果官员一味追求财富，且采取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不当手段，则一定会让自己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古人的教诲可谓用心良苦，他们还把败散钱财的方式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官府，官员靠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得来的钱物，随着东窗事发、锒铛入狱，钱财也会被没收、充公，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是水灾，第三是火灾，即不义之财还可能会被洪水夺走，被大火烧掉；第四是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也会把不义之财败散掉，等等。

　　《群书治要·尚书》中讲，看一个官员是否有发展前途，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观察：“内作色荒”，即在内贪恋声色犬马；“外作禽荒”，即在外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音”，即喜欢饮酒而没有节制，还迷恋歌舞和靡靡之音；“峻宇雕墙”，即居住的房屋又高又大，而且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文后还有夹注：“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

　　所以，必须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官员懂得以下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力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的悲剧发生。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古人高尚的节操，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高薪养廉，不必腐败

古人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从制度上为“不必腐”创造了条件。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除了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其发挥才能以外，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且受到尊敬，并给予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

　　《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却难以达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处理政务，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他召集陈饶等二十六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应答。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问：“此话怎讲？”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他们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之人用这些食物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甚至被风吹破了也在所不惜，但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包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是软质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像名剑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宋燕一听，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与他共进退、同甘苦呢？所以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

　　在《群书治要》中还出现了类似“高薪养廉”必要性的讨论。《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如同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至于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傅子》中有一个比喻：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导致他们牟取私利。从孝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情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治的角度出发，牟取私利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产生怨恨，有了怨恨心，仁义的思想也就衰弱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它们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的约束，不能使所有官员都洁身自好，君主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足够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历史上的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时，他的俸禄足够养活家人和门客，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维持自己及家人有尊严地生活是绰绰有余的，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其心无旁骛地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心 尽力。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靠俸禄足可以奉养自己，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百姓无所苛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因贪污受贿而失去官位，就会付出很大代价，显然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进行权钱交易了。

四、完善激励，全面养廉

通过“高薪”达到“养廉”，是古人提出的一项举措。但是，实际操作中，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廉洁的最终效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即爵位不授予没有德行的人，俸禄不给予没有功劳之人）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群书治要·傅子》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在古人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每个人都希望享有富贵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顺着人情引导人们正当地追求富贵呢？《傅子》中论述说：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就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呢？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的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高官厚禄；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低官薄禄。

　　为了确保将贤德之人选拔出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负责把孝廉之人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培养。因为如果这个人孝敬父母，他就会忠于国家；如果这个人廉洁，他就没有贪心，不敢妄取钱财。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秉持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的人举荐出来，而不是任人唯亲，徇私舞弊，还要有制度加以保证，即《群书治要·傅子》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如果一个官员举荐的人为国家建功立业，那么国家就会对举荐者给予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这个官员手下有人才却不举荐，反而因嫉贤妒能把人才埋没了，一经发现，这位官员也会受到最重的惩罚。当然，如果这个官员所举荐的人做了祸国殃民之事，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基本保证了德才兼备之人能出任领导的位置，而且还可以避免官员任人唯亲、不担当、不作为的情况 发生。

　　其次，“除无事之位”，“并从容之官”，即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如果机构重叠、官员很多，势必导致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则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对“高薪”的举措就会产生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也就是裁汰冗官。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阐述道：“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却不知道精简官员的数量，就会使国家负担过重，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须精简人员，“使人当于事”。《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记载，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物质基础就丰厚；另一方面，官吏数目减少，即使提高官员的薪俸标准，但整体所需的薪俸数目相对也是减少的，这样就不至于给百姓带来过重的负担。《群书治要·魏志》也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撤除闲散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让每一位官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均需承担一定的事务，承担事务就要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

　　反之，如果不能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由于职位很多，官员数目庞大，人浮于事，结果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地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只有精简机构，使人当于事，且俸禄充足，官员不必与民争利，一旦腐败还会付出巨大代价，他们才会珍惜自己的职位并廉洁奉公，从而走向一个良性循环。

　　最后，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尽其力。《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减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工作效率，让他们能够竭尽全力，高效地完成工作，这样才不致显得人手短缺，“高薪养廉”才能行 得通。

　　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同时也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例如，《群书治要·文子》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高薪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因为虽然官员的俸禄高了，但是如果此人的贪心很重，欲望没有止境，不知道节省财力物力，那么百姓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之人，结果他仍会为百姓带来负担，更会为自身招致灾祸。

　　总之，《群书治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对反腐倡廉特别是如何使官员“不想腐”的论述深入而全面。学习《群书治要》，可以使人深刻反思腐败的根源及其治理策略等问题。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如何把人培养成为君子圣贤而设计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人心堕落而出现的腐败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因此，汲取《群书治要》中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全面认识和实现“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