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没有相机，时间没有从绵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单位，夹到相册里。那些没有被相机拍过的记忆——人脸、人声、语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和梦里的，欣喜若狂或绝望无底的——像时间河流里的一块块石头，被岁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隔着漂动的水草和水波看它们，恍恍惚惚，阳光里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从上海飞去纽约是一种探险——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或者能否再回家。我会住在学校宿舍，还会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从上海带齐。我的半个箱子是月经用纸，那是圈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半个是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书、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哥哥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绸子内衬上缝着精致的标签“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商店”。字的边上刺绣着一只雄壮的老虎，它的脚下踩着一只地球，身旁绣着英文的“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后来我知道他在我办理护照的大半年里，接了不少画连环画的活，攒下来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件大衣上。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唯有衬里在前几年脱了线，我请裁缝重新缝了以后，它跟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一样。
那天烈日炎炎，为了让家里阴凉一些，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站在飞机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挥舞，另一手拎了一只塑料编织的手提包。此刻望着照片，我清晰记得手提包是淡绿色的，但是那张笑脸背后的思绪万千，我却完全忘记了。
到达的那晚，母亲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海外关系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长辈们从没跟我提起过美国的亲戚。那晚，我和母亲去新泽西的亲戚家过夜，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弟。
两天后，母亲把我送到离曼哈顿两个小时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校园。我推开挂着我名字的寝室门，一位中国女同学已经在另一个床铺整理衣服，她转头用香港英语跟我说了她的名字，我也说了连自己都还说不顺口的英文名Joan。这是上外一位老师为我起的，他是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印混血儿，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给他自己起名为Tall-dark-handsome（高黑帅），倒是给我起了个严肃的名字。他说这是圣女贞德的名字，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发音也跟冲相近，你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母亲需要赶火车回华盛顿工作，临走她忧心忡忡地塞给我两百块美金。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我看着公车远去，心里空荡荡的。走回寝室的路上我留心到沿街的枫树叶红了，在太阳下像一团团火焰，草坪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学生，聊天说笑。我迷茫地在他们身边走过，感觉自己是隐形人、局外人。
报到注册的那几天，宿舍走廊里你来我往的热闹总是到凌晨才消停，整栋楼终于陷入酣睡的时候我却醒了。我还不懂“时差”的概念，只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连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都被颠覆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包括怎样在美国睡觉。我躲在被窝里给W写信，我渴望他。
排队选课的时候，我看见身后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人，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中间，显得很老。忘了我们是怎么聊起来的，都说了什么，但我仍能看见他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睛，透出愤世嫉俗的天性。我怎么会坐上了他飞驰的摩托车？也忘了。只记得我被风吹得紧闭着眼睛，身子跟着车来回晃动，拐了一个又一个弯，不知道会开多久，会去哪里。
我感到风突然停了，阳光晃进我刚睁开的眼睛，面前恍惚一片缤纷的山峦，犹如梦醒。定睛望去，延绵不断的枫叶像波浪一样闪烁着，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无限。微风吹过，树叶柔和的哗哗声就在山峦回荡起伏，像音乐飘过。我们无言地站着，许久。他带我走去山间一个瀑布，它顺着笔直的崖壁冲到下面巨大的卵石上，再流进一个清澈见底的天然池子。我们在瀑布边坐下，他说，这座富饶的山原来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洗澡，十七世纪被到这里的荷兰人杀尽了。我问他山的名字，他说了一个很难记的单词，眼睛看着远处。我本想请他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时空。
我们在山顶看日落，万物被一层古铜色的光辉笼罩。一只巨大的红尾鹰在我们前方稳健翱翔，像电影里流畅的慢镜头，它矫健地飞向天空，又凶猛地扑往山谷，唯有自然才能如此完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变得非常安宁和满足，自言自语地说，今晚这里能看到整个银河系。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我，转头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他在宿舍附近放我下车，说，你好好照顾自己。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忧患。暮色里，他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晚上，香港女孩跟我借汉英词典，那好像是几天来她第一次跟我说话。我把词典递给她时，她说，一天都没见你，你去了哪里？我告诉她去山上的事以后，她惊讶地喊出来，你疯了啊，他可以是个强奸犯、杀人犯、碎尸犯，美国常有这种变态的人你不知道啊。
我想起摩托车急转弯的时候，我曾经闪过恐惧的念头，但是已经太晚了，我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身后，不见阎王不掉泪地跟他到了山上。记忆里我们从未互相讲述自己，但一眼就已感应到对方的孤独。我们目光相触的时候，我仿佛在悬崖望到深渊里的自己。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多年后我在机场酒廊的一本旅行杂志上，偶然看到了那座山，它叫Shawangunk，那个难记的名字像一首被遗忘了的歌在我耳边萦绕，时光随歌声倒流到那一天。孤独者你是谁？我幻想他也许是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或是被时代淘汰了的嬉皮士，有一日曾想去完成学业，回归“正常”，但最终还是继续做了自己。
學校每年上演一个话剧，我到的那年演的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戏剧老师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下课后要听当天课程的录音，重新做笔记，还要在图书馆工作，实在没空排练。他说那就演芥末仙女，不需要每次排练都来。排练开始后，演驴头的同学整天胡搅蛮缠黏着我，令我不知所措。我看见有些演员在排练厅亲热，不知自己不让他碰是不是违反了当地习俗，时刻处于困惑和紧张的状态，后来每次遇见他就浑身起像风疹那样的红块。
我去学校的医务室求诊，那里的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他看了我胳膊上的红疹，问我是否接触了或者吃了奇怪的、陌生的东西。我说，很多东西都很奇怪陌生，我刚从中国到这里。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你到帘子后面去把衣服脱了，我得检查一下身体其他部位。我为难地问他要脱掉哪些，他说得全脱了。我头脑嗡嗡一片空白，恍惚看到他掀开帘子，领了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进来，一起看我，我开始发抖……
很久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某名校的运动队医生，长期对女运动员性侵，几十年后终于落入法网。我明白了那天在学校医务室发生的事，是性侵。文化冲击带来最严重的脑震荡，是你失去了固有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不知道何为那个文化的“正常”。
四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封存多年的纸箱，寻找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标题是《从女游击队员到芥末仙女，这是陈冲》。“在周三即将开幕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仲夏夜之梦》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发现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在这里不是家喻户晓，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如果二十岁的陈冲如她所愿，你会记住这个名字，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在采访里，我无比自信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也完全忘记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曾说过有当导演的梦想。那个不可磨灭的耻辱像日全食那样遮挡了那段记忆的亮光。写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别人提到这件事。医务室的白帘子、日光灯、铺了白纸的蓝床、赤身裸体的我和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发时它们似乎只是在我知觉的边缘，模糊、扭曲。此刻从潜意识里重新浮现出来，一切变得刺眼地清晰。
在纽约中央公园W每周给我写信，每一页纸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画了圆明园的素描，在背后写了他想带我去那里，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从夏威夷寄来的信，说他到了美国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我惊喜到叫出声来。那是冬天，我们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个高坡后面，那里有两个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骑在他的腿上，把我们冻得发紫的嘴唇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挤在一个男同学的寝室里过夜。第二天我半梦半醒中感觉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窝里抚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饥渴地呼吸对方的气息……然后他就走了，去中部一个城市学习。
感恩节和圣诞节长假，我穿着哥哥给我的貂皮大衣，坐两小时长途汽车到曼哈顿去。总是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没有见过二十岁的学生穿这样雍容华贵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车上。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73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一个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在新帕尔茨的第二个学期，我接到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周教授的电话。他邀请我参加北岭即将举行的中国电影节，为观众介绍《小花》和《海外赤子》的拍摄经验。电影节期间，周教授为我联系到了一份奖学金，暑假后到北岭读影视制作专业。
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中途，我经停了W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铁到机场接我，我们又坐地铁回他的公寓，一路拉着手。W住在一栋美国政府拨给越南和柬埔寨难民住的楼里，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床和旧桌椅，一只小书架，窗帘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单，墙上挂满了日用品。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英对照的《茵梦湖》，跟我的那本一摸一样。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好像就是在读了《茵梦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爱。也许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及的白莲，那段可望不可及的爱情，我有些伤感，他抱住我，问我想不想做爱。我没有听懂，那时我连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学过，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终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释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温柔耐心地教我，我们长久地亲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体。那时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经熟悉的地方，牵动了手指的记忆，灵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你现在快乐吗？我说快乐。他说，那我们继续这样不好吗？
到了加州北岭后，周教授带我参加了当地“扶轮社”的聚会，去找一个愿意接待我的家庭。“扶轮社”是一个全球性的，拥有悠久历史的组织，它的宗旨是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我在台上介绍了自己，然后当地“扶轮社”的主席上台问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为这位杰出的中国女孩提供一个家？一位五十多岁的人站起来对我说，我叫李查·海德（Richard?Hyde），我今天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你。
在回去的车上，周教授跟我说，他自己也曾经在台湾的“扶轮社”得到过帮助，“扶轮社”为他航行太平洋的帆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原来周教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跟另外五个朋友一起，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一只木帆船开到了美国。
故事开始在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二十八岁的周教授在台湾基隆看到报纸最后一页的角落上，转登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为纪念瑞典皇家游艇俱乐部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纽约游艇俱乐部宣布，将于明年夏天与瑞典人共同赞助跨大西洋游艇比赛。?比赛将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从罗德岛的纽波特开始，最后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周教授高中时参加了盟军在缅甸抗日，战后在台湾以捕鱼为生。在看到那条没人留心的边角新闻时，他正感觉人生停滞不前，需要新的挑战，便产生了用中国的木帆船去参加游艇比赛的梦想。他曾在一场暴风雨中，见证过一艘木帆船征服擎天巨浪的劲头，从此渴望尝试风帆的魔力。台湾的渔船都是柴油引擎驱动的，他不知去哪里能找到帆船，也没有远洋的经历，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然而他固执地把生命里的一切，全赌在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上。他找到了另外五个跟他同样疯狂的单身汉，骑着单车分头在台湾各个海滩上找废弃了的帆船，终于在一个渔村的死水里发现了一条从福州拉咸鱼到台湾的破旧帆船。船老大正在岸上赌博，输得精光，周教授就拿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再通过各方集资买下了这条五十年的老帆船。?在经历了许多繁文缛节、狂风暴雨、台风，无数失败、绝望、死亡的威胁和接近暴动的争吵后，这六位年轻人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太平洋之旅。?进入旧金山海湾时，他们的木帆船乘着一阵强风，穿过金门大桥，跑得比所有载着海关官员、移民官员和追随它的记者团的汽艇都快。?第二天，他们的故事就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了。他们没有在六月十一号前赶到罗德岛，错过了大西洋上的游艇比赛，但是他们创造了奇迹。到达美国的时候周教授二十九岁，没有任何文凭。他开始在旧金山的一所两年制大学，跟一群十八岁的孩子一起上课，然后在伯克利大学读完本科学位，最终在美国西北大学得到物理博士学位。他的前半生是一场多么浪漫和不可思议的历险，我对眼前的周教授肃然起敬。
“扶轮社”聚会的两天后，我住进了海德先生和他太太三迪（Sandy?Hyde）的家。那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的洋房，我的卧房窗对着后花园。他们俩是会计师，办公室就设在家里，每天下午五点，他们就在家里的酒吧台喝酒聊天，三迪总是边喝边开始做晚饭，我也帮着她一起做，有时我也做中餐给他们吃。除了收拾我自己的房间以外，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做其他家务。我每隔两三天就接到中部寄来的信，三迪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总是说，又是他的信，他简直不可救药了。
海德先生的隔壁鄰居是台湾人，在离北岭不远的镇上开了一家很大的中餐厅，给了我一份领位的工作。到寒假的时候，我挣的钱正好够买飞往中部的来回机票。
我太早到了机场，便去书店浏览打发时间。到美国后我除了读课本以外，还没有看过其他的书。我随便打开一本叫《白色旅馆》的书，惊呆了。扑面而来是一首疯狂的第一人称诗歌，女主人翁描写了自己近似无耻的性臆想。在水灾、火灾、飞叶和流星的怀抱中，狂喜的身体像在刀案上扑腾的活鱼，离死亡很近。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架前，眼睛飞过那些陌生的词汇，看到一幅幅奇幻、色情、恐怖和美丽的画面。我觉得内脏在充血抽动，几乎错过了登机。
《白色旅馆》的叙事一层套一层，从序幕的友人通信，到第一人称魔幻的狂言，再到弗洛伊德对女主人翁的病例记录，我们一步步走近女主人翁——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真实灵魂。坐上飞机以后，我从包里拿出厚厚的英汉词典和笔，把书页边缘的空间全写满了笔记，期待着跟W分享。
美国中部已经天寒地冻，W把我带到郊外的一栋小木屋，第二天中午醒来，我看到窗外一片冰封的湖面，不见边际。我们去湖边散步，天上飘下雪花，悄然降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举起手臂惊叹袖子上一片片六角形的水晶，有的像六根羽毛，有的像六片叶子，完美而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回到屋里，W用黄油、糖、花生和巧克力，烘焙一种叫“peanut?brittle”的香脆甜品，我们围着毯子坐在壁炉前，边吃边读《白色旅馆》里的性爱段落。
从湖边回到他的公寓后，有一天，他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不记得为什么——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无聊——我打开了他的壁橱，看到头顶的架子上有一只鞋盒，里面装着一本日记，还有大半盒的信。我打开几封我写给他的信，想象他在房间里读它们的样子。在我的信下面，我看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再往下，我看见更多从北京寄来的信，都是同样认真幼稚的字迹，我拆开来读，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思念他，思念他的手、他的唇、他的身体，她想跟他回到圆明园，她想跟他地久天长。原来他寄给我的圆明园素描，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画的，那天他在跟她拥抱亲吻。我用颤抖的手，翻开他的日记，他写了离开新帕尔茨那天黎明，我的嘴里有一股甜味，身体是烫的。再往前翻，他在新帕尔茨见我之前，跟夏威夷的旧情人一起，她高潮前贪婪的喘息，高潮时叫喊的声音让他厌恶……
我胃痛，冲到厕所去吐。后来我是怎么面对他的，怎么到的机场，跟他说了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写到这里，我怀疑是不是记错了，偷看他的东西也许发生在第二年暑假，而不是那个寒假？因为我突然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去过伦敦郊外的姚牧师家，W夜里从沙发上溜进我的房间，天亮前再溜回沙发，第二天我们躺在皇家植物园草地上亲热……那些一定都是在事发之前。
李查和三迪到机场接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他们面前装得没事，他们自己满腹心事的样子，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我看到三迪的脖子上打了红色的格子。一路上我们都很安静。第二天他们告诉我，三迪得了癌症，在做放疗，我才知道脖子上的红线是做放疗需要的标志。
南加州的中国留学生要举行一场留学生音乐会，请我当主持人。组织演出的学生中有一位在为人看管一栋豪宅，它的主人们好像到国外度假去了。我们一大群人都聚在房子里讨论音乐会的事情，其实是在玩。晚上每间屋都睡了两个人，只有我受到优待有一间单独的小房间。熟睡中，我被一个男同学压在身下，很快就结束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既没有挣扎，也没有打耳光，只是麻木地躺着。他说这是他头一次，他想跟我好。我说不可能的，我不会跟任何人好了，永远不会。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在这方面已经死了。他说不懂，我把W的事告诉了他。他义愤填膺，要把W杀了。我接下来就叫这位同学X。
印象里我继续收到中部的来信，但不记得我有没有回信。不知隔了多久，有一天，我接到W的电话，他说他想来看我，我不要他来，但他最终还是来了。忘了他是怎么遇上X和他的朋友，怎么上了X的车。天黑以后，他们把他送回海德先生的家门口，车没熄火，马达突突地响着，他艰难地走出车门，走过车头灯时，我看见他被打得鼻青眼肿皮开肉绽，衣服上都是从头上流下来的血。我跑过去扶他，X看到火冒三丈，拉住我，说要碾死他，我叫他把我也一起碾死……之后的事我完全断片了。
我有一位叫晓虹的朋友，她长我十几岁，善解人意，在那段时间支持和保护了我。后来我知道，她也才跟挚爱分手不久，深知爱和失去的疼痛。她用了一句很有治愈力的话安慰我：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
很久没有跟晓虹联系了，我去电问她，是否还记得我的“那件事”，她说历历在目。那晚X和他的朋友很晚去找她，坐在车里一直说到凌晨三点。晓虹说，他们开车到了一条偏远的山路上，让W跪下，X用棍子打他，逼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来骚扰我，如果不答应就把他丢在山上喂野兽。W说他只是来跟我商量工作的。我想起来，我们一起写了关于传教士的剧本，那他来北岭也许真的不是因为想我，而是为了谈剧本。晓虹接着说，你那天晚上陪他去了医院，医生说他的鼻梁被打裂了，你买了机票陪他飞去旧金山他姐那里养伤，回洛杉矶后在我那儿住了几天。你跟我说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男性的友谊，他们只想进入你的身体，占有你。
她的话让我想到，有一段时候，我经常梦到面目不清的男人，拿着很大的针筒，追着给我注射，我惊恐地逃跑，腿脚却沉重得像铅。
晓虹挂了电话后，又给我发了几条微信，她说在“那件事”以后，我开始闯荡好莱坞。“有一天你去面试，回来到我家，你说看到镜中浓妆艳抹的自己都讨厌自己。我说既然这样就不要演电影了，你说不，它是我的生命。”
她的微信让我惊讶，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那么坚毅。“那件事”以后，我不再爱自己。我以为，如果不值得W的爱，就不值得任何人的爱，如果身体被践踏过一次，就将永远被践踏。我成了水上浮萍，随波逐流，飘到哪里是哪里。偶尔我会梦见儿时的晒台，那里的夜空像一个聚宝盆，将银河系的水晶尘埃洒在乌黑的苍穹。我想起那个叫“妹妹”的女孩，站在巨大的星座图下，仰望未来。她是被爱的。我想到爱她的父母、姥姥和哥哥，他们都在我的血脉里，我深爱他们，那或许我也能爱自己。
我有一位叫单娜的女同学，在好莱坞当特技替身演员，她比其他同学大几岁，是我在班上唯一可称为朋友的人。我告诉了她我在中国拍过电影，还得了最佳女主角。她说，你得過最佳女主角还在餐馆打工？太不可思议了，赶紧找个经纪公司吧。我连经纪公司是什么都不懂，遑论怎样去找，觉得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把它搁在了脑后。单娜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次在旷了两天课后，她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Bessie?Loo经纪公司的地址，她说，喏，这是好莱坞唯一代理亚裔演员的公司，我昨天在拍摄现场打听来的。她拉着我到图书馆去打简历，我在作业本上打草稿，写下我受过的教育、工作的经验、得到的荣誉。单娜说，你别忘了最重要的，名字下面最瞩目地方，左边应该是联系方式，右边应该是身高、体重和三围尺寸。我十分惊讶，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三围是多少。单娜听了比我更惊讶，她瞪大眼睛问，你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三围？我说，我还没有在美国做过衣服，在中国的衣服都是很宽大的。她说，这跟买衣服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是个演员，怎么对自己的身体那么无知？我给你猜个大概吧，我们要错也往性感的方向去错。第二天我花了近两个小时，换了几次公共汽车，从北岭到了好莱坞的Bessie?Loo经纪公司。
几年后，在跟其他亚裔老演员合作的时候，我才知道了这家公司的历史。一九三七年米高梅公司在拍摄赛珍珠的《大地》期间，需要大量的华裔演员。有双语能力的华裔演员Bessie?Loo因此成为《大地》的选角导演之一，她经纪人的生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据说，Bessie?Loo是个极具智慧和社交魅力的女人，在那个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好莱坞这样一个男性俱乐部式的环境中，?她与罗伯特·怀斯、格利高里·派克、霍华德·科赫和阿尔伯特·布罗科利等重要人物都是称兄道弟的。Bessie?Loo经纪公司因为好莱坞对东方的猎奇和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曾一度兴旺过。但是一九八年代初我走进公司的那天，Bessie?Loo早已退休，冷冷清清的辦公室里，只坐着一位叫Guy?Lee的经纪人和一位秘书。
秘书问，你跟Guy有约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没约就来了？Guy在一旁说，你把简历留下吧。我递简历的时候他问没带头像照片吗？看我不懂，他给我看了其他演员10×8英寸的黑白头像，其中年轻东方女性一律黑色长发，齐刘海，细长的柳叶眉和丹凤眼，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模样。当时冷战刚结束不久，Guy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从我的简历上抬眼看我，不能决定眼前这位扎着马尾的女孩，是无知还是精神病，写出这样天方夜谭的简历来给他。Guy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给我，说，最佳女主角，你去这位摄影师那里照一组头像吧。
当年好莱坞电影里没有什么亚裔可以发挥的人物，但是无数亚裔女孩还是为了同一个小角色，坐在片场接待室里背词或者聊天，等待着副导演助理喊她们的名字，她们似乎对“被拒绝”这件事习以为常。而我却永远无法习惯，也永远不想习惯，“被拒绝”的可能性让我心悸脉动——其实是被某种恐惧所擒，肾上腺素突然大量分泌，求生欲被激发出来。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拥有无穷财富的赌徒，赌博输了毫不在乎，所以赢了也没啥喜悦。为了有赌的刺激，他的赌注越下越大，但不管输了多少钱他都不觉疼痛，最后决定把自己的两条胳膊当赌注。那天他时刻预期斩臂的剧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也许面试是我的赌场，“被拒绝”是我的赌注，输了，就证实我的确不值得爱，赢了，就从“不值得爱”的死刑得到了缓刑。
但是第一次下赌场我临阵逃跑了。一家广告公司为Popeyes炸鸡连锁店招收“新脸”，我剪了“黄柳霜刘海”前去应征。记得我从公车走下来，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意识到自己早下了一站。离去的公车尾冒出一股青烟，南加州无情的炎日照在没有树荫的人行道上，廉价的新皮鞋把脚后跟磨出了泡，汗水把淡绿衣服的两腋染成了深绿。我拿着地图寻找着公司的地址，看见马路对面出现了一群不同肤色的靓女，雀跃地等待在一栋小楼外面。这就是目的地。我隔着马路遥望这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好像隔着玻璃看橱窗里的展品，我掉头走回了巴士站。
晚上，我在脑海里一次次重演了白天被恐惧征服的一幕，像被某种潮汐或者地下的磁场所吸引，迎向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第二天Guy问我为什么没有去面试，我说，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我看见二十二岁的自己，去面试一场选美戏里的“台湾小姐”。当我出现在办公室时，那位已经疲劳的副导演眼睛亮了起来，我从她的瞳孔里看到那个把胳膊放在刀下的赌徒。也许那就是激情——近似绝望的激情，是动物分泌的信息素，同类闻到会兴奋。在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三年后，我穿上旗袍高跟鞋，斜挎写着“台湾小姐”的丝带，在一条全新的起跑线上跨出了第一步。
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里尔克给年轻诗人的信里说，每一个创意里都有一千个被遗忘了的爱之夜，使它无限。而那些相聚在夜晚的、被情欲束缚在一起的恋人们，正在为未来狂喜的诗情采集甘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