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

　　此片上半部，展示上级做思想工作的技巧。

　　男主李侠是位作战部队的政委，上级要派他去日军占据的上海做地下工作，李侠的同事反对，说李侠一心想去前方打仗。上级说：“其实去上海，不就是去前方吗？”

　　如果“前方”以能见到日军为标准，那么上海确实能见到日军——同事面显难色，觉得逻辑不通，不好转达。上级说：“你叫他来，我跟他说。”

　　李侠来了，去了上海。

　　女主何兰芬一心想做发传单、组织工友等行动力度大的事，她的上级给她布置任务——跟李侠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装得要像真的一样。

　　兰芬当即拒绝：“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上级做思想工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将跟一位陌生男人朝夕相处的实际尴尬，置换为“非常艰巨的任务”，激发出兰芬的斗志，兰芬同意。

　　兰芬原是纱厂女工，已受“劳动最光荣”的精神洗礼，却要扮作小资产阶级，看到家里的时髦家具，不愿进门，一脸嫌弃。李侠劝导：“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

　　兰芬抗拒：“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呀！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她是工人，习惯早起干活，天一亮就要出去买菜，遭李侠拦阻，说只能十点钟后出门，不睡懒觉，会被敌人看出来。

　　兰芬可以忍受睡懒觉，忍受不了混入阔太太群里打麻将，终于爆发：“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讨厌这种生活，一点也不喜欢。”

　　作为她的上级，李侠做思想工作：“搞这一套，对我们说是困难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

　　将打麻将置换为“作战”，兰芬接受，从上午练到深夜十二点，兴奋喊出“和啦——”

　　上级做思想工作，只有转换概念这一招。下级也不是小孩，是有思辨能力的大人，怎么会信？

　　一定不是被说服的，是自己说服了自己。

　　当李侠面对“其实去上海，不就是去前方吗”的脑筋急转弯时，凝望窗外的延安宝塔，表态：“只要我的工作对组织有利，调我去哪儿，我都没意见。”

　　说服他的，不是上级的口才，是宝塔象征的民族未来、大众利益。私心重，便不会答应上级的安排。

　　民众原有无私奉献的传统，在此土壤上，嫁接上革命理论，方能成活。无私奉献的好处，是自然形成“人人平等”的意识。

　　我无私奉献了，那我就不低于任何人，赢得了平等。一九五○年的《武训传》，表现乞丐可以成为“圣人”，他用乞讨来的钱，给穷孩子办免费学校。无财无势无权无文化，都没关系，只要无私奉献，就可以等同圣贤。

　　没有“人人平等”的土壤，也会发生革命，但难成功，比如日本。一九八○年的日本电影《动乱》，揭示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不祥事件”，是为农民利益反抗政府的政变。一伙出身农民的军人，已经占领首相官邸、包围皇宫、杀了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却被轻易劝降，接受死刑。

　　因为没有平等意识，行为上已经叛逆到顶，精神上还觉得低人一等，希望军政高层理解自己“真诚的心”。高层也没想到他们幼稚到这个程度，试探：“请用死，来证明你们的真诚吧（大意）。”

　　果然幼稚，为了证明，他们放下武器，死了。

　　作为“内部参考”，此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陆放映。观感不佳，看怒了观众：“干吗要证明这个？”

　　觉得主演高仓健空有硬汉外壳，精神弱小，不是“最好的高仓健”。还是一九七八年公映的《追捕》里，跟司法机关硬抗到底、不争取到平等权力绝不就范的高仓健，更得国人之心。

　　国人在电影上，见不得“低人一等”的事。见了，会不舒服。

　　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的故事，讲穷孩子和富孩子原是朋友，穷孩子长大后，自觉低人一等，富孩子觉得穷孩子受了社会风气污染，丧失真诚，遗憾两人从此做不得朋友。

　　小学时，《少年闰土》是重点课文，老师解释为，闰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闰土没错，错在社会。

　　社会永远是势利的，幸好除了社会，还有文化。

　　文化，就是为超越势利用的。江湖人是“关老爷像前，人人平等”，突破江湖地位，就事论事地讲理;祠堂里是“为对得起祖宗”，小辈人可以批评长辈。

　　读书人里，是“孔夫子像前，人人平等”，在孔庙，民可以批评官，整理好言论，再递交官府。抗议书来自孔庙，当地官员已无权处理，上级官员必须过问。在司法流程上，孔庙等同越级申诉的单位。

　　书院，是打破师徒、学派、禁忌、政令而讨论学问的地方，学生可以批评老师，新手可以批评名宿，布衣可以批评朝臣。高中时教我国画的老师，在我过了四十岁后，就不再以老师自称，改口自称“兄”，师生变兄弟——是书院遗风。

　　八卦掌的程廷华基本把优秀的徒弟都变成了师弟，吴昌硕不再提齐白石曾给自己递过拜师帖的往事，黄金荣将杜月笙的拜师帖退还，门生变同辈——我们这代人的老师夸学生，常用语是“不是我教他，是他在教我。得了这个学生，我才把我老师教我的搞明白了呀。”

　　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电文，上级对前线打仗的下级称为“兄”，自称为“弟”。读书人之间求帮忙，办事期间，长辈对晚辈也是自称为“弟”，办完事了，恢复原本辈分称谓。现代人求帮忙，张口叫“大哥”，是此遗风吧？

　　打仗时，也这么称呼，是表态：“你为国家拼命，就是给我帮忙，老天不报答你，我必报答。”

　　书院在清末被西式学校取代，书院式的人际关系，却潜移默化，被各阶层继承。人到中年，发现错在闰土，鲁迅没有高人一等地待你，你为何低人一等地待他？

　　民间“由无私奉献走向人人平等”的状况，在明清两代，是制度运作，由家规和科举塑造。

　　国人的“家”，基本是五世同堂，甚至六世同堂、七世同堂，因为同代人的生育时间差距，会出现年龄与辈分不相符的情况，一个小孩往往是爷爷辈。这种家至少四十人，七十多人还行，二三百人不多，七八百人常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一九七九年的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以录像带方式传入，看到这对夫妻的痛苦，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没亲戚帮忙吗？”

　　《克》片是父、母、孩子的單一家庭，跟活在复合式大家庭里的我们，完全是两套心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来，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坏了，没这种心理呀！我们还算是人吗？”

　　当年落后，报纸舆论总担心我们被开除地球球籍。跟外国心理不一样，一定是我们有问题。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以奥地利的单一家庭为研究对象，美国工薪阶层也是单一家庭，他们有共鸣。跟我们有共鸣的是意大利人，也是大家族聚居，一九九九年好莱坞喜剧片《老大靠边站》，一位意大利黑帮老大找心理医生求救，却一再表示弗洛伊德说的人类普遍心理，自己一点没有。

　　我们当年不太敢说这话，还是黑帮耿直。

　　多则七八百、少则几十人——在这种高密度的家庭构成里，鼓励自私，必引发崩溃。大家庭的教育，人之初，从“孔融让梨”开始，好东西要分给弟妹。

　　家族里，“因果报应”取代了“等价交换”。什么事都是对等交换，必将矛盾重重，一旦养成斤斤计较的风气，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人人恨人人，那就得分家了。

　　因果报应的理论，突破了“就事论事”，比如，你借给二叔钱，帮他度过危机，不料二叔赖账不还，但是你儿子考上了清华，那就是你的回报，等于二叔加倍还你钱了。

　　如果二叔的生意亏了，那就是他赖账的结果——既然老天把一切都算得好好的，人跟人之间，就可以放松，不在一事一物上较真。

　　天，是人际关系的一环。无私奉献，天必报答——大家族的生活，自然会形成这种思维。

　　科举，产生大量脱离生产的社会闲散人员。“耕读之家”是虚假说法，一边种地一边做学问是少数情况，不名誉的事。明清两代习俗，读了“四书五经”，就不能务农经商了。

　　通过科举当官的人是极少数，多数书生谋生是开私塾、行医、卖字画三条大路，还有当讼师、师爷的小路——拿黑钱、颠倒是非，人格亏欠，书生们不太干。

　　私塾的报酬低廉，一户人家聘老师，结果左右邻居的小孩、亲戚家小孩都来学，老师只拿一份钱，额外来的孩子算公益。

　　明末四大名医，三位是自学成才，自己看医书看懂的。当医生容易，是读书的福利。医生遇上贫困户，不但免诊费还送药费，一月必有几天为“义诊”，看病不要钱。

　　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记述年轻时在日本医学院的老师藤野，后来两人失去联系。日本的鲁迅文学爱好者探访藤野下落，果然高风亮节，没辜负鲁迅的好印象，从医学院辞职，回到乡村开诊所，一周有一日义诊。

　　藤野是西医，按中医理念生活。一九六五年，黑泽明导演的《红胡子》，便是讲中医诊所特有的公益行为，令一位来实习的西医学子彻底服气，放弃去大医院就职，甘居底层，觉得找到了人生价值。

　　“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读书人卖字画，等于经商。经商可耻，好在可以置换概念，他人付钱，不是买字画，是买你的洗笔水，称为润笔、润格、润资。面子保住了，挣不到什么钱，能要出高价的书法家、画家毕竟一代人里没几位。

　　大部分卖字，是给官府、行会抄公文告示，或帮私人写信，将将养家糊口。上世纪二十年代，增加了写武侠小说，挣大钱的只有出名的六七位，大部分得钱少，或被出版社报社赖账，挣得多，拿不到。

　　读书，逼得人离开土地、脱离家族利益，服务于社会。书生以授课、卖字、中医求得廉价温饱后，开始做公益的一生。邻里纠纷，必找你当证人、担保人、调解人，民众向官府抗议，也必找你当出头鸟，由你出面交涉。

　　明清制度，只要有最低档次的科举功名（考试过关），进衙门便不下跪了，官员对你行读书人之间的礼节，谈事给方便，差吏、衙役不能向你收好处费，所以民众为省钱，是事事都要你代为出面。

　　虽然有“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民谚，但接洽当地驻军、过路逃兵、土匪，民众还是要你去。因为军匪对读书人客气。

　　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遇上一九一二年京津兵变，非要上街见证历史，家人拦阻，他自信凭自己读书人的样子，不会出事。果然暴乱士兵看见他，像没看见，只有一个士兵上前，口称先生，请他掌眼，看刚抢的东西值不值钱。

　　齐如山赞叹国人天性实在淳良，施暴时刻都这么讲礼貌。那只是对他，士兵们对商人可都是下狠手，殴打烧房。

　　读书人得各阶层尊重，不是因为读书多，是因为一代代读书人无偿为大众做公益，军人土匪的祖辈必受过恩惠，所以客气。

　　齐如山占的是这便宜。

　　躲不开的公益，都因为你读了“四书五经”。

　　放弃建功立业之心，才会踏实做公益。《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朱熹解释为，忠心古代文化，只是传承，不做添加、再创造的事。也有玩笑说法，是只讲课，不写书，书由弟子写。

　　可能“不作”指的不是不作文，是不做官。《论语·阳货篇》，对于当官，孔子能躲就躲。鲁国的主政者阳货批评孔子不仁不智，个人才华留着自己玩，明明有治国的办法，却不说出来，任凭时机错过，国家混乱。

　　孔子大窘，答应做官。答应得好，阳货主政期间，他还是没做。

　　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杜甫简化成“富贵于我如浮云”，富贵指当官。春秋时代，官与富是一体的，当官便有俸禄，比挣什么钱都快。

　　孔子对挣钱没耐心。《论语·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不费事就能成富豪，让我赶马车，我也愿干，不怕丢面子，只怕费事。如果不行，我就还是干我喜欢的吧。

　　他的时代，国君普遍被卿架空。孔子周游列国，基本模式是，每到一国，均号称是来帮助国君打压卿的。国君对他，只有给钱请宴的能力，卿被激怒，将他驱逐。

　　他也不是真要帮国君，他曾跳过鲁国的卿，直接给鲁国国君当官，显出军事、外交才能，差一点灭了鲁国的卿。这份履历，令各国国君对他有期待，他说不用那些手段，我有了新方法——請您提高修养，您变了，卿也就变了。

　　各国国君该被气死吧？觉得他糊弄人。

　　十四年游历，一路讨人嫌，正好不当官。

　　最后一站，楚国国君要给他块封地，当楚国边界上的卫星国，又是模式重演，楚国的卿被孔子的“废卿”言论激怒，出面拦阻，不让这事成。

　　或许这就是孔子的既定计划，周游列国，只为走走看看。看到他一路吃瘪，故乡鲁国新一届卿觉得他总该觉悟，能为自己服务了，于是迎请他回来。孔子提出，可以任闲职，给我钱可以，别让我做事，要做事，我就不回来了。

　　孔子清楚，想当官，不能找国君，叫弟子们去找卿，果然弟子们在各国都当上官。他清楚应对时代的有效方法，自己不做，“述而不作”是此义吧？

　　“窃比于我老彭”——我老彭，故乡的老人。把自己当成个老人吧，老人就是讲讲往事，不做事。谁会要求老人做事呢？

　　苦读“四书五经”，是为了科举当官，“四书五经”的内容，却是最好别当官。所以，科举淘汰下来的大批学子可以自安。

　　孔子提供的人生范本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粮，喝冷水，枕胳膊躺着犯懒，便是快乐。

　　每个小孩都这样，对身体基本功能充满新鲜感，体验吃喝、睡个懒觉，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地快乐了十多年，青春期一到，就把这种快乐忘了，进入“美丑、贫富、成败、值得不值得”的忧愁岁月。

　　《论语》里的孔子时时处在孩童快乐里，不像是中年觉悟找回来的，像是年少时一路持续下来的，从未失去。真是神奇，不愧是孔子，不知他怎么做到的？

　　或许因为年少时起一直在弹琴。

　　因为我什么乐器也不会，没有体会，只能就《论语》的文字线索，说是“可能”。

　　《述而篇》孔子先讲忧，国君不修德，有学之士不传播学问，官员知道正确做法不实行，所有人得过且过，任凭糟糕的状态延续——然后笔锋一转，写孔子自己是一副“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的舒服快乐的状态，他是无忧之人。

　　接着一笔，写孔子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真是老了，很久没梦见周公了。

　　宋朝有两种理解。朱熹注释，孔子要践行周公之道，世上却是另一个走向，理想和他越来越远，甚至理想在梦中也不再复现。这一梦，写哀愁，写到了极处。

　　张载认为，不要割裂文字，这是接在“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后面的话，自叹衰老，是跟学生幽默，孔子高兴地宣布，从此不需要一个梦中人指导自己，他已经和周公合二为一。他不必再梦周公，自己就是周公。

　　孔子梦周公，在《孔子家语》里有演绎，不知是孔子学生群里流传出来的话，还是杜撰。梦得很具体，周公组织人，给孔子做了礼乐的完整演示，孔子感叹“见到真的了”。孔子在梦中跟周公长篇对话，之后感叹“原来这样”。

　　孔子时代，礼乐已走样，走访多处，总觉得不对，于是以自己的研究为准，以“周公梦授，亲眼所见”说服学生。对于含义费解的前代文献，孔子谈出一段前所未有的新意，为取信于人，也是“周公梦授，亲耳所闻”。

　　朱熹发明了个词，说孔子的梦是“正梦”，别人的梦是胡思乱想，不能当真，孔子的梦等于真实，能作为依据。

　　如果《孔子家语》里的情况，不是杜撰，那么《论语》里的孔子是真高兴，人老了，对他人有了威信，对自己有了自信，从此不必再借助周公，自己说什么是什么。

　　以我为准——世上应是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以上知识，是我四十岁后恶补来的。费这番笔墨，为说清楚男主李侠，他的行为，我这代人罕见，光看电影，已理解不了。

　　读书，能读出一种“忘乎所以”的快乐。忘记以往经历，忘记现实处境。此快乐，《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有。

　　夜幕降临，李侠、兰芬这对假夫妻，面临怎么过夜的尴尬。屋里只有一张床，李侠选择上阁楼打电报，让兰芬独自睡觉。

　　次日天亮，李侠回屋。兰芬是漂亮姑娘，穿睡衣躺床上，李侠对她视而不见，似乎室内的清晨阳光，更让他感到惬意，他坐地上，看起《红楼梦》，看得入迷，兰芬走近，都没察觉。导演完全按照旧派文人的情调喜好来拍这位地下党。

　　对于《红楼梦》，导演在后面的戏里做出说明，这册《红楼梦》含有密电码，他在核对。表明不是文人习气，是继续工作。

　　他无视美女，另有快乐，因为一夜译出了来自红区的一篇重要社论，将打破日伪报纸的谎言，让上海市民得到正确信息。做了有益时代的事，让他进入“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的悠哉自得状态。

　　扮演李侠的孙道临在一代明星里，是最接近于戏曲小生的电影演员，小生首先得是书生。他人能有他的演技，难有他的气质。

　　他在清晨阳光里得到享受、看《红楼梦》入迷，没有书生气质，这么演，观众会觉得虚伪，是在女生面前装样子。他演，观众相信，觉得他真的心无男女。

　　而观众认可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现实里有过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不再放映美国电影，认为好莱坞没意思，什么电影都是爱情俗套，根本不反映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九四○年好莱坞电影《魂断篮桥》在大陆重映，久违的俗套爱情，感动大众，我们自发地认为是好莱坞代表作。

　　此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就轰动过一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电影厂访美代表团，在好莱坞提起《魂断蓝桥》，不料好莱坞对谈人士不知道，经查询，答案是流水线上的一般作品，在美国本土票房很差，所以没记忆。此片在大陆的威名，引起对谈人士重视，表示要研究。

　　应该没什么研究价值，只因新鲜，近三十年不看好莱坞电影的后果——周传基老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剪辑培训班上所讲。

　　清朝没有自由恋爱，民国也不普遍。《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查户口的警察质疑李侠、兰芬，说他俩一个湖南人一个浙江人，相隔遥远，怎么结的婚？李侠说是包办婚姻，警察就不再问了。

　　上世纪一○年代到四十年代少量的自由恋爱里，男生不能先开口，男生主动搭讪，会给女生造成尴尬，行为可耻。民国文豪们只是写情书猖狂，不敢在大街上拦截女生、自我介绍，即便在海外，依然羞耻心严重，不先开口。

　　追外国女生，会选择骑自行车将其撞倒，受伤女生问：“是你撞的我吗？”文豪欢天喜地，开口：“是我！”连忙自我介绍。

　　《魂断蓝桥》中，男主对女生直接耍口才。民国人观念上受刺激，照做的不多。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男生敢当街拦女生，称为“拍婆子”——什么词呀！

　　一代人中学停课后，好孩子也被迫要跟城市街痞、乡下二流子打交道，为了生存，语言顿时粗糙。《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影视，男生拦下女生后，不是“你当我姐吧”，就是“瞧你挺狂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魂断蓝桥》重映，惊醒了男生，意识到语言的重要，进入“谈”恋爱时代，但还是觉得别扭，隐隐的可耻，能少说就少说。谈恋爱，就是给女生讲新闻、新书、哲学、历史——很少提到爱。

　　一九七八年公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爱情模式，才符合大陆男生心意，男生不用说什么，女生豪迈地说：“我喜欢你。”

　　男生说“我喜欢你”，就掉价了。高仓健的代表作，几乎都以绝口不说“我喜欢你”的坚忍，感动观众。一忍数年，将女生熬老，甚至熬死。

　　他也难受。亚洲观众对他给予普遍同情，同病相怜吧，他集中了大家的毛病。

　　向女生主动求爱的好莱坞男星，虽然掉价，但可以让人生变得轻松——这就是《魂断蓝桥》感动不了美国本土，却感动亚洲的原因吧？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爱情段落，看资料介绍，是完全删除的。上海阁楼闷热，兰芬走上阁楼，给李侠扇风。下一场戏，地下党联络员通知他俩：“组织批准了你俩结婚。”

　　再一场戏，女主和男主在阁楼上打电报的间歇，在窗口赏月，观众以为是新婚燕尔，他俩的台词说，月亮跟去年结婚时一样圆——啊，这就一年后啦？

　　都老夫老妻了，也就跳过了恋爱阶段。如此跳跃，说明那些年的电影厂上級，是真的不喜欢好莱坞。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开篇，跟《一夜风流》《罗马假日》《七年之痒》等好莱坞影片一样——孤男寡女被迫同居一处，铁定的爱情设置，却没有爱情戏。虽然电影厂上级“好莱坞不值得效仿”的艺术观，令人钦佩，但情节上断了气，观影感受，还是有些不舒服——

　　五十年后，二○○九年的电视剧《潜伏》，一样的假夫妻设置，将缺失的爱情戏补上，姜伟导演有心。

　　《永不消失的电波》一九五八年公映，一九六二年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没评上女主兰芳的扮演者袁霞，是因为戏份不够吧？

　　二十二大明星——这数字很怪，有零有整，不是我们习俗里的数。查阅资料，发现来自苏联，之前国内电影院大厅普遍挂着苏联的二十二位明星像，一九六二年被取代。

　　询问上一代人，得知当年太多观众喜欢袁霞，觉得二十二大里该有她，她“真”。不单是她的个人魅力，她的“真”放在今日，也是难得的电影化表演，尤其在片中多数演员是戏曲、话剧、好莱坞明星式演法的情况下，不知导演怎么会特许她这样？

　　影片中的日本特务中村贴着又厚又乱的假眉，这种眉，在京戏里由重笔画出，是自我控制力极差的暴力人格，戏台上常见，生活里的人难长成这样。

　　贴上这种眉，演员就成大花脸了。电影演员的长相，得有特点，又不能太有特点，电影表演是一种更细腻、需要观众辨识的演法，长相过分突出，观众会觉得“噢，你就是这种人”，看了你的脸，就没耐心看你的表情了。

　　例如，日本特务中村和汪伪特务柳尼娜是情人关系，柳尼娜审问男犯人，采用色诱的方法，中村在隔壁监听，突然吃醋，喝令柳尼娜停止，改由自己审问。

　　是幽默戏份，能为中村这个人物增加色彩，破一破他单一的暴力人格。可惜未达目的，观众还是觉得他只是暴力，也不觉得这场戏有趣。扮演中村的演员该多么恨自己脸上的假眉毛啊，演什么都白演了。

　　女特务的形象，一直是个难题，既要妖艳又不能漂亮——这个劲很难拿，不妖艳不符合身份，但长相漂亮了，观众本能会对其产生好感。所以绝大多数女特务都不找美女扮演，但要在姿态、语调上做足妖艳，于是产生一种怪相，借助话剧表演方式，时刻摆造型、拿腔调，显得格外的不真实。在风月场上班，有些吓人，当天就会被辞退吧？但她能迷倒日军和汉奸——日军和汉奸什么素质，难怪他们会走向灭亡。汪伪女特务柳尼娜的演法便如此，不是她不会电影化表演，是时代审美要求她那样。

　　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同年公映的《英雄虎胆》，其中的女特务阿兰，启用真正的美女扮演，以至于剧终她被我军击毙时，令许多观众痛惜不已。“阿兰是能被教育好的，能成为我们的同志”是许多人的心声——怎么能同情上女特务？电影厂上级们的顾虑还是有道理的。

　　从此再无阿兰，女特务都是柳尼娜类型。

　　地下党联络人白小姐初见李侠时，按照剧情，要表演出白区同志对红区同志感到好奇，她是京戏小花旦的演法，眼神活泼得容易让观众误会，以为她要追求李侠。

　　军统叛徒姚苇是京戏丑角演法，缩着脖子、矮着膝，绕着日本特务团团转地说话，一惊一乍的眉眼反应。

　　面对其他人，姚苇是好莱坞明星演法，永远挑着右眉。按传统相术说法，白人相貌为“眉压眼”，眉眼之间的距离近，居心叵测、容易崩溃。可能白人自己也有感觉，眉毛挑起，显得开朗些，心灵对外人打开。

　　好莱坞明星自嘉宝开始，就挑一边眉毛了。《魂断蓝桥》中的男主女主谈恋爱，互相挑眉，越挑越高。好莱坞新电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跟美国本土同步公映，东京还要晚几日，上海影星对好莱坞演法熟悉，白杨出道，号称“中国的嘉宝”，肯定要挑眉。

　　很多上海明星都挑眉。白人挑眉是让狭隘处舒展，亚洲人脸型比例均衡，原本不狭隘，挑眉后的效果跟白人不同，有“多此一举”之嫌——时代流行，不好肯定说不好。

　　单就《永不消逝的电波》片中的姚苇而论，有些做作，显出袁霞的自然表情格外好。

　　性和暴力，是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总结出的好莱坞商业法宝。作为日本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大导演，沟口健二持反对意见，他的经验是，性和暴力伤害票房。

　　性和暴力能吸引不良青年，必折损整体观众群，床戏和打戏，令影院里并排而坐的观众们相互间尴尬，笑也不是，看也不是。为避免尴尬，宁可不看。

　　性和暴力在亚洲传统的大众文艺里被视为不雅，一部不雅的电影，票房一定差。以性和暴力为卖点的电影，只能是低成本投资。雅，才经得起大投资。

　　沟口健二拍到床戏、打戏，就让长镜头拐弯，做虚化处理。佐藤忠男的《沟口健二的世界》书中，讲“二战”期间，沟口接到拍《元禄忠臣藏》的委派任务，这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为主报仇的故事，从刀劈高官开始，至一场大群殴结束。

　　不拍打戏，就不是这故事了。为拍打戏，委派机关给沟口批下了巨资。引起同行普遍好奇，看沟口如何违反自己的原则。

　　影片公映，发现“刀劈高官”时，运动镜头跟上得慢了，镜头跟上时，已经劈完。沟口的动作戏，就是一群人怎么把刀劈者拉开。

　　“大群殴”场面没拍，通过读信，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发生了一场大群殴”。震惊同行，觉得这么糊弄，委派机关一定饶不了沟口。不料委派机关满意，沟口过关。

　　佐藤忠男写得不详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满意？

　　“忠臣藏”的题材，对于日本导演来说，是珠穆朗玛峰般的存在，每个登山高手都要攀登，不需要委派，成为大导演后，自己主动地就要拍。不同版本大同小异，相互重复，但沟口版本里有一段台词，是其他版本绝不会重复的，为“孔子学说很深刻，但我们的武士道更深刻——（大意，一长段话）”。

　　没有走访调查的条件，只能是就电影本身分析，推测是这段台词令沟口过关，原谅了他不拍打戏。

　　至于钱花到哪儿去了？答案是时间。天数多。

　　虽然都是文戏，奈不住反复排练、几十条的拍摄。沟口清白，耗光巨资，没贪污。

　　床戏，会损失观众。對此，高仓健吃过苦头。

　　一九七六年，任侠片（黑帮片）在日本不再有市场，任侠片代表明星高仓健尝试转型，拍摄动作悬疑片《追捕》，在日本本土票房失败。一九七八年被大陆引进，不料大热，观影人次据说高达八亿，一代男生学其发型、服装、表情。

　　年少时有位邻居老叔，年轻时留高仓健发型，直至老年。DVD时代到来，一买二三十张，买了就放着，看不了一两张——是买碟人共性，我也如此，买时兴致高，买后没时间。堆着的碟片里，发现日语原版的《追捕》，想起邻居老叔。

　　听闻老叔活得颓废，上世纪七十年代公映的译制片都有删减，如看到全版，被偶像激活，他会振作起来吧？准备送给他。先看了一遍——决定不送了。

　　大陆版本，高仓健在逃亡中生病，一位平民女子收留了他，给他吃药，次日高仓健退烧，礼貌告别，这是我们熟悉的军民鱼水情，平民本能要维护正义，正义的战士必得到帮助;原版是，女子职业为妓女，担心退烧药药效不行，无法保证第二天高仓健就能逃亡，于是以做爱帮他退烧，果然有效——

　　大陆版本，高仓健在逃亡途中获得爱情，当他躲在女友真由美的酒店房间时，警长赶到，喊了声“出来吧”，高仓健出于自尊，从卫生间走出;原版是，真由美为不让警长搜查，诬陷警长强暴她，脱光衣服，正背面全裸，警长觉得人格受辱，怒吼让高仓健自己出来，高仓健一副亏心样，从卫生间走出——

　　看到做爱治发烧、全裸退警长，老叔会崩溃，当年的美好全毁。没法送他碟。

　　两场戏，是色情噱头，希望能拉拢观众，不料观众不买账。沟口健二早想明白了，大众电影里，真正能卖钱的，是人格与意志，不是女人身体。

　　不见得是至善的人格与坚强的意志，有时缺陷的人格和脆弱的意识更得观众共鸣，沟口电影便如此。《追捕》原版在日本不成功，因为将男主女主变得苟且。

　　您是高仓健啊，任侠片的一代豪杰，大众看您，是要得到精神激励，得知您胡乱出卖色相，就懒得看了。还是大陆版好啊，不禁感慨，这次删对了。

　　为保障票房，不拍打戏床戏，是沟口时代的做法，大众基础造成。《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我们反复放映的热片，观影人次高过《追捕》，或许删除爱情，正是其成功处，为了大概率赢得观众。

　　未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那时大众心理没同感，电影厂前辈留下的文字少，成了我写不清楚的事。胶片保存需特定温度，不入正片、剪下来的段落，不会有人管，很快便毁坏。

　　删除的爱情戏，拍成什么样？

　　可能我这代人永不会知道。

　　当初李侠离开红区，一位送行的战友，长时间双手插着裤兜。

　　出生晚，未赶上此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映，我们这代人看，是在七十年代末的影院重映和八十年代初的电视里。我们受的教育是，不能手插裤兜，那是没礼貌的表现。这位战友，令我们一帮孩子惊讶，分析他是潜伏进红区的敌方特务。

　　一九七八年，《追捕》公映，高仓健是斜脖、歪嘴，手插裤兜。我们善意理解，因为他是逃犯身份，手插裤兜，为方便随时掏刀。后来重映、新进的译制片多了，才看明白，手插裤兜是穿西装的基本姿势之一。

　　战友是好人，只是以前穿过西装。看《西行漫记》，斯诺拍照的解放区生活，穿过西装的人不少，穿军装，仍手插裤兜。

　　我们这代人的小学教育里不能手插裤兜的标准从哪儿来的？

　　查阅史料，发现清朝末年，清政府花巨资，聘请日本教习办幼儿园、小学，全国范围。我们一代小学生“双臂扣到椅子背”的坐姿、学生跟老师讲话不能手插裤兜、老师扔粉笔头打上课瞌睡的学生脑袋……都是从上世纪初沿袭下来。

　　原来是日本人搞的，太古板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青年叛逆，手插裤兜，被大人斥为“流氓”，其实青年没错，天下原没有此规定。

　　李侠离开红区的最后一个镜头，是骑着白马跑远。意境很好，但总觉得哪里有问题，不够抒情。也是一九七八年，引进意大利、法国合拍片《佐罗》，看到佐罗的马，才知是李侠的马小了。

　　我们土生的四川马、蒙古马都是小个。大银幕苛刻，马小了，显不出人的豪情。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作，有前后不搭的地方。

　　李侠离开“红区”，送别他的战友说：“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在上海是做地下工作，保持军队作风，不就被敌人看出来了吗？

　　果然，到了上海，地下党上级对李侠说：“军人姿态要彻底改变，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

　　战友的嘱托跟“白区”的现实有矛盾。“将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是李侠离开“红区”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观众不会将其视为战友送别的随口话，会将其视为全片宗旨，看这部电影就是要看这个。

　　既然否定了不是外观，那就是内涵，观众更感兴趣。之后李侠表现出视死如归、勇于冒险、舍己为人——但“白区”同志没有这些优点吗？何为“红区”传统？“红区”传统如何突破“白区”工作的常规？

　　这些观众自然产生的疑问，影片并未解答。

　　剧作要前后推敲，如果发现删减定型后的成片，没阐述此问题，就要再多删一道，将开头的这句话也拿掉。这句话如肉中刺，会干扰观影。

　　“白区”上级，隐蔽的身份是精神病诊所的医生。展示他的工作环境，候诊大厅里有三十多位患者，各有各的疯态。这个场面太震撼，但之后不再有，上级跟李侠接头都是在小轿车内。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环境，按剧作常规，要重复使用，在这个环境里深化故事，因为观众受了刺激后，观影心理要求再看。只露一次，不知是何原因？

　　找不到历史文献，单就影片而论，可能因为——地下工作者白小姐来接头，正轮到一个疯态十足、看着马上要出事的患者要进诊室，结果白小姐不排队，抢先进诊室。患者的老母亲对白小姐有明显的反感表情。

　　地下工作者该高风亮节，怎么能加塞儿？

　　况且，白区上级隐藏在精神病人们里——什么意思？估计电影厂上级看着别扭，这场戏交代“白区”基本的人物关系，不好删，就把别的诊所戏删除，重拍，改为轿车内（纯属猜测）。

　　李侠问“白区”上级，怎么去掉军人气质。上级的回答，是让他组建家庭。于是引出女主兰芬登场，地下活动都是单线联系，兰芬另有上级，叫“老孙”。老孙交待：“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但两人见面后，李侠已改好，一副圆熟的小商贩作派，兰芬的主要任务“帮他去掉军人气质”落空了，情节上不接戏了。兰芬还有种种漏子，她是纱厂工人，扮作商贩妻子，天然不对。令观众质疑，白区上级是要帮助李侠隐蔽，还是故意要暴露他？

　　情节设定是女主帮助男主，变成了男主帮助女主。如此矛盾，难道电影厂上级只允许“红区”同志帮助“白区”同志，不许“白区”同志帮助“红区”同志？

　　从后面的情节看，李侠受的地下工作培训不系统，匆忙上岗，遇上敌人盘查，没有应对办法。

　　汪伪特务带着日军军官，深夜找上家门。对话如下：

　　汪伪特务：“你为什么不睡觉？”

　　李侠：“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这么回话，谁都会觉得他有问题。

　　李侠发电报利用家用收音机，日本军官摸他家收音机，发现是热的。李侠解释：“我听广播。”日本军官反问：“夜里三点听什么广播？”

　　李侠眼神回避，下意识走开，片刻后才想出词：“我收听国外的行情。”解释自己是商人——这种反应，明显说谎啊。

　　看着李侠漏洞百出，兰芬在旁边干着急，帮不上一点忙，完全没话。她没经过培训，仅有的一点，还是李侠培训的……这，哪儿够呢？

　　于是李侠和兰芬被捕。

　　观众会觉得“白区”上级有问题，不培训就让人上岗，对“红区”同志未尽到责任。

　　李侠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一位“红区”军人。全片他被捕两次，剧终时是第二次，他不顾敌人即将到来，坚持把电报发完，知道这次活不了，让夫人兰芳撤离，在电报里向“红区”首长、战友深情告白。

　　李俠当初同意去上海，是长时间遥望延安宝塔后决定的。“红区”的首长、战友们开窗，并排望向宝塔，以“注目礼”来祭奠他，之后李侠的形象叠印上青天……整个祭奠段落，没有“白区”上级、同事的形象出现。

　　李侠属于“红区”，视觉上，定义明显。

　　“白区”的同志确实不容易给观众留下好感，兰芳的上级“老孙”就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困扰。

　　影片中，老孙跟兰芳见面，不介绍自己，而是一脸热情地问：“还认识我吗？”兰芳大窘，突然如释负重，欢乐地喊出：“哎呀，老孙！”

　　不知是见了老孙高兴，还是庆幸自己及时想起而高兴。

　　电影影响生活，尤其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级别的大热片，在影片重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里，常有半生不熟的人充满热情地问：“还认识我吗？”

　　太尴尬了。

　　不知道他是谁，还必须热情，回答：“哎呀，你呀！”

　　半生不熟者不依不饶，追问：“真想起我是谁了吗？你说，我叫什么？”这种逗乐能延续十分钟，令人抓狂。

　　打电话也是，以绝对熟人的口吻说：“猜猜我是谁？”这种电话能延续半小时，怎么猜都不对，打电话者乐疯了：“说不出我是谁，要告诉你的大好事，就不告诉你啦。”

　　遍地“老孙”，让人怎么活？

　　因为“老孙”，我们这代小孩反感“白区”作风。觉得还是李侠好，直来直去。

　　二00七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在威尼斯获得大奖。DVD版传来，同时传来消息，国际公映版并不是获奖版本。获奖版本以梁朝伟给女犯人用刑为开篇，传说拍得暴虐血腥，拍摄期间梁朝伟一度崩溃。

　　有高手师兄分析，国公版少了这场戏，剧作便缺了基石。如果梁朝伟的角色刚经历了让自己都崩溃的施虐行为后，再遇上汤唯扮演的傻白甜大学生，会生出一种“借这个女人，重新做人”的心理。脑补上“折磨女犯”的一场戏，再看梁汤二人的戏，所有细节都变得另有深意，妙不可言——

　　不愧是师兄。

　　这场戏，说明汪伪特务是对女人用刑的。《烈火中永生》写军统特务对女犯用刑，韩国电影《登陆之日》写日军对女犯用刑——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汪伪和日本特务联手审讯，竟然独对李侠用刑，放过兰芬。

　　李侠死不招供，汪、日特务才想起从兰芬口里撬消息，对兰芬的折磨，是让她看李侠用刑。兰芬看了白看，说什么也不知道。气坏了特务，一气之下让她回家。

　　汪、日特务为何对女士文明？剧作未交代，如果不受其他电影影响，单看此片，男人对女人客气，为生活里的普遍现象。

　　户籍警盘问李侠兰芳夫妇，几位邻居妇女来串门，跟户籍警一说笑，户籍警就不盘查了;特务进家，搜出发报机，李侠否认跟自己有关，日军军官抽李侠耳光，兰芬冲上怒斥：“你为什么打人？”老师批评打架学生一般，理直气壮，日军军官气弱，避开兰芬，不再打了;李侠第一次被捕后出狱，开了个杂货店，军统叛徒姚苇找李侠谈事，碰上一个带小孩的妇女来买东西，她一会儿想起一个要买的，没完没了，为不耽误她买东西，姚苇就走了，跟李侠另约个时间谈。

　　《青春之歌》中，也有个例子，地主请来官兵，要抓捕发动农民反抗的地下党，女主林道静参与了一点地下活动，地下党自己转移，也让她转移。林道静根据社会风气，不怕地主和官兵，第一反应是“我是个女的，他们不会拿我怎么着（大意）”。

　　我年少的时代，女生走夜路会挨劫，大白天也会被街痞堵，是女的，才危险。林道静的年代，是女的才安全，不受欺负。如果《青春之歌》里是真的，那么《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情况，有可能。

　　房龙在《宽容》一书里讲，我们理解不了古人，不信就去观察自己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行为思维，你就已经理解不了。

　　时代差距，我们一代人，理解不了李侠、兰芬一代人，他们自成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比如，军统叛徒姚苇。

　　此人甘当汉奸，国家民族的底线都丢了，怎么会守住朋友的底线？看民国历史，发现这类人很多，大义有亏，私德不错。

　　得从传统文化里找渊源，此处就不展开论述了。分析姚苇，因为他是全片中唯一达到当代剧作标准的角色，电影人物不应是块千年好木，而应是块三合板，不同质感的合并物。或许因为删减，李侠和兰芬是千年好木，独特，也单一。

　　姚苇是三合板，“对不起国家、对得起朋友”的复合型人格，令他出现的戏，登时好看。好看，不是热闹，是能让观众动脑子。他想要干吗？他怎么做？观众事先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好看。

　　姚苇，还真是个朋友。一旦认为你是朋友，就铁打地实诚。

　　他叛变军统，投靠汪伪，出卖军统在上海的一批电台。汪伪特务柳尼娜，问他交代的是不是全部，他发誓没了。

　　柳尼娜放心后，以朋友口吻，向他交底，说了一些汪伪高层的情况。被当作朋友，姚苇一激动，又出卖了一批电台。突然爆发的友谊，吓了柳尼娜一跳，刚才她真以为他已说尽。

　　他安慰柳尼娜别慌，解释前后不同，因为咱俩人有了友谊。

　　他对李侠的友谊，也是突然爆发。日军特务和汪伪特务联手，一夜搜出上海多家私人电台。李侠被押到特务总部，姚苇已先一步被抓，他身边有空位，李侠坐下，同病相怜，他友好递烟。两人有了一面之缘。

　　之后，两人分别受审。李侠是挨打受刑，他是被柳尼娜色诱。色诱了很久，他还不交代，日本特务中村等得不耐烦，让押他去看李侠受刑。

　　姚苇一看就吓了，立刻叛变军统。

　　李侠不招供，就被当作示范模特，许多人看他受刑，纷纷叛变。小时候，我们一拨孩子，对汪、日特务的做法很生气，不好好审问李侠，转作吓唬别人的工具，李侠白受了很多刑。

　　姚苇自己是软骨头，却佩服硬汉，对李侠爆发友谊。姚苇叛变后，日军特务让他分析李侠的电台是中共地下党的，还是倒卖紧俏商品、赚国难财的重庆高官的私人电台？

　　他个人认为李俠是共产党，但硬说是重庆高官电台，除了“白区”上级对李侠的营救，他的分析，为李侠出狱出了力。

　　李侠出狱后，姚苇暗中监视，发现他再无电台活动，认为他因为被捕暴露，而被地下党抛弃。于是主动上门，要李侠跟自己干，好心带他挣钱。

　　李侠拒绝。姚苇露底牌，表示知道他是地下党：“那么共产党要你干，你才干呀？”

　　李侠骗他，吐苦水说自己做电台，只为求财，受刑不招的硬汉行为，不是革命意志强，是真的不知道地下党的事，吃了哑巴亏。白来的牢狱之灾，让他怕了。

　　姚苇选择相信朋友，推翻自己的判断，认定他之前是给重庆高官干的，入狱数月，而被高官抛弃。好言相劝：“哦，是这么回事呀！老兄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亏在这上头。你见的世面太少，你的消息太不灵通啦。”传授李侠生存之道：“咱们也得变得聪明点，把自己变成活的。”

　　友谊的加深，是姚苇佩服有本事的人，听到李侠打的电报声节奏清晰，赞叹：“真像一汪清水一样啊。”

　　之后李侠打电报，他常在后面看着，名义上是监视，眼里都是钦佩。既是硬汉，又有本事——这个朋友，姚苇是交定了。

　　李侠利用姚苇，将汪伪的机密电文传给红区，之后迅速潜逃。汪、日特务一致断定内鬼是李侠，姚苇抗议：“李侠没有问题，拿我的脑袋担保。”

　　他愿意为李侠死！天呀，此人正因为怕死，才背叛国家。不能为国家死，能为朋友死。这种自相矛盾，才是电影人物，刺激观众观感，要辨析他。

　　惹怒柳尼娜，呵斥：“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

　　是传统的朋友之道。

　　姚苇被朋友害了，坐实李侠是地下党后，姚苇向柳尼娜下跪讨饶：“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男人向女人下跪，奇耻大辱。他该多么恨李侠。

　　之后，姚苇一直在电波上苦苦搜索李侠，数年未果。因为“白区”上级安排，让李侠脱离了电台工作。

　　当日军投降，“白区”上级认为时过境迁，重新安排李侠打电报。不料柳尼娜、姚苇未因汉奸经历受罚，在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后，他俩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的特务。

　　姚苇在电波上终于又听到“一汪清水”的节奏，亲自带队，抓捕李侠。竟然能从千百电波中，听出李侠的个人手感，当年这份友谊该多深？

　　如果按好莱坞拍法，是“向朋友复仇”的桥段，两人间该有“咱俩一起吃过多少次饭，我儿子叫你干爹，你为什么害我？”“对不起，我是个警察。”一类台词。

　　但当年电影厂审美，看不上好莱坞套路。所以两人见面，不谈私情，没台词。李侠冷眼扫一眼姚苇，就转脸给“红区”发临终告别语了，进入忘我状态。

　　他的冷眼，令姚苇彻底寒心，想不起说话，忘了行动。

　　静待李侠将电报发完，说明姚苇还是个朋友，知道这次李侠得死，容他把最后的事做完——这是对剧情的过度解读，成片里，没给姚苇个人镜头，他淹没在全景中。观众感受不到什么，观众眼中，他只是个简单的坏人，不阻止发电报，只因被英雄震慑。

　　结尾，把姚苇拍没了。不用好莱坞俗套，他也该有一笔。戏全给了李侠，影片中的他就成了个未完成的角色。

　　话剧演员得练功，像京戏演员般，一身本事。女主兰芬的扮演者袁霞是话剧团出身，她追求电影化的自然表演，藏起了一身本事。

　　但还是有个镜头显出功底。

　　兰芬目睹她在纱厂时的工友因发传单被特务击毙，她一度精神崩溃，奔跑回家。路过一条窄巷时，踩起地面积水，溅到大腿根的高度，身子倾斜近四十度，连跑了两步。

　　照做，才知道有多難。那么浅的积水，一脚下去，能溅起那么高，这一脚的力度，可以踹断砖头。身体失衡的状态下，一动就摔倒了，一秒钟的事，她歪身不倒那么长时间，最后纯靠腰力将身子扳正，接着跑，武术冠军打的醉拳一般。

　　男主李侠的扮演者孙道临，也是话剧出身，看他的电影有趣，他是每部电影必留个绝技。本片，是眼神戏。

　　结婚一年后的纪念日，李侠没有谈情说爱，向妻子诉说他对“红区”战友的思念。此镜头，为紧盯眼部的特写，加上转化到下一场戏的叠化时长，高达四十五秒，孙道临没眨眼。

　　大银幕效果，眨眼伤害表演，一眨就出戏。那个时代，胶片感光度低，照明格外刺眼，到特写镜头，为拍出瞳孔高光，还要滴特殊眼药水。眼里刺激，八秒不眨，已很难。

　　眨眼是交感神经的自我保护设置，不经过大脑。四十五秒，近乎奇迹。

　　兰芳在工友被杀后，跑回家对李侠说：“别人流血牺牲，我在这儿当太太。你让我走吧，我要做艰苦的工作，和敌人斗争。”

　　李侠反问：“你觉得这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兰芳说不是，拿出工友临死前撒出的传单，说：“这个才是。”

　　李侠：“这张传单的底稿，是经过你的手传出去的。”那是李侠前夜接收“红区”电报，译出来的，编进《红楼梦》里，让兰芳转交联络员白小姐。

　　兰芳服气，找到自身价值，留下了。

　　寓言故事般，告诉我们，无意义的生活，或许有意义，我们早干上了最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