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临近结束，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诸如给大师排座次、为小丑点白鼻之类，赏善罚恶，层出不穷，宛如最后审判。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也颇为好事。然而众所周知，笔者宗师老聃，与儒门宗风不同，依吾师教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不作盖棺之论，仅出游戏之笔。当世巨子，必有遗珠；跳梁小丑，偶或齿及。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笔划为序。本拟凑满百数，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顾数之圆满，权当不齐之齐。呜呼！千载之后，无非枯骨，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
巴金《随想录》
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圣化情结”，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巴金是可敬的，因为他是忏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须忏悔，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
丰子恺《作客者言》（《缘缘堂随笔集》）
至情至性、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字字藏刀的笔墨，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视角诡谲，笔法多变，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独一无二的，文自然也难逢其俦，遂成空谷绝响。
王了一《关于胡子的问题》（《龙虫并雕斋琐语》）
《代序》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经著作《古代汉语》的王力颇为多产，而写胡说散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王了一并不多产。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以产量较低之故，所以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影响大，但质量并不低。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胡说”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
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读书》1990年第1期）
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但也正因为与纯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
王朔《我看金庸》（《无知者无畏》）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后游学西方，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批判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有趣。在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无畏的胆识，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思痛录》第十四章）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经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录》，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在《编辑的忏悔》中，韦君宜承认，作为编辑，她长期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
北岛《朗诵记》（“新语丝”网站）
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史铁生《我与地坛》
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语言素养很高，有一种特殊的“笔墨博学”，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既纯粹又老练，既世故又无邪，既锐利又开通。
龙应台《小城思索》（《〈书屋〉佳作精选》）
台湾龙应台女士，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气。故聊备一格。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重读大师》）
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记恋冬妮娅》表明，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
李敖《由一丝不挂说起》（《独白下的传统》）
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李敖博学直追锺书，狂癫不让梦露，真言与呓语齐唾，风雅与风泼共舞，若仅以此标准相衡，自视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并不唐突，何况锺书不屑与他论列，梦露的两只“大奶奶”又摇向别处去了。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辉《沧桑看云》（《收获》杂志）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书》）
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那么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说，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但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
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美学文选》第一卷《谈美》）
作为美学家，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他的《谈美》和《谈美书简》，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而尤以《谈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遥读〈红楼〉》）
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所谓《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评者一人，而明暗之间，倏忽万变，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
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地气”有关。这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但还原文章本身，却与作者念兹在兹、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是可以用丰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并由此走向独特、强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学语文教材》）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乍别妻儿，方沿荷塘，满心满眼却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恶俗之气，弥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散文精编》）
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差距就那么大。这和创作态度有关，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这篇《我的母亲》，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遂稍可读，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开伟先生》（《〈书屋〉佳作精选》）
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
陈村《意淫的哀伤》（《〈书屋〉佳作精选》）
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写作沦入流水线作业。然而在这篇实属罕见的优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机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种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两个极端的艺术典型中，他深刻洞见了性与爱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
陈丹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移花接木，结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产生了阅读期待。风花雪月本属华夏文化之精华，它可以存在于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却独独不会出现在上海，现在居然被发掘出来了，上海的附庸风雅者当然要争相阅读。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代表，急于追慕西化的内地人当然把上海的伪巴黎风情看作风花雪月，于是内地的附庸风雅者也争相阅读。把这本书称为《上海的附庸风雅》显然更恰当，但那样一来，就没什么人会读此书了。没有误读，就不会有畅销书。
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湘行散记》）
沈从文的散文，像他的小说一样浸透了湘西的风情。沈从文是湘西之子，更是大地之子。正如湘西离不开沅水、澧水，沈从文的散文也像他的小说那样，氤氲着湿润的水气。这篇散文，正是最典型的沈记散文，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间离于时代主题、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温润情怀。
何清涟《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书屋〉佳作精选》）
何清涟有一种在野的入世激情，这既是她令一部分庙堂先生不快的原因，也是她在民间赢得广泛喝彩的原因。她的思想明晰准确，擅长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达最难缠的话题；她的语言率真直白，但仍不失凌厉锋芒，恰如记者本色。她进入散文界似属误打误撞，然踹门而入之势，竟无法阻挡。稍想原委，或许在于她博涉众域而无玩味之意，志存高远而无冠冕之虞，秀旗甫展，顿时猎猎生风。
苏青《我的手》（《苏青文集》下册）
由我来挑选的话，苏青《我的手》是可以入选中国世纪十大散文而无愧色的，而且我还不想让它叨陪末座。这只“手”似乎是在为罗丹准备创作提纲，酝酿创作激情，一经完成，顿归不朽。寥寥千余字，人生的沧桑，世态的寒温，于不经意间如根根骨节暴出。一折杰出的文字戏剧，一帧卓绝的文学特写，读罢喝茶不是茶，见手不是手。
邵燕祥《我代表我自己》（《忧郁的力量》）
老诗人邵燕祥，近年全力耕耘散文，再次验证了“工夫在诗外”的格言。这篇散文在普遍缺钙的当代文坛中，具有罕见的刚猛力量。这是一篇并非宣言的宣言，一篇当代知识分子宣布思想独立的战斗檄文。邵燕祥认为，“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人”，怎么能代表“我的七情六欲，我的意志和愿望，我的是非和爱憎呢？”“我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代的。”
汪曾祺《跑警报》（《蒲桥集》）
汪曾祺的散文，与他的小说在风格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散文是笔记风格，而他的小说也被称为新派笔记小说。他承认不喜欢唐人传奇，而喜欢宋人笔记。这篇《跑警报》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笔记风格。作为一个末代江南才子，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包括绝妙的机智和散淡的性情。他认为中国人久经忧患，心理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不在乎”。他认为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国人，是永远征不服的。
扬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鉴》）
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恶的，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低出一头者是可敬的，扬之水可贵而又可憾地属于后者。心或许高于顶，头实在低于踵，仿佛用一枝出水不畅的原珠笔写作，每写一字，即须轻呵笔端；仿佛在一间有婴儿熟睡的小屋里动笔，凡放一言，必要轻压稿纸，唯恐弄出多余的声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何妨说”，“又何妨说”，“但如果说”，“或者可以说”，到头来，免不了还要低眉下气地问一声：“恐不致大谬吧”？——真想说一句：大姐，你大胆地往前走。
余纯顺《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刚强不息，其势如影随形，如风激浪。一条孤身徒步闪现在雪域高原上的绝代好汉、“醒世男儿”，他的心潮心声，足迹奇迹，又岂止值得瞩目而已。散文从来不应由所谓“美文”独擅其美，它更应成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包括壮士的侠肝义胆，赤子的赤诚情怀，行者的精神家园。何况，作者的文字也实在不赖，正应了那句评语：一千个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纯顺。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选集》）
余光中是让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点也许在于过分完美，风格一以贯之而较少变化，一句话，一个天生的文学主义者。语言，无可挑剔，漂亮至极；性情，婀娜多态，繁复丰饶；学养，充沛饱满，素无硬伤；见识，高蹈昂扬，一语可缄众口。此诚非常之人，故当以非常之境责之：化板为熟，神乎其技，君固游刃有余，练熟为生，独辟穷荒，尚待更上一层。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是出色的小说家，对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写小说或小说写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尔反尔的，心血来潮的。这篇散文表达了余华对自己的可贵质疑，标题所问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对弟弟的教导：“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此话使辛格成了小说家，也同样激励着余华作为小说家的自信，但使他时刻警惕不要成为一个空谈家。
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想飞的翅膀》）
余杰入选，当然不是根据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据他闹腾出的声响。他好斗但不是斗士，他过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绑定在绷床上，结果便只能以“蹦极”的方式在文坛颠跳。问题是，那绳子扎得太紧，像一个水手结，他自己完全不具备解开它的能力，他只能由着蹦床的弹性，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
辛丰年《两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闻》）
将该文首段略改数字，稍添数语，即可移评其文其人：文学和音乐他都有兴趣，对于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为用，也很感兴趣。不仅于杂览之中兴会淋漓俯仰其间，还以此为话题，献上珠玉一盘。说是“无非向大家推销严肃音乐而已”，实则大珠小珠，珠玉激溅，还向读者奉献出了天下罕见的至情文字：用心灵感受音乐，用旋律制作文章。观此一文，有得无失。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佳作精选》）
厚积薄发，一气呵成，以大爱写真情，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
金克木《鸟巢禅师》（《天竺旧事》）
经过五四洗礼的金克木，年轻时游学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但体现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记述旧时行迹，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于时间和历史维度之外的永恒精神的同时，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包容。而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树上的现代中国和尚，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化身。
茅盾《白杨礼赞》（《中学语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样试图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须有的理想、精神、气节，是中国文学的一道传统招牌菜，其滋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一盘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这篇名文当然也没有成为例外。也许，正因为文人们对讴歌蚂蚁，礼赞白杨过于热衷，才使得中国文化的博物识性之学迟迟得不到发育。不必说，它除了容易滑入滥套之外，还与“虚伪”有着可疑的暧昧关系。
林语堂《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语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于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属于那种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被自己逗乐的类型，妨碍他写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发的朗读一遍的冲动。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兴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语的说法，最容不得言语无味。比如针对文人的颓唐陋习，他评论道：“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括弧里的见识，实有药石之效。
林贤治《夜读遇罗克》（《〈书屋〉佳作精选》）
林贤治视野恢廓，持论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无毒镞，议论有板有眼，见识清畅可嘉。作为思想家，他固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夹缠的头发丝待梳，首要的任务便是清理庞杂的思想来源，以使自己不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诸依傍，直抒己性，大写己意。他有这个能力，应该也有这个抱负，以他的学理胆识，情性血气，假以时日，必当赐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杨步伟《杂记赵家》
语言大师赵元任之妻杨步伟，在这本绝妙的小书中，记述了随夫游学欧美的奇妙经历，广泛撷取二十世纪初年游学欧美的众多中国名流的生活趣事，从中不难捕捉当时中国文化融合中西、力图东山再起的雄心。文笔虽业余，然而避免了书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读、逸趣横生，不失为不可多得的笔记散文的妙品。
杨绛《孟婆茶》（《将饮茶》）
一种吴派太极拳风格的文字，内力浑厚，一招一式皆缓极静极，专注于守，反弹力又极为惊人。虽然近来因家门惨痛而有点情绪失控，笔墨失检，但当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罢），实在是雍容高贵，宁静致远，有灼灼之华，无夭夭之态，婉而多讽，曲而有致，收拾停匀，一派大家风范。——杨绛先生提醒我们，文学家也该和政治家一样，实行退休制度，不必战斗到最后一息。
杨朔《荔枝蜜》（《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郁达夫《故都的秋》（《大学语文》）
这样深沉的题目，交由这样感性的诗人来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达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笔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时而流动，时而郁滞，时而轻滑，时而磕绊。只是，由于太过寄望在对比中求得意蕴，文气难免由亚热带的滂沱大雨转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地区的绵绵梅雨，反使元气受损，高明遂降格为聪明。
周作人《三礼赞》（《知堂文集》）
分别是“娼女礼赞”“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虽为闻道之语，实属见性之论。庄谐并出，严温交加，“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纵亢强，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绕树三匝，知堂之论，每多黄河九曲。至于何处趋缓，何处渐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只觅枝之鸟。说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泽雄《说狂》（选自《当代眉批》）
周泽雄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寻常话头，转眼点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马万言，妙语如演连珠，骏逸如春梦无痕。品读此君文章，如入阆苑仙林，中外艺事史迹的弘富宝库被作者挥酒自如地任意驱遣，散文之丰美蕴藉、韵致悠远，堪称一时之选。本文中摩状狂语惊世的天才作家“如一个卓越的将领，总能以奇妙方式率领词语方队抵达真理的要塞”，虽非自况，却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张爱玲《更衣记》（《私语》）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张承志《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斗志高亢，性情矫激，独往独来，攘斥异己，擅长以肝气为文，以肾火燎人，其内在心理图像或有幼稚之处，然发为文章，犹不失为可观。尤其，当他将自己充满神经质的锐敏气质和冰雪敌意，矛头反转，对准自己的灵魂或自然界时，立时便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字风景。他的感性饱满有力，文字如脱壳之稻颗颗射出，思绪（不是思想）如出栏之牛漫向山野。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他这样认为：“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于是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读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动，而作家手植的黄山松在寒风中壁立千仞。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这篇报告文学，是我们这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开山之作。此后不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来不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而在中国依然是猜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报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缘故吧。
梁实秋《谦让》（《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擅长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为人注意的场景，用寥寥数笔的精确勾勒和恰到好处的雅淡幽默，对中国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谑而不虐的针砭。文风淳正，不走偏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允称现代散文的不朽经典，非大手笔莫办。
黄爱东西《伦敦桥垮下来》（《新民晚报》）
爱东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风劲吹的时代，掇上词尾“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足见黄爱东西的机变。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笔名中的小日本风，就像俳句与和歌那么短小。就像“每天爱你一点点”、“每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流行歌曲，她弹着“伦敦桥垮下来”的曲子，却连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为什么至今没有垮下来。我也很奇怪，难道她还能垮到更下面去？
黄仁宇《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五年》）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黄裳《海滨消夏记》（《读书》1981年第7期）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散文》）
画家谈人，永远有作家不可企及之处，他的笔除了横撇竖捺，还特别擅长勾勒线条，处理明暗，表现阴影，如果是中国画家，则还多出一份水墨烟云，供世态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没，每一句都似可有可无，同时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应，一旦照应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会丰饶得没完没了。一眼虽可览尽，三代仍留墨香。黄永玉堪称翘楚，谓予不信，请试读《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梁遇春《人死观》（《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话：“胡（适）先生说：‘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说得好，我们借此既可对胡适多些了解，又可对评论者多些了解。虽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别说“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为什么不回敬适之先生一句：做爱也是要用力气的。
遇罗克《出身论》（《光明日报》）
遇罗克烈士的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他的思想是朴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仅仅由于出身，有些人就被剥夺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罗克用生命得到了这样的平等。北岛在纪念他的名诗《宣告》中写道：“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董鼎山《忆中南京路》（《万象》1999年第一卷第5期）
“纽约客”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在国内有格调的刊物上出没频频，但要说这位“白相相”的前辈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仿佛无从入手。掌故，有一点，但篓子并不丰富；趣味，有一点，但味道尚欠勾兑。正经，有一点，不正经，也有一点。按说随笔就该如董鼎山这样写（至少照英国规矩是这样），拉拉杂杂，涂涂画画，但董氏散文给人的感觉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附带提一下，许是“岁月催人唠”，董先生关于美琪大戏院名字的那桩趣话，小生我已听过不止一回了。
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乡愁的理念》）
香港散文名家董桥，因与大陆文化的间离效果，从容地以一种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采撷文化片石，给华语散文平添了一段风情。然而风情即便万种，有时会倒胃于过度的卖弄。本文是董氏代表作，也正是其卖弄风情的最佳标本。浅显而稍嫌甜腻的比喻，加以港式专栏作家媚雅文笔的随机点染，可谓瑕瑜互见，姑且立此存照。
鲁迅《战士和苍蝇》（《华盖集》）
绕不过去的世纪文化巨人鲁迅，小说和散文的成就都是世纪性巅峰。先生散文名作甚多，故有意避开坊间热选，独独拈出此篇短章，以回儆热衷于翻案、专挑鲁迅“缺点”的当代批评家的嗡嗡之声。先生曰：“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舒芜《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读书》1993年第11期）
舒芜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而且比周作人用力更勤、坚持更久，舒芜也自觉地以周作人这一方面的后继者自命。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周、舒二人都被士林视为“大节”有亏，而吾国士人对妇女大都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且均自视为“小节”。周、舒的“大节”是政治性的，而士人的“小节”是文化性的。或许在周、舒二人的视界中，大、小之辨恰与流俗的意见相反，孰是孰非，似乎并非没有反思的必要。
舒婷《明月几时有》（《心烟》）
诗人写散文而成功者，已举北岛为例。诗人写散文而失败者，可以舒婷为代表。她开篇说：“很久以来，知道有个郑愁予，是因为他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种港台式花哨的组词练习，居然让一度被谬誉为大陆最佳女诗人的舒婷感动，难怪其诗其文均如此乏味。为此，她还使我永远不想读郑愁予的诗，如果郑愁予写过其他的妙句，他只能怪舒婷谬托知己了。
韩少功《性而上的迷失》（《读书》1994年第1期）
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在当代中国，论综合素质，韩少功也许最为全面，单项指数也个个居高不下。能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全面出击且均有不俗斩获，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来，固得更执，洒得更脱。瞎想一下，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莫里哀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角惊喜地大叫：“我可真没想到，原来说话就是散文！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说了几十年的散文？”白话文走过了一个世纪，散文被誉为成就最高的文类。然而细检成果，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相比差距尚远。其实散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幻想该结束了。我对新千年的新期待是：请作家们写出更好的散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二○○○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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