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楠

　　《仪礼》与《周礼》《礼记》一起合称“三礼”。今本《仪礼》共十七篇，内容丰富，为我们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礼仪制度、民俗民风、社会经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状况等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关于《仪礼》作者的争论

　　关于《仪礼》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问题。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今文经学派，另一个是古文经学派。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钳制人们的思想，进行了“焚书坑儒”。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时期，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由习经生们记录下来并加以流传。他们记录时所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的“今文”，故称这类儒家典籍为今文经。后世研究今文经的学者，便属于今文经学派。

　　就在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部分儒学典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由于这些书都是用先秦时代的大篆或籀书写成的，于汉代属于“古文”，故称为古文经。后世研究古文经的学者，便属于古文经学派。

　　今文经和古文经除了文字上的不同，在内容上也有差异，这就导致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关于儒家经典的很多观点都不一致，并引发了争论。对《仪礼》的作者，只是双方的分歧之一。

　　古文经学者认为，《仪礼》为周公所作，其依据就是周公摄政，曾制礼作乐，《仪礼》就是周公所制之礼的一部分。像唐代经学家贾公彦在其《仪礼注疏》的序言中就说：“《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終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

　　今文经学者则认为，《仪礼》成于孔子之手。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迁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里的《礼记》就是指《仪礼》。后世今文经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观点，同时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邵懿辰、皮锡瑞为代表，认为《仪礼》十七篇是孔子从周公所制之遗礼中纂辑、编定而成；另一种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认为《仪礼》十七篇为孔子所作，与周公无关。

　　然而，今天看来，无论是今文家还是古文家的观点，都存在疏漏，并非历史真相。近现代礼学家、经学家沈文倬先生，充分吸取近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加以综合分析后，提出《仪礼》应当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陆续撰作而成，其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间。他特别强调，之所以肯定孔子时没有《仪礼》一书，是因为春秋以前，礼物和礼仪相结合的各种典礼已经在各级贵族中普遍实行，孔子就曾担任过赞礼的傧相一类的职务，亲自参加过礼典的实践，同弟子的谈话中还多次涉及礼的理论和实践。然而，在孔子的言论中却没有直接援引《仪礼》的原文，这就证明当时礼书还不存在，各门类的礼典还没有整理成书。而在孔子之后的《墨子》《孟子》《荀子》都援引了《仪礼》之文，说明《仪礼》至迟在墨子、孟子、荀子之前就已成书，而墨子生活在战国早期，说明《仪礼》在战国早期即已成书。此后，又有不少学者从考古和古文字的角度，证明了沈先生的观点（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辉《从考古与古文字的角度看〈仪礼〉的成书年代》）。这一观点目前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仪礼》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仪礼》本称《礼》，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当时人们都是这么称呼的。如《商君书·农战》云：“《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这里的《礼》即指《仪礼》。到了汉代，《仪礼》一书又有《礼经》《士礼》《礼记》三种不同的称呼。之所以被称为“礼经”，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了“五经”博士，《仪礼》就在“五经”之列。之所以被称为“士礼”，可能是因为书中所言多为士人应当遵循的礼仪。被称“礼记”，则可能是《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像《史记·孔子世家》言：“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其中的《礼记》就是《仪礼》，并非今天“三礼”中的《礼记》一书。到了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设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之所以改名，是为了将其与新立的经典《周礼》相区别。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的《仪礼》有古文和今文两种：“《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经》七十篇”中的“七十”是“十七”之误倒。可见，今文《仪礼》比古文少了三十九篇。需要指出的是，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仅文字上有差异；而古文《仪礼》因藏在“秘馆”，没有流传，只有后世郑玄给《仪礼》作注时参考过，所以多出的这三十九篇后来渐渐失传，人们称之为“逸礼”。

　　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他传授的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十七篇《礼经》，属于今文经。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仓，后仓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后来庆普之学逐渐消亡，《仪礼》只留下了“大戴本”和“小戴本”。另外，西汉末年刘向奉命整理图书编为《别录》，于是《仪礼》又有了“别录本”。这三个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昏、朝聘、丧祭、乡射等四类，但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的次序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

　　到了东汉时期，出了一位学者名叫郑玄。他游学十余年后，回归故里，聚徒讲学，弟子达数百千人；并潜心学术，遍注“五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人。他鉴于“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用“别录本”作为底本。在作注时，刘向对《仪礼》的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方法就是把今、古文两种本子拿来互相参校，每逢两个本子用字不同时，他就要做一番选择，或采今文，或采古文，“取其义长者”。经过郑玄杂采今、古文并为之作注的《仪礼》，就是当今通行本的《仪礼》。此外，郑玄还为《周礼》和《礼记》作了注，《后汉书》褒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是“三礼”的功臣，“三礼”也由此成为显学。

　　今本《仪礼》的次序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性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

　　具体到每一篇的内容：

　　《士冠礼》，记述了贵族男子二十岁时要举行加冠礼仪式。加冠意味着此人已经成年，在享受成年人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

　　《士昏礼》，记述了贵族青年男女在家长的主持下締结婚姻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个环节。按照礼制规定，古代男子娶妻要在昏时，取其阳往而阴来之义，故名“昏礼”。后世将“昏”加女字旁而成“婚”字。

　　《士相见礼》，记述了贵族之间初次交往的礼节仪式。包括初次见面时的介绍、馈赠的礼物、应对、复见等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士相见礼》所述礼节并不仅限于士人之间，还包括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庶人士大夫见国君的礼节。之所以用“士相见”命名此篇，是因为士见大夫等礼仪“皆自士相见推之”。

　　《乡饮酒礼》，记述了古代乡一级的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宴饮活动。会上饮酒不是单纯的喝酒，而是一个重要的仪式，长幼亲疏不能混淆，饮酒礼仪不能乱用。

　　《乡射礼》，记述了古代低级贵族与士人，在以乡为范围的射箭比赛中应遵守的举止规则和礼节仪式。举行乡射礼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个活动考察参与者的德行和礼仪修养，以便选举贤能。

　　《燕礼》，“燕”通“宴”，“燕礼”即“宴礼”，记述的是诸侯宴会时的礼仪制度。其中详细描述了宴饮时的酒具、主宾座次、行为举止、答谢程式等。

　　《大射仪》，“大射”与“乡射”一样，都是以射箭为中心。但“大射”是诸侯国君主持的射箭比赛的礼仪，就级别来说要比“乡射”高。

　　《聘礼》，实际就是外交礼仪，记述的是国君派大臣到其他诸侯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礼节，程序很复杂，包括如何辞君、如何入境、如何答对、如何设宴，等等。

　　《公食大夫礼》，记载了诸侯宴请大夫时的礼仪，如迎送、揖拜、座次、方位等等，甚至还包括菜肴规格，如何上菜等等。

　　《觐礼》，是诸侯每年秋天觐见天子时的礼仪制度。

　　《丧服》，中国古代社会的“五服”制度即来源于此。丧服本指人死后亲族所穿的各等衣服，但丧服之制的含义却广泛得多，它包括丧服的式样等级、服丧的时限长短，并以此来区分宗族中与亡人的血缘亲疏远近及等级差别。

　　《士丧礼》和《既夕礼》本为一篇，因为简册繁重而分为两篇，记述了士阶层的丧葬礼仪。其中《士丧礼》讲士死后的收敛方式、陪葬方式、安葬制度等等，《既夕礼》讲到黄昏后如何哭祭、祈祷、守灵、陈列、出殡、下葬等等。

　　《士虞礼》，记述士埋葬父母返回家中的安魂礼。“虞”即“安”的意思。与同属于丧礼的《士丧礼》和《既夕礼》相比，后者旨在送形而往，而《士虞礼》旨在迎神而返。

　　《特牲馈食礼》，记述诸侯国中的士祭祀祖先的礼仪，包括筮占、立尸、酬宾、献牺牲、祭拜等等。

　　《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也是因简册繁重而一分为二。所谓“少牢”是指祭祀时用羊和猪各一。诸侯国内的卿大夫祭祖可用少牢，而天子的卿大夫祭祖可用“太牢”，“太牢”除了有羊、猪外，还有牛，规格又高了一个等级。《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记载的就是诸侯国内卿大夫祭祖时从择日、筮占乃至于成礼的一整套程序。

　　《仪礼》的现代价值

　　必须承认，《仪礼》中所记载的种种礼典，绝大多数已经在当今社会中消失，即使没有消失，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今天还有重读《仪礼》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仪礼》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它主要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书中很少讲关于礼的大道理，只是把礼仪程式一项一项详细地记下来，因而它的一个很大价值就在于它作为史料保存了古代礼俗。现代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都对古代社会的风俗礼仪，包括婚丧、祭祀、聚会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了解今天本民族人们生活的风俗习惯，是如何从古代演变过来的；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古代的资料，印证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异同。此外，《仪礼》中记载的有关古代宗法制度、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这样一些价值很高的资料，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能够让我们去认识和想像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更为可喜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仪礼》十七篇的研究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思想方法，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礼乐文化的视角去认识这部书。礼乐文化的整体性观念使研究者们不再将《仪礼》篇目进行割裂式的研究，而是将《仪礼》看作是对古代礼乐文化的文字记载整体，试图探寻“其固有的文化因素和线索”，从而攫取蕴含在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其次，《仪礼》中的《乡射礼》，记载了先秦时期竞技运动的完整规程，将它与《礼记·射义》合读，可以发现，中国式竞技运动，不仅年代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当，甚至更早，而且人文内涵更为鲜明。在体育运动日渐商业化的今天，重读《乡射礼》，对于正确理解体育运动的真谛，促进人的内外兼修，全面发展，极富启迪意义。

　　第三，《仪礼》中的《聘礼》，是迄今为止我国年代最早的成文的外交礼的“法典”，将它与《礼记·聘义》合读，可知中国式的外交礼仪，强调相交以德，鄙视金钱奥援，充满理性精神，证明中国自古相传的道德立国的理念，绝非虚言，这为我们观察当今的国际事务，提供了一把崭新的标尺。

　　此外，《仪礼》中详尽地记述了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考古学家每每要用它与考古遗址及文物相印证。而书中保存的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也为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提供了研究上古时期语言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