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好传统,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一句名言。其中的一层含义是,人们可以以此为镜,运用“通古今之变”的道理,借鉴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既不拘泥于古,也不混同于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符合需要的为政之道。
秦朝开创的基业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史籍中对于中央集权问题有过充分的记录和广泛的论述。秦朝最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战国时期,秦国顺应变法的潮流,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赏罚分明,经十年的努力,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秦国独强于天下、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是古今之变中的一个关键,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秦国先后灭掉六国,完成了初步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皇权取代了王权。统一以前,各国实行的是王权。统一以后,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天子自称为“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在中央执行机关下设立三公九卿,以公卿制代替世袭制。
二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始皇吸取以往分封制的教训,在各地设置郡县,直属中央管辖。郡下设郡守、郡尉、郡监等分掌行政、兵事、监察事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两级,还有负责地方治安的“亭”,从而形成了一套地方行政管理系统。郡县长官由天子任免,不得世袭,较此前有了较大进步。
三是进一步采取统一的措施。尤其是北击匈奴,南征岭南,连通西南,并在新征服地区设立郡县,加强行政管理。为了巩固统一,又兴修水利,修筑大道,发展经济,还规定“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
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当时社会的进步,这是必须肯定的。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辽阔疆域的第一次统一,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是,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体制造成了“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的情况。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度,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它有利于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政局。但是,由于地方上不能自主思考,就会产生地方治理缺乏弹性的后果。
三世而变之教训
秦帝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从“秦民大悦”到“千古一帝”赫赫一世,到公元前207年,子婴在位46日降汉,三传而亡,历经了由兴起,到兴盛,直至灭亡的过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又说:“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聞?”这就是说,古与今是有区别的,政治与现实也是有差距的。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借鉴“志古之道”作为历史的镜子,不必拘泥于某一点。而作为帝王的为政之道“要以成功为统纪”,则必须求助于历史的教训。
秦朝究竟因何而亡?有什么教训?
其一,专制措施之加剧。秦统一后,至高无上的皇权体制发生膨胀,政治走向极端,引爆了各种矛盾,最后导致民众的反抗。公元前213年,作为胜利者的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举行寿宴,准备“广开言路”。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引用上古之例,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意见。秦始皇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最后还规定对于偶尔谈论《诗》《书》者处死。对于“以古非今”、非议朝政者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他们还将指责秦始皇“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的儒生,以诽谤罪活埋。决策失当的秦二世“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背负“指鹿为马”之耻,促使政权更快瓦解、恶化,以致最后灭亡。
其二,刑罚手段之严苛。秦始皇决定采用商鞅以法治国的举措并没有错,但要适度。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的弊病时说:“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说明他用法确实有不当之处。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秦始皇兼采战国时期各国的专任刑罚,采用比商鞅更为严酷的措施来惩治民众。除连坐外,还用腰斩、大辟、抽胁、镬亨等残酷手段,十分残暴,以致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和“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状况。后人对商鞅变法曾作过中肯的评价:若“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则他本人不至于受刑法所累,被车裂而亡。这实际上是在说法治要同德治相结合。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受到刑罚,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国祚必然不能长久,这是秦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民力财力之耗竭。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有“居中驭外”的能力,广建宫室,修筑长城,修治驰道。从国家需要看,这些建设当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是,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建设过于急进,使当时的民众不足以应付,导致财力困窘和各种徭役之烦。秦末的动乱也就是因为秦法过严,徭役过重,人心怨愤。役卒们在服役途中遇雨,必逾期,而“逾期皆当斩首”。因此,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
其四,迷信自己之危害。秦始皇到处求仙,迷信神灵,多次巡行“天下”。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天命有天下的典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登顶泰山封禅的就是秦始皇。他巡行郡县,声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以“人迹所至,无不臣服”的刻石来颂扬自己的功德,随意耗竭民力,结果弄得海内困窘,民怨沸腾。秦始皇对于迷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却害了自己。他在最后一次出巡时,竟未事先召唤长子扶苏守国,以固根本。当他身死地方时,就引起了权臣肆意操纵、杀长立幼、谋夺皇权的连锁反应,朝廷中央立即陷于瘫痪的地步,最后导致秦帝国全面崩溃。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其五,遗民报复之严重。秦统一不久,对于六国旧地与旧时的遗民,没有足够的警惕,只将他们安置在咸阳附近。六国贵族不服秦之新政,伺机报复,图谋复国。当国家出现风吹草动时,包括那些旧时代的贵族和一部分新兴的富有者就联合起来进行反叛。所以,秦初迁徙天下豪富于关中也就成了制造乱相的一个内因。当政治危机出现时,及时对自身的错误作出深刻的反省、纠正、调整和改革,制定新的策略,是转危为安的良方。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必须依靠大智大勇之人。可惜秦朝失去了这个能力。唐朝的魏徵总结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说明人民是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民众的意志决定政权的安危,是存亡的根本。
“通古今之变”的事实告诉人们,要尊重历史,不仅要看到历史的辉煌,更要看重历史的教训。而且,要抓主要问题,不要被次要问题所迷惑。要抓本质、抓主流,学古是为了今用,这是“通古今之变”最重要的涵义。
(选自《学习时报》2018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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