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的沙叶新，不知天高地厚，或不管天高地厚，写出了“和姚文元商榷”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触怒左颜，犯了大忌。从此，这鼻子就常易感冒，不得安宁。“文革”中固然鼻运不佳，被批被斗；“文革”后还时不时因“过敏”而喷嚏连连。但他却总是乐呵呵地笑对人生，确有点宠辱不惊、看穿看透的味道，尤其在读他自谦为“丑文选”的散文集《沙叶新谐趣美文》的时候，常常读得你笑不可遏而又深会于心，体味到平时正二八经时难以体味得到的东西。
回顾他演《围城》里的曹元朗时，导演问他“第一次上镜头何以如此松弛自然？”他答以“不是专业演员”，演砸了也“不会评个三级职称”；“和漂亮的女演员演谈情说爱戏”，“绝对开心”；“结婚那段戏”“没有床上镜头，老婆不会有意见，我紧张什么？”既真诚又幽默，无庄严之道貌，有平易之亲切。篇末写妻子看了海报上漂亮的结婚剧照，对他说：“叶新，我们也去拍一张结婚照，好吗？”他“连忙说：‘好！好！好！”就更是隽永耐思，余韵袅袅。
且听听他对自己那些似乎“没有主旋律的笑话”的看法。他举了他的话剧《寻找男子汉》里男主角江毅向女主角舒欣的自白：因为身材较矮，“不合标准”，所以至今还没有对象。“舒欣：你为此苦恼？/江毅：不。贝多芬一米六三，康德一米五二，拿破仑也是矮子。/舒：那你自豪？/江：我自豪我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当时胡耀邦是党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还健在，两位都身材较矮，导演认为“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坚持删掉。戏上演二百场后，他建议恢复，恢复后得到满堂掌声，成为全剧效果最为强烈的地方。他说：“在大家不再狂呼‘万岁，不再高歌‘救星，不再把公仆造成‘神的今天，”“一句轻松的趣语，不是更显得公仆和主人之间在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吗？”
从这些笑，可以体味得到：笑里有情。如果你再读他的《更十年，再为四老寿》、《我以笑声悼阿朱》，你将感到，他的笑里不但有情，而且还有泪——为老艺术家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而泪，为“一生都希望给剧场里的观众和生活里的观众带来欢乐”的戏剧演员阿朱夫妻双双先后被哮喘夺去艺术生命和生理生命而泪。颇不一般的是，他的泪是用笑包裹起来的，甚至可以让你笑得弯腰捧腹而泪。他“悼阿朱”的那或有若干艺术加工的笑话，读者诸君读了“想不笑都几难”。他写阿朱和庄老二新婚之夜，新娘把一个痰盂给套到新郎头上而又拔不下来，只好紧急求医，仍不解决问题，最后请花匠用大剪刀剪开痰盂，才把新郎解救出来的故事，细节丰富，铺陈有致，绘声绘形，活灵活现。惯于常规的人或许会问，这是在悼念亡友么？
一点也不错，沙叶新这样看问题：“用亲昵的笑话来纪念逝去的友人，也许暗合乐感文化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所谓“红白喜事”，正体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旷达一面。庄子夫人死了，他不哭，反倒“鼓盆而歌”，曹操祭桥玄、苏轼怀念亡友文与可，都写下逝者“畴昔戏笑之言”，以见“亲厚无间”；有的农家出殡，不吹奏哀乐，反而吹奏欢快的《真是乐死人》。
紧接着的一段文字，我以为最能体现沙叶新为文的特色和思想的深度。他写道：
尤可喜者，这一新风已发扬光大，如今不论有什么天灾人祸，人们再也不垂头丧气，而是视灾难为考验，以牺牲为光荣；灾难过后，各地也都能不失时机地召开庆功会、表彰会，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化悲痛为力量，将白事当红事，以昭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既是正话正说，也有余味可吟。尤其结尾两句：“即便明年再有天灾人祸，中国人民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透露出对脱离了“红白喜事”准确原意的某些事物施以恨铁不钢的鞭挞，呈现出严肃的不是笑谈的笑谈形态，思想内涵自然而然地延伸开去，“审美的鼻子”审出了比悼念亡友更多更深的东西。要是加以简单的概括，不妨叫做“笑可笑，非常笑”吧。
他以“乌里乌里、哈罗哈八、加加加、嗄嗄嗄……”这样的“抽象发言”，在“当代华文戏剧国际研讨会”的大雅之堂上，批判“后现代主义”那些走极端的理论，诸如“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你欣赏一朵花，只要觉得它美，就无需要弄懂它是什么意思”，舞台语言“可以不要逻辑，不要句子，不要词汇；只要表现一种特定的情绪、特定的感觉、特定的印象就可以了”之类，他作了让与会代表们“面面相觑、惊诧莫名”的“抽象发言”，并说自己用的是“极为独特、极为个性化的抽象语言”，建议本次会议大家都用这种语言来“沟通”——可想而知，如然，那结果将是怎样的一塌糊涂，从而雄辩地证明了极端理论只能走进自造的死胡同。
之后，他为文作了进一步的剖析，也极具沙氏风格。他把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政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列为“二十世纪的两大‘幽灵”，赞扬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曾树起造反大旗，冲决罗网，揭竿而起，革故鼎新、涤瑕荡秽”的革命精神；指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出现了很多派别，都从萌生、发展、鼎盛到今日落入低谷。幸而中国共产党审时适变，“将人类改造社会，建立文明的共同经验纳入自己的改革开放中，而不再画地为牢”，“这才有了已见转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如果仍旧一味的极端、偏狭、反叛、破坏，“不与悠久的艺术传统对话，不和人类的共同经验携手，那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笑，那里面正有着一颗冷峻而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
鲁迅先生在《坟》的后记里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做的难度不言而喻。沙叶新继承了严肃的前辈思想者这种自省的精神，解剖别人时固然并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便是在直接解剖自己时，也是相当真诚而且无情。
“四人帮”垮台后，好些人请他去介绍“怎样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经验，他一次也没去，反而在《沙叶新，何许人？》里，坦陈自己“当时没有顶住高压”，出于“怕株连”家人等等顾虑，打消了“准备顽抗到底”的决心，“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改写假检讨，还是“说了假话”，因而“心中有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秀才遇见偷》里，开掘出隐含在内心深处本来无人知晓，甚至连自己一时之间也未意识到的似乎无意识的意识，加以挞伐，谴责自己“感觉到我没有以前那么勇敢了”，因为十七年前他曾在火车售票窗口，毫不迟疑地勇抓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小偷；而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他眼看小偷和追小偷的被盗者从自己面前跑过而“一声不响”，但在回家路上由于“不满意自己”，折回去找见似乎是小偷的人，又怕万一认错，仍不能当堂抓获，最后只好向长宁分局刑侦科报了案，而“心里仍不平静”。十七年后的没“那么勇敢”，自然有着人所共知的社会因素，但沙叶新却着重解剖自己的灵魂深处，确又很需要一点勇气。
何燕屏在《开心的泪滴》里，状沙氏的“为人为文，往往三言两语，淡写轻描，就令你笑得前合后仰”，喻之为“开心果”。同时也体味到这“‘开心果掰开，滴出来的液汁是泪珠”，这泪来自沙氏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沙氏称“一切有价值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情书”。（《我的欢快脚印》）在同文里，他宣称他的“情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趋时、不媚俗，不去狭隘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去故意地贬低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形象”。这就极有助于理解他在写出以“几句‘不严肃之词，点破很严肃主题”（魏明伦语）的好些鞭挞丑恶的作品，同时，又写出饱含崇敬之深情的《陈毅市长》的原因。我个人极为赞赏这种公允求实、光明磊落的态度。但这态度常常两边不讨好，右眼看你“刺儿太多”，左眼看你“前卫不前，先锋不先”——仿佛人是必须选择一个极端走去才行似的。所以沙氏感到“经常有一种形而上的寂寞”（《出售“鼻子”》）了。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我想，我辈凡夫俗子，只要良知未泯，有时也会让寂寞在心里跑马的。于是，我觉得我有些理解沙氏的感叹了——他说，“其实，地上本来有路，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门前那条路》）
自然，似乎没有路的地方，人们还是会走出一条路来的。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