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宗

　　重阳节登高、插茱萸、赏菊、饮黄花酒等风俗形成于六朝，唐诗中吟咏这类风俗的诗句很多。今选择一些著名诗人，如王维、储光羲、许浑、罗邺、王勃、李峤、崔曙、李白、岑参、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进行探讨。从中解读六朝掌故，揭示相关历史人物在重阳节的活动及对此类风俗形成的影响。

一、重阳节登高与插茱萸的风俗形成于六朝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全唐诗》卷一二八）题下注：“时年十七。”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农历九月九日，为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一天的日期，既是“九”数的重叠，又是阳爻的“双生”，故称“重阳”，是祷颂阖家安康的佳节。

　　王维，字摩诘，出生于佛教世家。十多岁时父亲逝世，留下寡母与兄弟五人。十七岁那年，他进京受试，求取功名。他孤身一人，滞留京师，未能与寡母和四位弟弟团聚，共度重阳佳节，登高遍插茱萸，所以格外思念亲人。此诗写得感情真切，动人肺腑。“每逢佳节倍思亲”，千古传诵，成为名句。诗中所云重阳节登高及插茱萸的风俗，源自汉魏六朝。

　　重阳节是六朝时期最重要的节日，所谓“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就是说重阳节在这一时期最为时人重视，节日活动很是隆重。重阳节受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古人认为：重九为阳数之极，此日天气下降而地气上升，天地二气相交，不正之气弥漫。为避免接触不正之气，须登高山以避重九之厄。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载的一则传说，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可见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也是为了驱邪避灾。

　　登高，是重阳节的标志性节俗。在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更有益于人的健康，因此为人们所喜爱。六朝时期，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庶民百姓，每至重九，均登高野宴。《临海记》载：“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登之见邑屋悉委，江海分明。”这则资料虽仅记载了临海一地普通民众的大规模登高饮酒之俗，但也可据此推知全国各地的盛况。士大夫登高，史籍记载更多。《襄阳记》载：望楚山“高处有三登，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姑熟记》载：“县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从桓公九井赋诗，即此山是也。”

　　帝王登高，如刘裕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月九日登临项羽戏马台。此事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当时参与盛宴并赋诗的有谢晦、王昙首、谢灵运、谢瞻等。《南史·谢晦传》载：“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赡多通。……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这场登高赋诗，由刘裕带头，而实际上是由谢晦代作。《南史·王昙首传》载：“及至彭城，大会戏马台，赋诗，昙首文先成。”《南史·孔靖传》载：“宋台初建，以（孔靖）为尚书令，又让，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帝亲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灵运赋诗题目为《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此诗以“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开头，先写饯行的时间、地点与盛况，借赞颂盛宴来赞颂刘裕；其次写孔令东归的路途，引出孔令的丘园生活。结尾以“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对孔令表示向往之忱，同时为自己德薄行劣不能实现隐居而叹息。谢瞻赋诗的题目也是《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齐武帝则专门指定孙陵岗为登高之所，在其上建筑了商飙馆，每逢重九之日，即登此岗大宴群臣，故后世便将孙陵岗称为“九日台”。

　　唐代诗人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全唐诗》卷一三八），诗云：“君不见宋公仗钺诛燕后，英雄踊跃争趋走。小会衣冠吕梁壑，大征甲卒碻磝口。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泛泛楼船游极浦，摇摇歌吹动浮云。居人满目市朝变，霸业犹存齐楚甸。泗水南流铜柏川，沂山北走琅琊县。沧海沈沈晨雾开，彭城烈烈秋风来。少年自古未得意，日暮萧条登古台。”东晋末年刘裕为宋公时，北伐南燕后于重阳节在彭城登戏马台，引起了诗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神往。全诗再现了刘裕的这一业绩，情绪激昂，鼓舞人心。

　　据唐代诗人许浑《凌歊台》（《全唐诗》卷五三三），题下注：“台在当涂县北，宋高祖所筑。”此台当为刘裕称帝后所筑。诗云：“宋祖凌高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荠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诗中所云刘裕称帝后所筑高台，已失去平民的登高野宴之趣。朝代鼎革之后，必然是行殿荒荠，寝园无主，碑空苔绿，一派荒芜景象。

　　罗邺《登凌歊台》（《全唐诗》卷六五四）云：“高台今日竟长闲，因想兴亡自惨颜。四海已归新雨露，六朝空认旧江山。槎翘独鸟沙汀畔，风递连樯雪浪间。好是轮蹄来往便，谁人不向此跻攀。”同样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茱萸，是一种具有浓烈香气的常绿小乔木，有祛风除湿、抵御初寒、延年益寿等作用。当时人们将茱萸作为驱邪除恶的神物，人人佩带。人们佩茱萸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沿袭汉俗，将茱萸切碎装在香囊里佩帶；二是折茱萸以插头，从六朝时兴起并沿袭到唐代。周处《风土记》云：俗于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正可以为这一节俗提供又一佐证。

二、重阳节赏菊花与饮黄花酒的风俗与陶渊明有关

　　重阳节还有一个习俗是赏菊花与饮黄花酒，这个传统风俗的形成与陶渊明“把菊饮酒”的典故有关。陶渊明为彭泽令时，是日把菊而坐，忽逢王弘送酒来，相与共饮，蔚成乐事。唐代诗人王勃的《九日》（《全唐诗》卷五六）：“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李峤《九日应制得欢字》（《全唐诗》卷五八），是一首重阳节的应酬诗：“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御气云霄近，乘高宇宙宽。今朝万寿引，宜向曲中弹。”可以作为这一习俗形成的两个佐证。

　　此后，又有崔曙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全唐诗》卷一五五），诗云：“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此诗运用典故，多与六朝道教及隐逸风气有关。葛洪《神仙传》载：汉文帝时，有河上公结庵于河滨。文帝读老子《道德经》，有数句不解，遣使问公。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因幸其庵躬问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帝乃下辇稽首。公乃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言毕，失公所在。文帝为追奉河上公，择地建台，号为“望仙台”，在鄂县（今陕西户县）西三十里处。

　　又《列仙传》载：“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苣胜实，莫知其所终。”尹喜望见其气，即知紫气东来，老子已过函谷关，终拜为弟子，均成仙

　　而去。

　　作者用望仙台与河上仙翁、老子与关门令尹的故事，跟三晋云山、二陵风雨等登高曙望之景色相交会，以自然界的风雨东来引起读者对紫气东来的遐想，写得气象万千，视野开阔。全诗结尾用彭泽宰陶渊明“把菊饮酒”的典故，来比喻重阳节刘明府与作者一起“共醉菊花杯”，陶冶性情，怡然而乐，充满诗意而十分贴切。

　　李白写有多首与重阳节相关的诗。其《九日登山》诗：“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逐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其《九日》诗：“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其《九日龙山饮》诗：“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尘。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其《九月十日即事》诗：“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以上见《全唐诗》卷一七九）

　　李白诗中所说“落帽醉山月”“醉看风落帽”的典故，出自《晋书》卷九八《桓温传附孟嘉传》。东晋永和年间，孟嘉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幕府参军。某年重阳，桓温于龙山（今安徽当涂东南）举行登高聚会，大家都盛装赴宴。宴会上饮酒赋诗，气氛十分热烈。不想一阵山风吹来，吹落了孟嘉的官帽。孟嘉正与别人应酬，谈兴正浓，竟全然不知。在这种正规的宴会上，掉失官帽是一种失礼行为。幸亏主人桓温也喜谐谑，即令素有才名的孙盛趁孟嘉如厕之机，将帽子放还孟嘉座上，并作文嘲弄之。孟嘉回来，见此情景，就乘机卖弄胸中才学，当即作文回答，文辞俊雅，四座均服其急才。这就是六朝时期登高野餐活动中著名的“孟嘉落帽”的典故，反映了六朝文人不拘小节、风神潇洒的气度。

　　孟浩然《九日得新字》诗，也用了这个“孟嘉落帽”的典故，诗云：“初九未成旬，重阳即此晨。登高闻古事，载酒访幽人。落帽恣欢饮，授衣同试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他还有一首《九日怀襄阳》诗：“去国似如昨，倏然经杪秋。岘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强游。”（以上见《全唐诗》卷一六〇）此诗后半段一连用了三个六朝典故，可见孟浩然赋诗言事之灵活与机巧。

　　擅长写边塞诗的岑参，所写重阳节诗，具有豪壮之气。如《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诗：“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长水》诗：“节使横行西出师，鸣弓擐甲羽林儿。台上霜风凌草木，军中杀气傍旌旗。预知汉将宣威日，正是胡尘欲灭时。为报使君多泛菊，更将弦管醉东篱。”《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题下注：“时未收长安。”诗云：“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以上见《全唐诗》卷二〇〇、卷二〇一）岑参的这三首诗，都写了军中或战场，虽然充满“霜威”与“杀气”，但仍思念“黄花酒”“登高”“泛菊”与“东篱”，用的还是陶渊明的典故，写的还是历史风俗。古人云“止戈为武”，即使在军旅之中，仍有节日的祥和与快乐。杜甫在《九日寄岑参》（《全唐诗》卷二一六）诗中有“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等句子，也是用陶渊明的典故来写这一民俗。

　　杜甫《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诗：“今日潘怀县，同时陆浚仪。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雾披。晚酣留客舞，凫舄共差池。”此诗开头两句，把这次重阳节聚会中的两位朋友，分别比作潘岳与陆云，称赞其文才之高。“来把菊花枝”，则是把聚会之人比作陶渊明。此诗为重阳节应酬之作。其《九日曲江》诗：“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时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诗以“茱萸好”开头，以“菊花期”结尾，充满诗意，是写诗人在长安曲江池与友人共度重阳的情景。其《九日蓝田崔氏庄》诗：“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以上见《全唐诗》卷二二四）这是写他在陕西蓝田，与一位崔氏友人共度重阳的情景。诗中的“吹帽”“正冠”，也是用东晋“孟嘉落帽”的典故。全诗以“茱萸”结尾，切合时令。

　　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避居四川成都，所写重阳节诗，痛陈民瘼国艰，较有真情实感。其《九日登梓州城》诗：“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其《九日奉寄严大夫》诗：“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其《九日》诗：“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此时，诗人已“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正打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上见《全唐诗》卷二二七）。他身在长江之滨，思念骊山之路，期待平乱反正，扫清一路风尘。

　　杜甫晚年有一首《九日诸人集于林》诗：“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漫看年少乐，忍泪已沾衣。”（《全唐诗》卷二三一）诗人在重阳的前一天，就忍不住跟诸人打招呼，真是人之老矣，其言也哀！

　　此外，他还有一首《九日登梓州城》诗（《全唐诗》卷二三四）：“客心惊暮序，宾雁下襄州。共赏重阳节，言寻戏马游。湖风秋戍柳，江雨暗山楼。且酌东篱菊，聊祛南国愁。”这可能是杜甫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首重阳节诗，诗人想作陶渊明而不可得，只得苟且人生，聊去

　　忧愁。

　　（选自《诗史互证说六朝》，商务印书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