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

　　

　　海瑞，这位明代中后期的名臣，可谓家喻户晓。他是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之俊杰，是吏治之标帜，官员之楷模。他与包拯、况钟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青天”。

一、从一介书生到县学教谕

　　海瑞，字汝贤，一字国开，因为人刚毅正直，自号刚峰，学者称其为刚峰先生。他的始祖可以上追到南宋的海俅，海俅从福建迁到广东，落籍在番禺，因此海瑞在自述中称自己是“番禺人”。又因为海瑞的高祖海答儿在明初从军而到了海南岛，所以《明史》本传中说海瑞是琼山人。

　　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海瑞出生在一个诗礼传家的家族中。然而，不幸的是，海瑞四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她和母亲谢氏，便开始了相依为命的贫苦生活。母亲谢氏是个勤俭持家、知书达理之人，既是慈母，又是严师，对海瑞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海瑞记述，父亲去世后，母亲便集父母之道于一身，不仅照顾他的衣食，更是从小就向他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传授为人之道。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懂得礼义，全靠母亲的谆谆劝诱和教导。此外，谢氏还“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身以正义”，这就是用实际行动言传身教。小孩子，难免贪玩，每当此时，谢氏“必严词正色诲之”。有人评价谢氏“其贞一不渝《柏舟》，而慈训孚翼，则有断杼、和丸之风”，这是将其与孟母相媲美了。

　　海瑞也是个用功的人，在母亲教授儒家经典后，他便能成诵。待其年纪稍长，母亲为他选择严师，让其外出就读。在私塾，海瑞与同学相处，从不高声谈笑;遇到长者，总是让其先行;长者或老师有所指教或吩咐，他就恭敬聆听，并遵照办理。这种友爱、尊师的态度，受到了同学、长者和塾师的一致称赞。

　　嘉靖十九年（1540），海瑞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他一贯注重修身，此时又对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等问题有了较为成熟的思考。他写了一篇《严师教戒》（又作《自警词》），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说人穷不值得羞愧，品德不好才是污点。他还反复问自己，做人是言行一致，还是只说空话，不干实事？有没有趋炎附势或欺世盗名？有没有文过饰非或存有各种私心杂念？认为只要占一条，就是既玷污自己，更有辱祖先。他还提出，如果只会低头叹气，却无所作为，即使爬到了卿相的高位，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应该说，此时的海瑞虽然还没有做官，但已将自己的原则和抱负和盘托出。

　　此外，青少年時的海瑞还反对“乡原”这种人，就是那些只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遇到坏事不反对，对正确的事又不敢支持，说话模棱两可，办事不点头，不摇头，总是和稀泥的人。后来，他给皇帝上书，谈论古今治乱兴衰时就说：“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原，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为官坚持正义，表现出坚决的态度，就是对“乡原”的有力回击。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参加了乡试，并考取了举人。这次乡试，他写了一篇《治黎策》，提出有关海南黎族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他主张澄清吏治，缓和统治者与黎族百姓之间的矛盾，据记载“此策出，传诵一时。其生平经济，留心时事，即于此见之”。海瑞后来成为著名的实干家，他关心国家实际问题的思想从求学应考时就产生了。

　　不过，接下来的会试，海瑞却并不顺利，连续两次都落第了。在明代，举人也算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做个学正或者教谕之类的小官。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海瑞没有选择继续参加会试，而是听从吏部的分配，到福建任南平县教谕。

　　明代规定，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谕是县学的最高长官。南平县学环境幽静，是士子读书、修业的良好场所。然而，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出现了学风不正的情况。比如，生员想方设法巴结老师，请客送礼，托人情，走门路，或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辞赋阿谀奉承。海瑞到任后，立即从风纪入手，整顿县学。他很快制定出《教约》十六条，并公之于众，主旨是老师要带头执行，率先垂范，从而带动学生扭转学风。

二、任知县，初展抱负

　　海瑞在南平当教谕期间，“以礼为教。其讲道论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海瑞得到了上级官员的推荐，嘉靖三十七年（1558），升任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

　　淳安是浙江西部一个贫苦的县，山地很多，田地浇薄，加之官吏和豪族串通一气，将赋役转嫁到百姓头上，致使“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海瑞到任后，即以民生为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清除田籍上的积弊，他下令重新清丈土地，计算每户应该承担的赋役数额。其实，比田赋更重的负担是徭役，对于“均徭”，海瑞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均”的精神应该是使能负担的负担，不能负担的不负担，能多负担的多负担，只能少负担的就少负担，而不是不问家业的贫富、人丁的多少就一概按户平均分派。因为豪富者出百十两，也不算什么;而贫苦的百姓即使出很少的钱，可能也要典卖家产。今天看来，海瑞的这种认识既是符合实际的，也是赢得民心的。

　　对于因赋税过重而逃亡的百姓，海瑞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让他们能够回到故乡安居乐业：没有田的分配荒田，没有耕牛、种子的，都借贷给他们，而且规定耕作三年之后才起赋税、徭役。于是，很多逃往他乡的百姓又回到了淳安。

　　当时的淳安县还有一个陋规，就是知县要向出巡的巡按御史、分守道等官员的属下馈送银两，以求美言。这些钱自然出自百姓的腰包，成为他们额外的负担。海瑞干脆将这一风气革除。有人劝海瑞说：“如果您不给他们些钱财，是会招来祸患的。”海瑞回答：“充军、死罪我甘愿承受，但这种陋规必须革除。”也有人给海瑞出主意，说地方官要想升调到京城做官，就免不了花些交际的费用，送些财物。海瑞听后，反问道：“如果所有的地方官都不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人升调为京官呢？如果所有地方官都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受到降职处分呢？”一席话，说得那人哑口无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海瑞做官的准则，那就是刚正不阿，不巴结，不谄媚，认真做好分内之事。

　　在淳安，海瑞还推行了保甲法，即组织地方的自卫武装。由于淳安是山区，有不少铤而走险的人在深山中盗开矿藏，有时还结队下山劫掠村落，百姓的生活很不安全。在这种形势下，海瑞拟定以十户为基础，编为一甲;每三甲至五甲，编成一保;甲长和保长都由在百姓中有声望和威信者担任。海瑞还要求“人各有亲爱邻里之心，知进退攻击之法，平时相亲爱，以难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县，则一县足以御之，至一图（区划名，即里），则一图足以御之，至一村，则一村足以御之”。

　　对于案件的分析和处理，海瑞也是明察秋毫，谨慎而又干练。比如，当地有一个叫胡胜祖的人，和邵时重为争夺山地而发生了冲突，刚巧这时胡胜祖得病死了。胡胜祖有两个弟弟—胡胜荣、胡胜佑，胡胜佑还有一个外甥叫邵镛，都和邵时重有宿怨。于是他们偷偷地在胡胜祖的尸体上做假伤痕，然后到淳安县衙告邵时重伤人致死。海瑞亲自检验尸体，发现了很多疑点，经过仔细研究，最终明确了胡胜荣三人的誣告罪行，并为邵时重昭雪。

　　随着名声的外扬，与淳安同属严州府的桐庐、遂安等县发生重大案件，凡是不能按时结案的，也常常转到淳安县由海瑞亲自审理或会审。

　　除了处理政事外，海瑞还把做知县的体会写了十一篇文章，对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官等官职的主要职责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容易发生的错误，也一一举出，以便让人有所参考和借鉴。对于当时淳安县内官吏失职以及风气败坏的事件，海瑞也进行了揭露。他曾把这些文章编入《淳安政事》，并予以刊行。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心人的做法，体现了海瑞这个称职知县的责任和担当。

　　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被任命为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在兴国期间，他依然以百姓利益为重，不畏权贵，执法无私。他曾上“兴国八议”，其中有均赋役、革冗员、招抚流民等主张;又“言人所不敢言”，深得百姓爱戴。后来，海瑞多次路过兴国县，每次都多停留些时候，父老百姓则争先恐后地前去探望这位前任知县;海瑞也毫无官架子，随和地与他们谈家常，嘘寒问暖。

三、切中时弊，直言进谏

　　由于政绩突出，海瑞受到吏部文选司郎中陆光祖的青睐，被调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从地方来到朝廷任职。

　　此时，嘉靖皇帝已经很久不上朝了，他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宠信阿谀逢迎的大臣。边患日久，朝廷却无力解决，加之大规模兴建道观，劳民伤财，百姓怨声载道。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大臣，由于无权无势，也不能有所作为。海瑞对明朝的前途深感忧虑，在忧国忧民之心的驱使下，他打消了各种念头，不顾自己的安危，言辞恳切却又一针见血地写了一封奏疏，即《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直言”二字的意思就是奏疏中所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与增饰，既不奉承邀宠，更不怕因进谏获罪。

　　奏疏中，海瑞将嘉靖帝和汉文帝做了一番对比，说嘉靖帝不能像汉文帝那样爱护百姓，更没有像汉文帝那样采取使国家富足的措施，而是专门搜刮民脂民膏，追求个人的长生不死。他还指责嘉靖帝由于多年不上朝，使得法令都成了虚文，高官显爵随便就给了受宠的大臣。除了批评皇帝外，海瑞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比如节省开支，使国有余用;敦本行，端士习，清仕途，选练军士，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等等。为了让皇帝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甚至在奏疏中说：“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天下人早就对皇帝您不满了。这种严厉的口吻，在历史上也属罕见。在结尾处，他说道：“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海瑞对当朝为官者的阿谀奉承、唯唯诺诺表示愤恨，他愿意作“直臣”和“谏臣”，即使被杀也在所不惜，其背后透露出的是海瑞那颗忠君爱国的赤子之心。

　　史载：“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意思是赶紧捉住这个人，我好处置他，别让他跑了。当时宦官黄锦在旁边，他知道海瑞的为人，于是对皇帝说道：“海瑞这个人一向有痴名，听说他上书后知道自己会死，于是买了一口棺材，还诀别了妻子，看来他是不会逃的。”嘉靖帝听后没有说话。之后，皇帝又读了一遍奏疏，“感动太息”，还说“海瑞这个人可以和忠臣比干相媲美，但我不是商纣王啊”。一天，嘉靖帝得了病，他找内阁首辅徐阶商谈国事，想把皇位禅让给太子，并说：“海瑞在奏疏中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如今我已病到这般地步，假如我能上朝理政的话，还会遭到他的批评吗？”

　　然而，海瑞还是因为上书之事被下狱，判了死刑。但嘉靖帝始终没有将执行死刑的命令批示下来。不久，嘉靖帝驾崩，隆庆帝继位，海瑞被释放出狱。

四、在巡抚任上的政绩

　　海瑞出狱后，先是官复原职，后来又做过兵部武库司主事、大理寺丞等职。隆庆三年（1569）六月，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

　　应天等府位于江南，本应该是鱼米之乡、富饶之地。但海瑞到任后发现，江南赋税是全国之冠，百姓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可以用贫苦来形容。特别是此时江南刚发生严重的水灾，夏天降雨多，秋天又阴雨连绵，到了冬天，还有大部分田地淹没在水里，无法耕种。市场上的粮价飞涨，很多百姓为了生活不得不举家逃亡。治水和救灾这两项任务摆在了海瑞的面前，为了一举两得，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海瑞研究发现，水灾发生的原因，是水利官员的失职，导致太湖的水不易泄出，太湖通海的吴淞江更是淤塞得厉害。而太湖滨岸的粮食收成不仅影响太湖地区百姓的生活，更对江南的民生有很大影响，因此他决定对吴淞江加以疏浚，以本来需要救济的饥民为劳动力来源，按工发给他们银两和米。由于海瑞的亲自参加、亲自督促，工程进展十分顺利。这是一项得民心之举，体现了海瑞的才能和权变能力。

　　在审理案件方面，海瑞通令各府县彻底改变过去对狱讼因循敷衍的态度，明确规定属吏为害农民，要追究这个属吏的主管官员的纵容之责，乡官的家人或族人为害农民，乡官要负首要责任。他还要求府县谨慎处理案件，特别是诬告的案件一定要查清事实原委，不可冤枉好人。海瑞还指出过去各衙门见了权贵豪门就害怕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官府衙门有权惩办一切犯法之人，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他要求各级地方官员奋发有为，一改自甘卑琐的习气，说道：“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

　　对于属官的考绩，海瑞也非常重视。他看到此前的考绩办法，“事鲜指实，语无分明”，根本不解决问题，于是制定了《考语册式》，内分才识、治民、治兵、兴教化、听狱讼、均田、均赋役、水利、开垦、积谷等项，让负责考绩的官员据实填报，从而做到合理赏罚，公平黜陟。

　　此外，在惩办贪官污吏的同时，对于土地兼并问题，海瑞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勒令权贵、乡官将侵夺的民田悉数归还百姓，如果当初是抵押的，则让百姓以较低的价格赎回。被下令退田的人中，还有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徐阶知道海瑞为人耿介，一向铁面无私，不可能卖情面;另外徐阶当时已非首辅，而是处在强弩之末的境地，因此不得不退还田地。

　　应天巡抚是很显赫的高官，但海瑞却不讲排场，俭朴如故。他巡查地方，一律不准官员出城迎送，所住之地只是在公廨中随便挑选一处，更不准专门为他新造或翻修房屋。出巡时，也不用鼓乐前导。

　　海瑞在巡抚任上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乡官、权贵的利益，这些被海瑞称为“群小”的人，联合在朝的大员，上书攻击海瑞，说他不懂人情世故，说他所创立的制度和改革的措施，都不是为官者应该做的事，建议给他安排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最终，海瑞被迫辞职，回到了琼山。

五、年过古稀，东山再起

　　回到家乡后，海瑞过着闲居的生活。万历十二年（1584），海瑞得到了广东巡按的推荐，次年，朝廷任命他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不久，又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此时的海瑞已年过古稀。

　　在接到起用自己的任命后，海瑞的心情是相當复杂的。一方面，他等候了16年，这次算是难得的机会，同时，能受到皇帝的赏识，就应该为朝廷尽忠，为百姓谋利。这是他决定出山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年老了，已经超过一般出仕做官的年纪，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很难预料。

　　任一职，就要谋一事，虽然已是桑榆晚景之年，但海瑞仍然秉持勤政爱民的初衷，做好本职工作。在南京吏部时，原吏部尚书已进北京任职，新的吏部尚书还未到任，由他代行部务。他发现，兵马司向民间摊派物品，变相敲诈勒索钱财，于是立即出告示禁止。其中说道：“今兵马司官也小，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于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藏私的积年，此与侵用里甲何异？何异？合行禁革。”这是明白表示惩治狼贪虎猛之徒和为百姓撑腰的态度。

　　不到一年时间，海瑞又转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他认为，“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于是严厉约束诸御史的行为。对于为南京百姓所苦的火甲、公差等问题，他秉持公正的态度，“力为厘正”，做到“官不侵民，民不病官”。这是海瑞在“最后一班岗”中为百姓留下的善政。

　　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去世。百姓得到这一消息，相互转告，都像自己家人去世一般悲痛。

六、受人尊崇的海瑞精神

　　海瑞为官，其言行皆出于一个“真”字，其精神的内核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公而忘私”。从这一内核出发，“爱恤民众”是海瑞精神的落脚点和具体体现，而“以法肃吏”则是海瑞实现“爱恤民众”的路径和手段。只有整肃吏治，确保法制的严肃性，使百官时时处处敬畏法律，依法依规执政，真心爱国恤民，“公而忘私”才能落到实处，爱民的终极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正是出于“公”，出于“真”，海瑞才能做到“清”“廉”“正” “直”，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践行。面对官员违纪营私和误国害民的行径，他“直己而行，无复顾忌”，不顾个人安危，敢说，敢批，敢治，而不随波逐流。

　　海瑞做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他能将自己的从政理念与施政细节、民众利益完美结合，能把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与爱恤民众完美结合，能把道德自律与遵纪守法完美结合，能把清正廉洁与革新进取完美结合，因而堪称“廉”与“能”的典范。

　　海瑞是官员为政的榜样和自我反省的镜子。他去世后，朝廷评价说：海瑞“明经奋迹，筮仕蜚声。训士以身，卓有严师之范;保民如子，居然良吏之风。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应该说这一评论是公允的。他“行为国栋，德足世仪。惠以达名，介而远利”，令人敬仰;其“不畏死，不爱钱，不立党”，让人钦佩。在生前死后，他都得到了广大民众和良知士人的拥戴和崇敬。海瑞一生所表现出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