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近来关心舒芜的人又多了起来。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至二○○○年一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绿原、朱健、朱正、余世存等几代文人先后在《文学自由谈》《书屋》等刊撰文专门谈论舒芜，看来舒芜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忘掉的人物，这倒有点叫人嫉妒。笔者也是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对舒芜个案进行研究，并撰写了两万字长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发表在该年第六期《黄河》双月刊上。然而有趣的是，以上这批文章都是在作者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完成，又颇富戏剧性地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集中发表的，整个过程仿佛受到了某种神奇的暗示。人们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舒芜，也许传达出某种耐人寻味的讯号。

　　当舒芜在一九五五年那个春天，为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供编辑核对他的文章《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用，将胡风的信件整理好交给人民日报社编辑叶遥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了暴露在历史视野里的一个孤独的目标。他本来是想做一件和许多人一样的事，那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融入到整个时代的洪流中去（这样的打算，胡风也有过，只是因为被周扬逼得无奈，才写了三十万言书），然而他却意外地发现，当他将自己的热忱全部交付出去的时候，人群一下退远了，包括他想投靠的那个群体，都一下子变得陌生，只留下他一个人，暴露在人们的射程之内。此后半个世纪，无论风云几何，他都被视作异类。他也未幸免地进了牛棚，他从不提牛棚的事，他对“胡风集团”的命运感到内疚，他的命运，我只在零星的书籍上，如他的同事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读到过。不过后来，他被知识精英们视作研究知识分子人格的反面教材，成为叛徒、犹大、告密者、倒戈者、卖友求荣者的代名词，倒是笔者亲眼所见的。

　　在文学道路上，胡风确对舒芜起到了引领者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得舒芜在历史上居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也成为对舒芜的“出卖”行为表示不满的人的口实之一。舒芜自己也承认，正是胡风改变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胡风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是鲁迅的学生兼朋友，为人耿直、热情，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世界丰富远不同于学院教授生活的单一，诗人和理论家统一于一身。他的激情、敏感、对新文学建设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使具有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青年舒芜在他身上发现了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这一切使得年龄、名气比舒芜大的胡风成了舒芜尊崇追随的兄长。”（余世存：《在迷失和回归之间》，载《书屋》2000年第一期）然而，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倘是老师、兄长，便不能“背叛”吗？

　　笔者在《存在的代价》一文中表达了将舒芜放在历史的逻辑中分析和定位的愿望，而许多指责舒芜的道德家们，至今还摆脱不了从亲族和集团的角度攻击舒芜“背叛”的不合理性，这种尺度里面掺和的伦理标准，还带着很浓重的封建色彩（如义气、师道尊严等），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批判力量。笔者从来都不反对对知识分子人格进行反思，但是究竟从哪个角度切入，却是差别很大，足以反映出批评者的思想素质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很早便表达出个性解放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舒芜踏出这关键的一步，胸中或许就闪现过这句铭言。他感到了自己与“胡风集团”的距离，他反对胡风“宗派主义”的愿望是真诚的，用余世存君的话说：“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走出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环中。”（出处同上）那个时代不允许人们隐瞒个人的观点，况且，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是一个知识者的权力。他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聪明的过来人自然知道舒芜当时的思想是错的了，他被那个时代同化了，在一个强大的话语主体面前失去了自己，成了一个盲从的迷信者，然而在当时，又有谁能给舒芜亮出黄牌？事后的裁判，永远是最好的。今天的人们可以嘲笑舒芜最终选择了谬误，但是人们无权嘲笑他选择的权利。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选择自己价值尺度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是出于真诚。至于选择之后的结局，是任何人不能判定的，一切只有交给历史去裁决。即使今天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也不必高兴得太早。

　　迄今为止，舒芜的全部过错仅在于他走出了胡风的思想体系：“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出处同上）胡风是他的师长，这一点他从来不曾动摇；胡风有宗派主义，这也并没有冤枉他；胡风不是反革命，这在他心里也自始至终不曾变过。他所做的，没有超出思想者的范畴，至于揭发一点小秘密，好去领一点卢布，像许多人干过的那样，却是他所向来不齿的。所以，说舒芜是告密者、叛徒，实不准确。如果幕后那些拿着舒芜的文章和提供的原始资料（即胡风的信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人都不再被追究了（比如那个后来比窦娥还冤的罗瑞卿，在胡风案件中，明明找到了对胡风有利的证据，即国民党特务曾试图抓捕胡风，却仍固执地认定胡风是美蒋特务，参见王康在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百年潮》撰写的有关文章），如果大浩劫的设计者都被原谅了，又为何总是抓住舒芜不放？除了告别（或者按照流行的叫法，称为“背叛”）他的老师以外，舒芜并没比他的同代人做得更多，更坏。更何况，人又是生而拥有怀疑和“背叛”的权利的，正像拥有尊崇和服从的权利一样。茨威格就曾张扬过“异端的权利”。鲁迅是最大的背叛者。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亦无不背叛了当时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如果舒芜的“背叛”真的将他引向真理，他便成了英雄，而舒芜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他的“背叛”，却偏偏将他引向歧途。从某种意义上说，舒芜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又如何让他全部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胡风交情甚笃、曾锒铛入狱的聂绀弩是具有历史眼光的，他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转引自朱正：《〈我思，谁在？〉序言》，载《书屋》2000年第一期）不去谴责乌托邦谎言的制造者，却先要批判其受害者，这是天下头等不公平的事。以一个渺小的个人，代一种体制受过，或许正是有些人的希望，以当今知识分子的智商和觉悟程度，是早该看破这一点的。

　　朱健先生在《致朱正》（载《书屋》2000年第一期）一文中，大抵仍视《致路翎的公开信》为舒芜人格上的伤疤，对舒芜的忏悔不够颇有几分微词，认为舒芜的《我思，谁在？》一书不收伤疤文章是一种有意的回避。比朱先生更猛烈的不乏其人，何满子、林贤治、摩罗、万同林等均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文字，颇得鲁迅先生“横眉冷对”之真传。舒芜能按他们的设计直去忏悔吗？我想不会。从事件的结果上看，牵连出那么多的悲剧，舒芜确为他的举动痛悔，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却不给他其他选择。“舒芜现象”实在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正常现象，这段插曲，是绕不过去的。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这样“荣幸”的角色而已，倘得到了，也未必演绎得比舒芜差。胡风的悲剧，归根到底还是体制所为。体制做了许多舒芜根本做不到的事。舒芜充其量是个思想上的迷路者，而非道德上的小人，那么他的忏悔，也只能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故而，对于人格上的攻击，他一直保持着沉默，或许是觉得没有争辩的必要。但在思想体系上，他没有放过自己，他把个人的遭际同知识分子百年精神链条结合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思考中度过，思考败坏了他，也最终会成就他。他将他的一生浓缩成一本书——《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里面坦率地收了记录他迷途痕迹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不知朱健等几位先生读过没有，倘未见到，不妨拿来一读。

　　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于饮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