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吾刚

　　在友人处翻阅去年的《书屋》杂志，无意中见到老威的《胡风牢友张广天》一文（此文后收入《中国底层访谈录》），细读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张广天谈当年监狱的情况简直是信口开河，而关于胡风的叙述，也是半真半假。想来，那真的部分，大概是从“正宗的”胡风牢友那里听来的吧？

　　笔者虽然曾与胡风先生同吃一锅牢饭，但这么多年来，却一直不曾以“胡风牢友”自诩。坐牢的经历，本来是作为写书的素材，秘不示人的，但为了纠正老威先生记叙的张广天的瞎吹，避免以讹传讹，这里只好把自己当年与胡风同牢的情况公之于众了。

　　我是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个人迷信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判处死缓后被送到四川省第三监狱的。这监狱当时代号是一○一信箱，专门关押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戒备森严，有三道高墙。监狱左边确实有一条河沟，但张广天说“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这就错了。当时河沟两旁是一中队的菜地，后来到一九七七年左右，才将烈士墓下直到小河沟的一大片地方圈进监狱，修建了新的金工车间。而直到一九八一年夏我平反离开监狱时，铸造车间仍在监狱老工厂扩建后（1972年）的西南角。张广天说监狱“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这也不符合事实。我记得监狱犯人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七一年，也不过一千人左右，还包括地处三岔河的煤矿中队在内。那时监狱里只有五个中队（并非“大队”）：一中队——农业中队，二中队——麻布中队，三中队——机械中队，五中队——建筑中队，还有一个医务中队。没有四中队的叫法，四中队是医务中队还是煤矿中队，我一直未搞清楚。

　　张光人（胡风）确实在二中队，但张广天自称是胡风所在犯人小组的“学习组长”，这“头衔”就错了。那时的犯人组长叫“记录”，含义是每晚犯人学习发言时负责记录者。所谓“劳改大组长”，也无此“头衔”，当时是叫“中队犯人值星员”；犯人互称“同犯”而不叫“同改”；管教干部，犯人称“干事”而不称“政府”；各中队队部有“指导员”而不叫“教导员”。张广天说“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瞎说！当时牢房确实是每组一排躺十几个人的通铺，但并非水泥的，而是约半米高的木框架，薄薄的谷草上面铺的粗制竹席，俗称“猪儿窖窖铺”。每间牢房两排，两个犯人组，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牢房内没有桌子，也没有放桌子的地方，只是通铺的最前端，靠铁栅门两边的铁栅窗窗沿条石上镶一块巴掌宽的长木板，充作“桌子”，以供睡通铺第一位的“记录”搁放材料和搪瓷缸子之类东西。每个“记录”都发有一块半张报纸大的木制写字板，学习或开会时搁在膝头上垫记录本用。牢房阴暗，有时（如星期天半天学习时下雨）白天学习也开着灯，灯泡吊在靠近铁栅门的上方，便于“记录”读报、写字。张广天既然是“组长”，怎么会“睡在最里头”呢？最里头两排通铺间是大马桶。并非“便桶在门背后”。牢房铁栅门窗外有长廊走道，便于主管干事端把藤椅听犯人发言，或者主持“联组批判”。走道边上放置犯人的小竹凳、小木凳，长廊外屋檐下放脸盆，另有石砌的碗架。说牢房内放置“洗脸桶”、“小木凳”，那决不容许。犯人铺位的序列是由队部安排的，记录无权调整。

　　张广天说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此乃乱说，至少一九八一年前不是这样。当时到处墙上是“最高指示”，一九七二年后改称“语录”，数量也减少了。最突出的是每个中队都有一壁“监规”。

　　我入狱后在三中队“新犯学习组”，说来也巧，第二天上午在老犯人收工前，新犯排队去医务所药房吃面面药（中药粉末），发现旁边不远处一个老囚犯捧着一个大饭盅正在打量我们。这老囚犯身材较高，穿一件旧的黑色棉大衣，头上的黑呢帽没有帽檐，大约七十岁左右，慈眉善眼的，像个国家老干部。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墩墩的胖体形的中年囚犯，头上戴着白布回族小圆帽。这时，新犯组记录（老犯人）老严轻声对我说：千万别和这老家伙搭话，他是省里的要犯，今年初加判为无期徒刑送到这里来的，每月都要写检查，一写就是几十上百篇材料纸……那矮墩墩叫王林，是专门监督他的。我却对那“要犯”——老囚犯更感兴趣了，边往回走，边回头望，见那老囚犯仍在注视自己（新囚犯中只有两个戴眼镜的，我是其中之一）。次日，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吃药时又遇见那个老囚犯。见那老囚犯向我微笑，我也点头报以微笑。一会，旁边那矮墩墩招呼那老囚犯：“张光人，走吧！”

　　张光人？我听了心里一惊。张光人不就是胡风吗？我家里有一本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黑色封皮，内文是竖排的。我初中时就细读过，记得清清楚楚：“胡风，原名张光人。”高中语文书一篇课文注释也是这样写的。家里收藏的几本一九五五年的旧杂志——《新观察》、《西南文艺》等，都把胡风漫画成一个大胖子，满脸麻子。记得有幅漫画，画的是一只狼，头上挂着个笑面壳，狼身上写着胡风二字。胡风，曾像野兽和瘟疫一样令人害怕，避之而犹恐不及。当然，我们“反革命”是视胡风为硬汉子的。想不到，胡风原来竟是这样一个糯米老头。我兴奋起来：与这样的人物同监狱，同吃一锅牢饭，当引以为荣！后来，我曾因为在劳动时同另两名“反革命犯”议论“这里是特种监狱，胡风也关在这里……”而被揪出来中队批斗。

　　胡风去伙房端饭摔跤，确有其事。但张广天所谓“白饭”，还说什么“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这就是瞎说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晚餐，端的包谷粑钵钵，那时每天早晚都吃“包谷粑”——在瓦钵钵里盛上二至三两陈年老包谷面，掺水蒸熟即是。哪有半斤饭的钵钵？二中队哪来的铸造工？我所在的三中队——机械中队才有铸造工、锻工、电焊工等，而头几年伙食都一样，直到一九七七年后，有毒工种才算有了点“劳保食品”。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那时是全狱一个大伙房，一个能蒸一千钵饭的大瓮子灶。所以我说：“虽然不曾和胡风同一中队，却曾和胡风同吃一锅牢饭。”

　　胡风当时被安排在二中队糨糊房劳动，张广天说那糨糊“是用来刷标语的”，这简直是胡扯！织麻布前的工序是麻纱上浆，即刷糨糊，劳动强度很大，两个挂齿架相距二三十米，中间有几个托架，把麻纱一根根牵伸展，系上两边的齿架，满挂至少是两百根左右，然后由糨糊房端来一大钵糨糊，用一把直径约三十厘米的圆柱形特制竹刷，蘸上糨糊，把牵好的麻纱刷上浆，用力不能猛，来回奔跑一趟几十米，劳动量相当之大。我们三队老金工车间与二队织布房之间的空地就被叫做“刷纱坝儿”。

　　张广天连这也不晓得，可见他当时并非是胡风的“牢友”。如果他真的是胡风的“组长”，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胡风自杀的事呢？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胡风在糨糊房用石头砸脑袋自杀，经医务所抢救后，才送到“小院”的。自杀的表面原因大概是有犯人说他偷吃糨糊。“小院”并非什么“严管队的单间牢房”，而是关押特殊犯人的地方。在刷纱坝儿高墙的后面，墙上开一小门相通，里面只关了几名“机密犯”，但生活条件较好，开小灶、还可蓄头发。后来又在里面修了几个小院落，关押神秘的“大人物”。这是医务中队犯人李医生悄悄跟我说的。一九七九年初胡风释放出狱，三个月后我才从医务所唐医生（李医生那时已调走了）口里得知这喜讯。

　　张广天说黄廉是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这是误记。“八·一五”派的司令是周家瑜，黄廉是“反到底”派的“工人造反军”司令，而指挥重庆“朝天门海战”的则是“反到底”司令邓长春。

　　曾当过四川省革委委员、名闻遐迩的张闯也关在这里，他是牟其中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案犯，一九七七年送来监狱三中队，搞汽车小配件包装劳动。因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曾安排他晚上给犯人上文化课。

　　其他就不必多谈了。有兴趣者，今后若有可能请看看我写的书吧。藉此为“文革博物馆”奉上一砖一瓦，乃敝人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