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新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史类资料汇编，保存了自帝尧至东周初年的一些重要史料，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礼制、官制、法制、天文、地理、音乐、舞蹈和教育诸多领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我国上古治国理政经验之总结，对研究我国上古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一

　　先秦时期，《尚书》称为《书》。汉以后才称为《尚书》，意为上古之书。

　　《尚书》的作者是谁，已经无从考证。《尚书》中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但作者显然不是尧舜禹时人，因为那时尚无成形的文字，虽然有学者认为丁公陶片上的刻符是文字，但迄今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更何况《尧典》《舜典》等篇的开篇之句就是“曰若稽古”，明明白白交待此文是后人考察前人事迹写成的。可见，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尧舜禹三代的人，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那么，《尚书》的作者是否是夏商两代的史官呢？殷墟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并且是已经很成熟的书写文字，这是大家熟知的。但这些甲骨文，95%以上书写的都是寥寥几句有关商王从事占卜、田猎、农事活动的内容，少则几字、十几字，多则几十字，像《尚书》这种长篇政史类文章，并未发现。《尚书》的作者不是夏商史官，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尚书·周书·多士》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商史官口口相授，或用文字记录了一些史料，也是可能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书写而成。这是正确的。《尚书》的作者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时的史官，他们是当时的大学者。《尚书·周书》有文三十余篇，占全书篇目一半以上，即可佐证。

　　但也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尚书》中有些篇章系两汉魏晋时人所写。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尚书》在长期流传中并无定本，羼入后人的一些作品，不足為奇。

　　《尚书》成于何时？《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说孔子已把《尚书》选为教材。《孟子》中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说的是孟子读《尚书·武成》篇，读到武王伐纣，双方战于牧野，他对战场上“血流漂杵”的描述产生质疑，于是说了这句话，说明孟子是读过《尚书》的。《墨子》中有不少篇章大量引述了《尚书》的原文。《庄子·天下》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期，《尚书》就已编纂成册；到了战国时期，已有不少知识分子研读过此书。

二

　　《尚书》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多次发生变化。《汉书·艺文志》说，孔子选《尚书》为教材，删定为百篇。到了秦末，战乱兴起，《尚书》失传。及至汉代，出现了两种版本的《尚书》。

　　一为《今文尚书》。秦末，山东济南的秦博士伏生为避兵乱而逃亡，并把自己手中的《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天下安定，伏生回乡，从壁中取出藏书，其竹简大多蠹坏，经过整理得完整的二十八篇，在齐鲁传授，学者甚众。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的人，时人推举伏生，但当时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传得二十八篇（汉武帝时，民间又得《太誓》一篇，一说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合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二十九篇，故《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说《尚书》为二十九篇。不过，这篇《太誓》被马融等人发现为伪作，遂废，仍为二十八篇），被立于学官。因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又称伏生版《尚书》。

　　二为《古文尚书》，又称孔壁《尚书》。汉景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大宫室，拆毁了孔子故宅的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共计五十八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这个本子作为底本。我们今天常用的《尚书》，也是这一部。需要指出的是，自宋代以来就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这部书，认为其文字不像周秦时的文辞。到了清代，更多的学者对此书进行了考证，并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最为有名。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最终认为梅赜所献的《尚书》并非全伪，而是一部真伪相杂的书，其伪造的篇目也是基本确定的。

三

　　《尚书》记录了我国上古时期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蕴含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崇尚天命，顺应民意

　　上古时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文化科学意识尚未萌发，自然力主宰着人的命运。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疫病，严重地威胁着人的生存。何因？何故？人们找不到答案，在冥冥之中，认为这都是天地神祇之所为。于是，人的精神世界笼罩在天命之中。崇尚天命，在《尚书》的许多篇章中都有详细记述。

　　后来，统治者为了证明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便说权力是上天赋予的，他们是受上天之托管理社会、统治民众的。天命论成了他们执掌权杖的武器。

　　再后来，发生了无数的权力争斗和转移。特别是发生了像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样重大的事件，这给一些人以极大的震撼。权力既然是上天授予的，为什么又会失去呢？

　　经过几番苦苦思索，智者们得到了答案。“天难谌，命靡常。”（《咸有一德》）原来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上天既然可以把权力交给你，当然也可以把权力收回去。

　　天命为什么会变？上天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权力收走呢？“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上天爱怜民众，只要民众有要求，上天就会将权力收走，转移给更合适的人。

　　上天转移权力的意识从何而来？“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上天和百姓的心是相通的，天命来自民心。天命实际就是裹上了神的外衣的民心，是统治者之“心”。要想保有天命，必须获得民心。

　　怎样才能拥有民心呢？政治家、思想家们从夏、商、周三代权力转移的事实中深化了认识。“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太甲下》）“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人心之向背，决定天命之有无。商汤伐桀之时，说得很直白，是因为“夏王灭德作威”，施虐于百姓。百姓不忍其荼毒，告其罪于上天，上天才将灭夏的任务交给商汤。武王伐纣，同样是这个缘由。周公在对殷商旧臣训辞时说：殷是由于纣王无德，上天才要终结他的国运。周只是奉行天命，执行上天的意志，而不是擅求王位。总之，他们起义，都是替天行道，顺从民意。

　　（二）施德政，任贤能

　　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是我国上古时期最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深化了当时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治国理政的认识。“德惟治，否德乱。”（《太甲下》）“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仲虺之诰》）到了周代，召公更直接指出，夏商两代都是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并以此告诫年幼的成王。后来，成王更把德政说成可以感动神灵，比吃饱肚子更重要：“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可见，以德施政，成为我国上古时期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

　　选用什么样的人，事关为政的成败，为历代帝王所重视。“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大禹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周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说命中》）“国则罔有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立政》）强调的是为政之道，首推用人；用人之道，当用贤能。《尚书》记载，帝尧选拔舜，是由于舜贤能；舜禅位于禹，也是由于禹治水有卓越的功绩。至于后世汤的大臣伊尹和武丁的大臣傅说，都是身份低微的人，但因为他们德才兼备，所以被选拔为辅佐之臣。

　　（三）关注民生，安定社会

　　古代先哲曾经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国家的根基在于民众。民众安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才会稳固。《大禹谟》中说：“可畏非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时的统治者懂得，倘若失去了供养他们生活的百姓，他们自己也就活不成了。因此，统治者主张施政要关注民生

　　问题。

　　《洪范》是较完整地提出社会治理原则、方略的一篇文章，它把五行列为施政要做的九件大事之首，可见统治者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保障民众生产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质。这些物质丰富了，民众生活就安定了，政权也就稳固了。该文还把民生问题的内容具体化为“八政”，即施政要做好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项政务，关心民众的吃饭、生财、祭祀以及救助、教育、治安等问题。这些论述闪烁着古代先哲们的思想光辉。

　　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深知实现殷商旧地社会的安定，对于巩固周政权十分重要。他极力推行明德、保民、慎刑的政策，要求卫国诸侯王姬封用自己害了病一样的心情对待殷旧臣民，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经过多年努力，周政权终于稳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提倡勤勉政务，反对安于逸乐

　　古代先哲深知维持一个政权的长期存在并非易事。因为“皇天无亲”“民心无常”（《蔡仲之命》），甚至鬼神也“无常享”，只有勤于政务，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如果“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五子之歌》），国家就会灭亡。

　　《无逸》集中反映了上古政治家们的这一理念。这篇文章是周公归政后，担心成王年轻，会贪图安逸、荒废政事而发表的告诫之辞。他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君主只有了解劳作之艰辛，知道民众生活之辛苦，才会兢兢业业处理政务，维护社会的稳定。

　　勤勉政务，要善作善成。就像种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又像建房，“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又像制作木器，“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如果半途而废，就将一事无成。

　　怀有责任意识，才能克服庸懒逸乐的思想。君主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就会振奋精神，勤于政务，自觉抵制嬉戏逸乐。

　　（五）依法治理，谨慎施刑

　　上古时期，由于财富的私有化，出现了“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等现象，于是产生了法律，用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置了专管司法的官员，制定了“五刑”（即墨、剕、宫、劓、大辟五种刑罚），并将其图像刻在器物上以警示人们。还规定用刑要“惟明克允”，做到明察案情，量刑公允。

　　《吕刑》是《尚书》中唯一一篇专讲法律的文献，它全面讲述了如何依法治理、慎于用刑。“罚惩非死，人极于病。”施刑的目的不是要置人于死地，而是要让他感到像患了场大病那样难受。“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要听取原告、被告双方的讼辞，不能只听一面之辞。“简孚有众”“无僭乱辞”。要从第三方了解案情，不能听信虚假供辞。“惟察惟法，其审克之。”要依法明察案情，将事实审核清楚。“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定案要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反复思考，做到公正，令人信服。此外，如果用五刑条文量刑过重，就按五罚条文处治；如果按五罚条文量刑过重，就按五过条文处治。不能轻罪重判，要力求合理合法。

　　《吕刑》还提出：“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狱官不能由巧言利舌者担任，要选拔善良正直者担任，如此，案件才会得到公正合理的审判。“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狱官不能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否则将以犯罪论处，受到惩治。

　　虽时隔几千年，《吕刑》中提到的这些原则，在今天的司法工作中仍然值得借鉴。

　　（六）強化危机意识，加强学习修身

　　从多次的权力更迭中，哲人们认识到统治者是否具有居安思危意识对巩固政权非常重要。怀有忧患意识，就不会陷入困境；缺少这种意识，安于逸乐，怠政荒政，就一定会陷入困境。于是发出了“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太甲下》）的呼声，抒发了“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君牙》）的感慨，这是不无道理的。

　　周曾是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邦国，经过发展，居然灭了东方的大国——殷，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给周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灵震撼。他们总结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以殷为鉴，吸取殷亡的教训。周公在《酒诰》中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当姬封为卫国国君后，周公就告诫他到卫国后，要虚心学习殷商前代明君治国安邦的经验，广泛听取殷地德高望重长者的教诲，还要遍求古代圣君安民保民、治国安邦的遗闻，以提高为政能力。不学习，就像是面对墙壁站立的愚人，哪里还能执掌权力啊！

　　学习不是为了粉饰自我。“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说命下》）对统治者而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为此，先哲强调要通过学习，自觉修身养德。“慎厥身，修思永”（《皋陶谟》），修身要持之以恒。“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旅獒》），修身要从小事做起，还要长期坚持。“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伊训》），要从谏如流，自检自省。这些话，对今人仍有启迪意义。

四

　　《尚书》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和教训。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说它构建了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实不过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具体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尚书》中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和主张，无不在传承中延续和发展着。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中，诸如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德才兼备、任人以贤等理念，都可以从《尚书》中找到源头。可见，《尚书》对我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既深且广。要论中国古代诸多典籍对后世为政者的影响力，恐怕也应该首推

　　《尚书》。

　　然而，我们还要了解的是，《尚书》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着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在后来封建社会的长期流传中，又不免渗进了当时学者们的思想观点。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尚书》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其中对当今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做到古为今用。

　　推而广之，在对待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时，我们也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广采博取，从中汲取有益养分，不断探索总结治国理政经验，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和巩固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按人民的意愿办事，从而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