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刊物编好下厂不几日，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第八期又捧握在手了。面对每期新出的杂志，就像面对一个新的生命，虽然幼小，但值得珍爱。

　　照例翻阅一遍。目光不禁再度滞留在《钱濮公案：真相，背景和思索》一文的几行文字上：

　　有文章透露说，《管锥编》“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损失，濮氏“小灾小难”的一纸“伤单”，是否显得太过滑稽了？

　　我再度感受到了这段文字在心理上给我造成的压抑和沉重。钱濮“公案”之是非难以定论姑且存而不论，但该文作者以旁观者身份所发的议论，使我分明感到他对一个“文化弱者”（相对钱钟书先生而言）的生命价值及人格尊严的鄙夷与漠视。钱钟书先生煌煌八卷巨著未能如愿完成固然是“巨大的文化损失”，但濮氏所受的“小灾小难”和一纸“伤单”就因此非得要遭人鄙夷甚至变得滑稽？“巨大的文化损失”与“一纸伤单”之间究竟有不有可比性？若有，何在？

　　编一个也许滑稽的故事罢。有大人物甲与小人物乙同遭打劫并被殴。旁观者丙对小人物乙的可怜相却不以为然：“你算什么？你才挨了一记耳光！还不太响！你看看人家大人物，他足足挨了一百记耳光，个个脆响！你这区区几个小钱算什么？大人物他老人家损失了几百万呢！你算什么？！”

　　不知读者诸君听了这个故事有何感想？

　　(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