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

　　米兰·昆德拉曾写过这样的话：“上帝死了，堂·吉诃德离开了家。”

　　如果我没记错，早在十几年前，他的这句话曾让我意识到，当他把尼采那句名言跟堂·吉诃德离家出走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时，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在传统基督教社会价值系统逐渐趋向瓦解的过程中，小说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写出《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试图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用小说去书写那个剧变的时代。他把这九十一部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将当时的巴黎、外省各阶层各类人物生活转化创造为长河般的小说图景。

　　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作家有时真的就像上帝一样，能以“全知视角”洞察人的命运、尘世生活和灵魂状态。

　　难道作家对自己的小说不就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吗？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但是，你要是真把这个问题抛给作家们，其实未必就那么容易回答。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如果不能想清楚，是无法动笔写小说的。但是也有不少作家觉得，如果什么都清楚了，我可能就不写小说了。

　　不久前，在跟石黑一雄做线上对话时，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他就坦承自己会事先做很多笔记和小型的实验性写作，目的是要掌控一切。然后他会全力以赴把前三四十页写到完美，再接着写后面的部分。这种方式令他的一些作家同行觉得不可思议。他也知道，很多作家在创作之初只有大概的思路，或是某个场景，其他的都是慢慢生长出来的。说到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式。

　　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印刷技术革新催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小说也顺势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巅峰期。当时报纸上可以连载小说，有大量居家的中产阶级女性读者，给小说带来了很大的阅读市场。与此相反，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发达，则是既导致了传统媒体的没落，也造就了出版业的困境，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原本已被电视、电影陆续抢走读者的小说，又一次被互联网及其终端工具轻松打败。

　　有一次，我去上海某大学做小说讲座。大概有两百多个出版专业的学生。于是我就做了次现场阅读情况调查：从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司湯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一路问到二十世纪的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还有海明威、福克纳，以及加缪、萨特等人……结果令我诧异，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没读过，只有少数人表示听说过。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被文学史塑造出来的“常识”想象，其实跟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

　　面对他们，这些从没读过你提到的这些作品的年轻人，讲小说，讲现代小说的历史，就像在讲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如何引发共鸣呢？当时我就把话题转向一个更具网络时代特质的角度——十九世纪的小说很多，但被后世评价最高的有两部：一部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称为现代小说的原点。福楼拜影响了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在内的很多二十世纪作家，直到后来的法国“新小说”乃至很多当代作家，在讲到小说影响史时，几乎都会回到福楼拜这里。

　　另一部，是比福楼拜稍微晚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刻薄毒舌的纳博科夫称之为完美之作，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峰顶之作，当然这也是公认的。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两部小说？因为它们提供的两个角度和故事原型影响深远，具有当代意义。《包法利夫人》写一个外省小资产阶级家庭女性向往巴黎的时尚生活，为了过上浪漫刺激的生活，她频繁出轨，还欠了很多钱，最后服毒自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安娜·卡列尼娜》恰恰相反，主人公安娜是贵族，包法利夫人羡慕的生活她恰恰没有兴趣，甚至是厌恶的，她要爱情，真实的爱情生活，后来跟沃伦斯基私奔，被抛弃，最后卧轨身亡。

　　福楼拜和托尔斯泰都准确地捕捉到女性在十九世纪的处境问题。作为附属存在，她们几乎没有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指向了女性寻求自我个体真实存在的愿望。其实，我不想用“出轨”这种说法，我更愿意称之为“脱轨”——她们要跳出既有的轨道，进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冒险的状态。

　　当我把这样的话题抛给学生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是感兴趣的。当然这跟当代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模式对人的接受方式塑造有关，人们特别容易关注“出轨”、“脱轨”这样的敏感词。但是，我说到的“出轨”或“脱轨”，其实是非常严肃的词，并不是道德评判词，不是用它们来批判这两个小说里的女性人物的。我要讲的是，十九世纪小说达到高峰期时，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为随后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小说意义上的出轨或脱轨作准备。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就是为这种变化埋下的炸弹。因为真正会产生冲击力的并不只是这样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小说是什么、人是什么等话题，以及新的小说观念和写作方式。

　　福楼拜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包法利夫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未知的生活、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甚至不惜为此而付出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跟一位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并没有本质区别。

　　一九六○年代，法国“新小说”的旗手罗伯格里耶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曾引述别人的看法，它与前面半个世纪完全脱节了。但比这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部‘新小说’首先是‘一种空白和误会的汇聚场’，然后才是文学。”他注意到，包法利夫人能通过子爵的雪茄烟嘴浮想联翩，“想象着绣花女工正气喘吁吁地在绷在织机上的绣花底布中的巨大网眼间穿梭，彩色的丝线从一个针眼中出来，又进入另一个针眼，使断裂的梭道不断交织在一起，以构成图案。确切地说，这不也是对于一个现代小说家（福楼拜，就是我！）根据现实的穿洞的线索而工作的隐喻吗？写作不就像后来的阅读一样正是从空白到空白才构成叙事的吗？”

　　我们总是在探讨小说是什么，为什么而存在，所有人都需要小说吗？小说从来不是生活必需品。大约十年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的一次秘鲁作家略萨的新书活动上，有个中年女性观众提了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能问一个可能有点离题的话题吗？我为什么要读这么厚的小说？我每天工作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做饭要带孩子，等一切忙完，躺在床上要捧一本五百多页的小说，这太可怕了。我的回答让她有点意外。我说其实你并不需要读这样的书，其实一个读者跟一本书的关系是有某种机缘的。有时候是读者找到了某本书，有时是一本书找到了属于它的读者。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虑呢？在于尽管她对这样的厚书仍有某种好奇，但现实又是她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承受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文字世界。

　　小说在现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远远要低于很多日常的事情。这跟小说的属性有关，它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状态。平时人们上网，看手机，所获得的信息都是容易与他人分享并交流的。一个人与他人的关联可以通过网络、通过传媒来二次构建，这种方式对人的固化是非常强烈的，大家交流的状态和模式完全被网络所塑造。这意味着现在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感越来越模糊，被无形的网和各种功能联系着，却不是以自我个体化状态存在，所以说现在人比任何时候都孤独，也都怕孤独。

　　而小说，恰恰是属于个人的，是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当你读一本小说时，只能独自去面对书中的世界。它能够把一个人从日常的群体关联化的生活中暂时悄然剥离出来，把你送入一个只有你自己能体验到的异样世界里，这就是小说的功能。

　　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某人读小说读多了，脱离现实了。这话好像是一种批评。但事实上，不那么现实的阅读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存在过程中也仍旧是一种现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经历的事情，在明天到来时，跟做过的梦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当你忘掉一些东西，你就要补上另外一些，甚至会虚构一些东西。一个老年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无论多么丰富，不要忘记，这里头包含着虚构成分，还有遗忘和省略。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谈到小说与个人体验的关系时，其实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关于遗忘和记忆的世界。

　　石黑一雄对这个话题也非常关注。关于记忆和遗忘，我们能记住什么，会忘了什么，应该记住什么，却又忘了什么……人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焦虑，其实经常跟记忆和遗忘有关。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米德的说法，我们总是在“现在”，根据自己的处境、心境、精神状态和记忆状态去重塑我们的过去。

　　这跟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二十世纪之前，小说家们当然是讲故事的，讲人物命运，讲人物的苦难、幸福、梦想，以及开始关注人的内心生活。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出现时，真正的变革发生了。他通过重新发现并认识记忆，赋予了小说以全新的形式。他发现记忆跟具体的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那个东西，记忆就会找不到。如果在小说中不能呈现那些动人的细节和瞬间，也就不能构建起交织的时间状态，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反复体验的世界。

　　他另一个发现，就是在人的记忆里，时间经常是错乱的，回忆也不会按照准确的时间顺序展开，常常是按照印象强度去回忆。记忆的强度就是体验的强度。他揭示了人存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人活在记忆中，而记忆的方式也构成了一个人的存在方式。这对二十世纪小说观念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位对二十世纪小说有深刻影响的欧洲小说家，就是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很难说他的《尤利西斯》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比哪个更复杂些，但要是从阅读难度来说，则肯定是前者。在这部暗应了《奥德修纪》的结构，把都柏林普通人的市井生活浓缩在一天里的十二小时中的惊人杰作里，他做了大量的文本实验，比如大段甚至几页都没有标点的独白，还有新闻、戏剧等文体的杂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抓住了人的意识的极大扩张能力。如果说普鲁斯特是发现记忆中的时间对于更新小说方式的意义，那么，乔伊斯就是揭示了小说中十二个小时可以成为无限，甚至一分钟可能就是永恒。换句话说，对小说阅读体验的强度，决定了时间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在人的记忆、感知和想象里。

　　我们在谈一个人的想象力时，在讲“意识流”这样一个老套的文学概念时，其实往往容易忽略，意识是人最不可预知的能力。人的意识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流动到什么程度？当你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你会在十分钟里想到多少事情？这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状态和诱发你联想的因素。当乔伊斯写都柏林普通人布鲁姆时，让我们发现那个世界竟有如此之广阔，这个人物就像都柏林的钥匙。《尤利西斯》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提供了小说存在的全新方式和更为广阔的可能，不是通过讲故事，而是以更为复杂丰富的文体方式呈现一个普通至极的人的极具感染力的存在状态。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以对传统小说方式惊人的颠覆或解放，赋予了小说全新的可能。

　　很多人说，現在小说快死了。因为在这个互联网不断升级的时代，很多人已形成了短阅读习惯——不再习惯去阅读又厚又长的小说，甚至是复杂的短篇小说，而他们的注意力已无法长时间持续。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小说竟然还活着，活得仿佛仍带有它刚出现时的特征，像个有待重新发现的奇迹。

　　这就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很古老的话题：人为什么要看小说？人为什么要写小说？

　　其实，答案始终都在那里。因为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说，终究会涉及到最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何以存在？人始终要面对终极性的不可抗拒的现实，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不管你是谁，都是要死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对于自我存在的理解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当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比如到龙华殡仪馆，看有那么多告别厅每天都爆满，很容易觉得虚无。你看一场电影，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却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如果知道了，也很可怕。因为不知道终点，所以人会带着某种希望或侥幸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悲剧性在于它是不可逆的，一切都不可重来。没有什么能让时间停下来，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停在时间以外。

　　小说之所以会诞生，肯定跟这样的困境有关。小说之所以会存在这么久，在于它能让人暂时脱离开对日常生活的焦虑，暂时忘掉生命的有限以及死亡的存在，去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别样的经历、别样的命运。那么在这样的体验过程中，人会多少消解一些对于出生入死的焦虑。尽管日常生活已经让你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到全世界漫游，至少可以在文字世界里漫游想象。

　　一本小说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合上，可以重新读。这是生活所不具有的特质。同样一本小说，在不同的年纪读，体验也不一样，这又跟生活本身构成了某种呼应。

　　二十世纪小说的重要变化，其实跟对“人”的认知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塑造的“人”的概念，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瓦解了。“人”是什么，我们真的了解“人性”吗？当福柯说“人死了”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人文主义以来形成的“人”的概念瓦解了。在社会文明在不断进步的错觉和幻想里，走向了今天，人们忽然发现，整个世界都处在问号里，到处都充满了问题。现代、后现代小说所做出各种实验性的创作，其实都是在这样的问题语境里发生的。像一九五○年代出现在法国的“新小说”派，以激烈的方式否定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意义时，其实就是在以新的思维方式和小说观念重新审视“人”是什么和处境问题。

　　当我们探讨开创现代小说新纪元的大师时，除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还有一位备受推崇的人物——卡夫卡。他对人的处境的独特关注视角及其本质意义上的深刻揭示所产生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他在作品里异常深刻地传达了根本意义上的人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现实世界的残酷性就在于，它经常会以一种貌似随意的击打，让人心中的那些美好事物突然破碎。有人就会说了，这难道不就是很多普通小说家也在揭示的东西吗，甚至好莱坞电影不也是在拍这些东西吗？那，卡夫卡跟那些普通的作家和好莱坞编剧们有什么区别呢？后两者其实都有很多款不同类型的故事模式，所有的故事最终一定展现为某种模式，可以满足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移情需要。可是，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写出的小说恰恰是不会模式化的。传统的叙事总是试图构建“人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但从卡夫卡开始，那些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们所揭示的是，那些确定无疑的“意义”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会在残酷现实中轰然倒下。

　　在二十世纪如此丰富的小说创新实践中，与不断被刷新的“人”的概念认知相伴的，是“叙事空间”的确立。叙事和叙事空间有什么区别？在日常生活里，人的存在状态其实会清晰地投射到其生活的公共和私人空间里，投射到其所使用、接触甚至观察过的所有物品那里。因此所有与某个人相关的空间与物件里自然会包含着其个人信息并反映个人的存在状态，它们拥有强大的叙事功能。就算你什么也不说，它们也能讲出你的故事，这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叙事空间”。

　　另外我们还会发现，大概最无趣的，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仿佛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故事。往往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些看起来并不完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实际上，人对于叙事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跟叙事所提供的空间感和空间丰富度有关。在叙事空间构建中，从视觉到听觉，到感觉、错觉、幻觉、梦境，都在起作用。我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其实更多是在关注叙事空间的构建，通过对人的行为、言语、沉默等各种细枝末节的东西重构生成叙事的空间。卡夫卡关注的话题，后世的作家们仍然在关注，只是处理方式在不断变化，变得更复杂、更微妙。他们可以通过描述人物看到的环境和事物来折射其内心状态的变化，要求读者以更细心敏锐的方式去感应，因为其中的一切都是微妙的、暧昧的、意识界限模糊的。当代小说也因此拥有了非常宽阔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离奇古怪的故事，通过手机终端抵达你。真正缺的，是对于当代人的存在状态、个人处境和精神困境的重新发现与挖掘。当代人可能是有史以来处境最艰难的。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提升，并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和更健康的生活，反而导致人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工具化状态。现在的人越来越像工具，像一部无比庞大的永动机械系统里的零部件，只能随着它去不断转动。所有人都被固定在不断高速运转的系统中。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困境，就是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商品化，人越来越像商品，也在被随时消费。

　　我们知道，所有重要的情感关系一定是能够超脱有用没用这种功能层面才会有意义的。可是，现在不只是技术有迭代化的升级和淘汰，因为工具化的状态，人也在发生迭代化的升级和淘汰。这就导致人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简单的功能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结构方式很可能要发生超乎想象的剧变。这恐怕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现在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不安、浮躁和焦虑的气息。今天的小说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困境，就是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信息过剩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要读小说？因为小说可以让你回到一种个人化的状态，可以让你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淹没于群体里的人。只有回到个体化状态，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才会有更为清晰的属于自己的基点，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状态，构建起自己的精神生活。既然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早晚有一天会在这个世界上结束旅程，那么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我们能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并认识这个世界。这也是小说的责任。今天的小说家就是要基于人的处境、困境意识以及如何构建自我存在等层面展开工作。

　　那么，我在自己的写作中是如何思考小说的呢？

　　我在第一本书《空隙》里基本上把我所学到西方现代小说的技术都用了一遍。后来，在《抚顺故事集》里，我又假装成讲故事的状态去虚构。我像讲述我很熟悉的人那样去虚构人物。虚构的世界同样也是一种真实的世界。什么是真实？在小说中，能强烈触动你的就是真实。

　　无论是《积木书》还是《伊春》，跟《空隙》和《抚顺故事集》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到上海已近二十年。我经常觉得上海像一堆城市，而不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每个区域给我的感觉都不是共时化的，而是带有明显的时间差异的，很像是一些不同时代的城市聚在一起。人的感觉和经验在这个城市里会发生断层，会有强烈的碎片化状态。

　　在上海，坐在车里行驶在高架上，或是乘轻轨、磁悬浮的时候，会有种飘浮的感觉，庞大的城市展开在周围，一個人独自飘浮着，就像飞机刚刚飞起仰头向上爬升时的那种近乎悬停的状态。人真正感兴趣的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过程中的一点空隙，在那里体会那些不为人知的只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是在别人眼中极无聊的东西，他也觉得很珍贵。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从邮箱、QQ、微信到智能手机，这些新工具的出现，导致人的想象与焦虑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多元化的交流方式也促成了人的角色身份的虚拟化。在小说里，我探讨的就是可以虚拟化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网上的“人”跟现实中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人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复杂的变化，为什么变成如此之不确定、暧昧和充满偶然性？这些都是我在《伊春》里试图探讨的话题。

　　《伊春》里写得最早的一篇，就是《邻居》，这是个应朋友之约而即兴创作的鬼故事，当时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写完了。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它留在这本书里呢？其实，我只是表达这样一种观念：即兴的想象，对于小说无比重要。当你仍然保持着即兴的想象和叙事的乐趣时，小说的写作对于你来说才是真有意义的。因为很多时候，大量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会很容易让一个作者陷入非常自律、非常自觉、非常充满技术意识的状态，他要控制整体，要控制那些技术环节，要全力以赴把一部作品写得完美。这样做当然是需要的，甚至是必须如此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状态又恰恰特别容易变成一种生产方式。而即兴的想象与创作，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乐趣在里边的，我认为这是任何时候写小说都不应该丢掉的东西。

　　一个小说作者怎样才能让自己保持一种好的写作状态？在我看来，前提就是跟那些前辈大师们去练，去不断面对他们的经典作品。这是我十几年如一日地给自己安排的功课，也因此写了很多书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探讨，把读者吸引到那些伟大的作品那里去。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小说的魅力和意义，就在于能在如此严酷的现实中，仍然为疲惫焦虑的你保留一些思维和想象的空间与可能，这是很珍贵的。这也是小说这门艺术在经历了两百多年变革之后，还能活在今天的生命力之所在。

　　至于说“作家”是怎样一种存在，这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在我的价值观里，作家应该更自觉地躲在作品的后面，而不是没事就跑到读者面前解释自己的写作，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很得体的状态。因此我愿意去解释别人的作品，却不愿意解释自己的作品。作品有自身的命运。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多数东西都可以用技术来衡量，但是，小说是要用灵魂来衡量的，它始终保持着足够开放的空间和视野，并把它们预留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