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沒有出现过“统一”一语，但是使用了“一统”的概念。《史记》记录了秦实现“一统”的历史。《史记》有关秦政的论述，对许多方面有所否定，但似乎对“一统”的历史趋势是肯定的。这一文化态度，应当与“《春秋》大一统”的政治导向有关。《史记》关于“一统”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汉历史的真实走向。太史公肯定“一统”，却对《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出现的“别黑白而定一尊”或“别白黑而定一尊”的行政方式有所批评，这显然体现了他清醒的政治观点，透露出开明的历史理念，值得我们在读《史记》时予以重视。
一、《史记》言“天下一统”
对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 21）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史记》没有采用“统一”的词汇予以记述，而习惯用“一统”一语。《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按：（周）王赧卒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这是在关于周史的回顾中说到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张守节作为唐代学者，这一说法，自然偏晚。《史记》本身出现“天下一统”之说，见于《李斯列传》中吕不韦的舍人李斯“任以为郎”时“说秦王”的言论：“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敦促秦王政“急就”而不失时机，积极进取，“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而对于后来实现统一的政治成功，李斯的说法是“并有天下”，“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
“天下一统”的说法，也见于《汉书》中对于汉帝国政治局势的记述，如《异姓诸侯王表》和《师丹传》。《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可见曹植的奏疏，也写道：“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又如《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邻》所见孙邻语，也说“天下一统”。或许可以说，在《史记》之后，“天下一统”已经成为政论熟语。
《汉书·武帝纪》说“中国一统”，《后汉书·朱儁传》可见“海内一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可见“万里一统”，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远近一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九有一统”;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诏，《三国志·吴书·胡综传》载胡综为吴质作降文，均言“普天一统”，也语义相近。
这些政治判断和政治取向的表达，很可能是受《史记》“天下一统”说法的影响。
二、《史记》言“海内一统”
《史记》对于秦国实现统一，多见“海内一统”的表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廷尉李斯”建议行郡县制的政论，说道：“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
《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上文“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的历史变化，使用了“海内一统”之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所谓“海内一统”，《汉书·司马迁传》写作“海内壹统”。
《史记》中所见“天下”和“海内”的习惯性对应，起初即用以评价秦统一天下的事业：“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史记·魏世家》）“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史记·刺客列传》）“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天下”和“海内”都是说当时最宏大的政治空间。
在《秦始皇本纪》中又可以看到“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的说法。这是“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也就是王绾、冯劫、李斯等重臣奉命上书“议帝号”时说的话。正式的官方政治宣言中的这种说法，又如琅琊刻石：“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秦二世回应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的进谏，说道：“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也说“天下”“海内”。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意思是“海内为一”的政治格局为“周流天下”的繁荣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条件。
“天下”“海内”的对应，在汉代政论文字中多有继承。贾谊《过秦论》写道：“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正是例证之一。《史记·孝文本纪》中还有：“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有时“天下”“海内”的使用，形成了严谨的对仗语式。如《史记》的《淮阴侯列传》：“名闻海内，威震天下。”《淮南衡山列传》：“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汉书》也多见这样的语例，如《律历志》：“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伍被传》：“临制天下，壹齐海内。”《贾谊传》：“威震海内，德从天下。”《韩安国传》：“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吾丘寿王传》：“天下少双，海内寡二。”《东方朔传》：“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鲍宣传》：“承天地，安海内。”学者或许可以将这种政治语言学的特殊现象作为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史记》所见以对“海内”即“天下”的全面控制来称颂秦始皇政治功绩的话语，有周青臣说：“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淳于越说：“今陛下有海内，……”秦二世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又有“制御海内”之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中类似的说法，又有《平准书》“并海内”，《三王世家》《刘敬叔孙通列传》“定海内”，《平津侯主父列传》“危海内”，《高祖本纪》“威加海内”，《秦楚之际月表》“平定海内”，《礼书》“总一海内”，《律书》“恩泽加海内”，《范雎蔡泽列传》“威盖震海内”，《齐悼惠王世家》“海内初定”，《三王世家》“海内未洽”，《春申君列传》“盈满海内”，《郦生陆贾列传》“海内摇荡”“海内平定”，《万石张叔列传》“巡狩海内”，《平津侯主父列传》“匡正海内”“化于海内”“海内乂安”，《滑稽列传》“海内无双”。
上文说到，“海内一统”又见于东汉人朱儁的政论（《后汉书·朱儁传》）。意思大体相近的，还有“万里一统”的说法。蜀汉将领孟达投降“归魏”，曹丕“甚相嘉乐”，表达了“欢心”。《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录了曹丕写给孟达的信，其中自然有对曹魏政治形势的自我宣传：“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质任。”其中所谓“海内清定，万里一统”，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海内一统”的。
后世“海内一统”的语言习惯，很可能来自《史记》的行文。
三、秦实现“一统”的历史观察
上文引李斯所谓“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是李斯被赵高陷构，收捕治罪，在狱中上书秦二世所说的话。《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自陈功绩，说到七个方面对秦王朝的贡献，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陈述秦统一之促成：“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
通常对秦实现“一统”的理解，往往限定于兼并六国。如后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其实，“北逐胡、貉，南定百越”，北河与南海两个方向的进取，超越了战国七雄控制的地域。这两个方向的军事征伐，其实也在秦统一的战略主题之内。
《史记》提示我们注意这一历史现象，除了《李斯列传》详尽记录了李斯的言辞之外，还有《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记事内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琊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向岭南的拓进应当在兼并六国之后开始。秦军远征南越的军事行动开始得较早，可以引为佐证的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文中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已经开始“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史记·南越列传》说秦远征军“与越杂处十三岁”，从年代上看，与《白起王翦列传》的说法相合。而《汉书·严安传》：“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也说秦的势力进入岭南，在秦统一的时间表之内。
《史记》的記录，为我们真实、准确、完整地认识秦“一统”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四、关于“《春秋》大一统”
对于“一统”的追求，在先秦政治思想表述中已经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儒学经典中较早可以看到大致明朗的思想倾向。《诗·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四海之内，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臣仆。这一诗句，后来被频繁引用，形成较大的影响，成为一种政治信条。
“大一统”一语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对于《春秋》一书中为什么以“王正月”开始这一问题，作者回答道：“大一统也。”这里，“大”是指尊崇、推重。“大一统”是儒学学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向，也是他们推崇的政治体制。《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段太史公和“上大夫壶遂”的对话：“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这段文字近七百字，回答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提问，肯定了《春秋》的意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指出儒学经典中，“《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董生”，据裴骃《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裴骃《集解》：“骃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许多学者认为司马迁曾经从董仲舒研习《公羊春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吴树平先生撰写的辞条“司马迁”就写道：“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期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961页）也有学者说，司马迁“自十岁起到二十岁壮游前”的“从学经历”，包括“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的大义”（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而“司马迁所称《春秋》亦指《公羊传》”，金德建先生早有考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12—115页）。而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趋势，如《汉书·儒林传》所说，“（汉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公羊》学地位上升，“武帝对《公羊》学日益明显的偏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投入《公羊》家名下的儒生大为增加”，主流意识形态“有浓重的《公羊》学色彩”（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226—229页）。可以推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经过董仲舒而影响到司马迁，是很自然的事。
《史记》没有出现“大一统”的文字，而《汉书》中屡见这一政治理念的表达。《汉书·路温舒传》：“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说“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春秋》大一统”是超越空间、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这样的观点，司马迁是熟悉的，也应当是基本接受的。
五、“一统”的路径
战国时期，社会希求统一的意愿已经在不同学派发表的文化论说中有所表现。儒学学者最早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其他不同学派的学者，也分别就“大一统”有论说发表。“大一统”理想的提出，是以华夏文明的突出进步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作为历史基础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是儒学学者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却不仅仅是这一派政治学说的主张。和一切政治概念一样，同一政治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所利用。对于“大一统”来说，儒学思想家们往往期望恢复周王朝的“大一统”。其他学派则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即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为思想基点。《慎子·佚文》载录慎到的言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强调政治权力一定要集中，以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将导致动乱，如《慎子·德立》所说“两则争，杂则相伤”。《墨子·尚同中》也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庄子甚至曾发表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意见，如《庄子·天道》所谓“一心定而王天下”，《庄子·让王》所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对于“大一统”实现的方式，《孟子·梁惠王上》记录了孟子的观点。对于天下怎样才能安定这一问题，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当对方问到谁能够实现统一时，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也就是说，不好杀人的国君能够统一天下。另外，孟子还强调：“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王道的核心，就是以“德”统一天下。然而历史事实上的统一，是秦人在法家思想指导下通过暴力的形式，采用战争的手段，经历流血的过程而实现的。历史进程表现出与“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相反的路径。
秦人自称这种通过军事途径解决统一问题为“义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议帝号”：“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中五次出现“义兵”的说法，其他四处，一处没有明确指代对象，三处都是指反秦武装。对于秦王政说韩、赵、魏、荆、齐等国“倍约”“倍盟”“畔约”“为贼”“为乱”，于是“兴兵诛之”，“举兵击灭之”，“兴兵诛暴乱”，即所谓“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史记》均予以客观记录，而《秦始皇本纪》的篇末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贾谊《过秦论》对秦的军事成功，即使不是高度称颂，也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秦始皇时代“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自诩“义兵”的胜利者似乎摆脱了儒家对“嗜杀人者”的批判，而司马迁在客观记述秦人宣传语言的同时，也在笔下保留了对“秦暴”（《史记·赵世家》）的指斥。
六、“法令由一統”与“别黑白而定一尊”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对于臣下分君权的企图，有“一国两君，其谁堪之”的严厉指责。提出这一见解的人，还引用了上文说到的《诗·小雅·北山》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溥天之下”作“普天之下”。《孟子·万章上》也写道：“《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不过，孟子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解释，与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于《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很显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或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体现了“大一统”政体和专制行政的关系。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即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为思想基点。《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子》也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是以统治天下为政治责任的，“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奉命“议帝号”时，有颂扬秦王政的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然而后来政治形势的演变，形成了另外的局面，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李斯建议焚书时所谓“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李斯列传》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作“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对于“白黑”，司马贞《索隐》：“刘氏云：‘前时国异政，家殊俗，人造私语，莫辨其真，今乃分别白黑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礼俗、民间舆论，其黑白真伪，都由“一尊”做出决定性的裁断。
后来秦二世、赵高执政时所有政治决策都“定”于“一尊”的情形，《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按照赵高的语言，即“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其中“主重”二字，值得细细品读。贾谊《过秦论》对于导致秦亡的政治气候，做了如下分析：“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贾谊还有一段言辞淋漓的政治史评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足己不问”，“行自奋之治”，对于“自”“己”资质能力的盲目自信，不能听取正确的意见和建议，“遂过而不变”。而“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短促而亡。司马迁赞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他对贾谊关于秦政的分析，是高度赞同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别黑白而定一尊”还是“别白黑而定一尊”，这种由“一尊”专制专断的政治方式，司马迁完全同意贾谊的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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