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进

　　《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是广东女作家筱敏近10年来散文随笔的自选集。

　　这年头，一本随笔集要让人感动或者震撼是极不容易的。但也有例外。

　　在一个又一个深深的夜里，我像读天上的星星一样，读集子里的文章。我和筱敏对话，和她的灵魂相遇。这是不羁的灵魂，被自由之风支配的灵魂。

　　在许多人眼里，她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人”。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哀怨似乎总是弥漫在她的脸上。然而，她的文章不小，带着雷，带着电，带着风，带着火，给我们力量，催我们奋然前行。

　　对于《成年礼》中的文章，我是一读再读。虽然不免沉重，里面却有一种力量催着你去读，去思考。这里没有风花雪月，更没有绝对隐私。她不是用身体写作，而是用灵魂、用血泪。

　　一位学者曾经描述过当代中国文坛的一种现状：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

　　许多作家的随笔单篇还可读，集在一起，便不免苍白、乏味，一个面孔。

　　读《成年礼》就没有这种感觉。

　　《成年礼》分“风，火，道路和寓言”,“记忆：1966—1976”,“流亡与负重”,“血脉的回想”,“蓝星谷”5个部分，收入《1789年原则》、《群众汪洋》、《语言巫女》、《法西斯摧毁了什么》、《乌托邦随想》、《死刑的立论》、 《书的灰烬》等80余篇散文随笔。

　　我把这些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及独具慧根的灵魂写成的散文随笔当做革命史来读。

　　多少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急切地想把我心目中的好文章推荐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想把我的读书感受告诉天下每一个人。我要对他们说：不读这样的好文章，迟早会后悔的。

　　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年，筱敏写下自己的理想：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尽管我们匮乏知识。

　　最初知道筱敏是在1998年的《南方周末》上。那篇文章叫《流亡与负重》。其文字如刚磨洗过一般，充满阳刚之气：“在这里，‘流亡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生存态度。她拒绝趋附、拒绝从属，她是尊严、自由、叛逆性、个人选择的权利，她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动荡、不能安居的灵魂。相比较而言，她具有比出国远走他乡这种外部经历更深入也更广远的含义。”“当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像峭石一样现出来，穿过时间的屏障，让我们看到远比帝王的统治史隽永的人的心灵史。”

　　我敢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筱敏对革命的见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她之所以研究革命、考察社会运动，是其经历使然、个人记忆使然，而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轻松、浪漫：“她似乎哪儿都不去躺在床上也能写出漂亮文章。”“她的写作与切身经历关系不大，她不是那种靠旅游行踪、意外变故、社会风云提供写作灵感的作家，她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清夜扪心时的所思所想。”

　　筱敏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德意志暗影”、“俄罗斯诗篇”之中，但时时与现实比照从而发现其间的关系，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她批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强制噤声的时代”。

　　她说：我们终于错愕地发现，这场以热情赞美巴黎公社的群众民主为开场锣鼓的革命，竟然以称颂秦始皇的集权专制进入尾声，这对于每一个尚记得“共和”二字本意的公民，都是残酷的嘲弄。

　　筱敏不时地叩问生命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在《情感瘟疫》中，她对德国法西斯做了鞭辟入里的挞伐。她写道：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具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她大声礼赞勃兰特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跪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碑前。她说：德意志民族的尊严，恰恰是在这忏悔的勇气中重建起来。作为诗人，作为革命作家，筱敏的文字中充满着某种神圣的东西。

　　“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己：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担了不幸。”这是《两位女性》中的一段话。文章中的两位女性一为阿尔及利亚晚报记者玛莉卡·布苏，一为江西女子李九莲。她们都是为了争取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权利，而成为危险和死亡的自觉的承担者的。

　　对于筱敏的警言，林贤治说：“这里带有一种自审意识，一种深沉的痛感。”他分析道：筱敏所有的文字，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