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皇帝有一句话,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他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a意思是说,用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其余的事可能也很重要,但与用人这件事比起来就是次要的。如果将用人比作一棵大树的根和干的话,其余的事只能算作枝和叶了。
这是不是只是古人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的一段话:“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b如果我们对“关键在人”这四个字能够确有领悟的话,那对治国以用人为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不只是雍正帝认为治国以用人为本,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也有类似观点。
战国时,墨子较早地提出了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的思想。《墨子·尚贤》里说:“那些担负着治国理政重任的王公大臣们,不能不以任用贤能之士作为国家政务的根本任务啊。所以国家如果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雄厚;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薄弱。所以国家领导们的根本任务,不是别的,只是大量地吸收和使用贤才而已。”a又说:“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四位仁君的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尊贤用贤。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啊!”b
三国时,诸葛亮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c他又说:“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d诸葛亮认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任用贤才。理由很简单: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这是必然的,相反的情况从来没
有过。
东晋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葛洪说:“没有舟船而想横渡大海的,没见过有渡过去的;没有良臣辅佐而想把天下治理太平的,没听说有成功的。”说到这里,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e
清初著名学者唐甄谈及用人的重要性时,有几句很有分量的话:“国家政务包含的事项很多,但只有用贤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治乱的原因在于它,国家兴亡的原因在于它,除它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总之,国家的治乱兴亡全是由用贤如何所决定的。”a
古人认为,既然用人问题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那么招贤用贤、知人善任就不仅是帝王的责任,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以及担任相当职务的大臣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如果宰相只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注意发现人才,并及时向君主推荐人才,那么这样的宰相就不是称职的宰相。春秋时的楚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楚庄王退朝晚了,他的夫人樊姬问其原因,庄王说:“今天与贤相说话,不知不觉就晚了。”樊姬问:“贤相是谁?”庄王说就是虞丘子。不料樊姬语出惊人:“虞丘子身居相位数十年,竟没有推荐一个贤人。如果他知道有贤人而不推荐,这是对国家不忠;如果他不知道有贤人,说明他没有识人的智慧。这样的人,怎么是贤相呢?”第二天上朝,楚庄王便将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认为樊姬说得对,于是辞掉相位并推荐孙叔敖。孙叔敖做了宰相后,庄王终于称霸于诸侯。b从这个故事里看,虞丘子还是个不错的官员,楚庄王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称他为“贤相”。但他有一条,为相若干年没有推荐一个贤人,这作为国相来说就不称职。他自己对别人提的这条意见也心悦诚服。
唐太宗对宰相之责说得更明确。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有一天,唐太宗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身为宰相,应当广求贤人,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呀。听说你们每天受理诉讼案件,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这怎么能帮助我选拔贤才呢!”a于是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以后凡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下属官员去做,只有需要向皇帝报告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这样,宰相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选拔贤才的事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
(二)为政万端,非贤不理
强调治国以用人为本,就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古代是君主政体,国家大事全由君主说了算,那么君主主政与用人是什么关系,用贤理政会不会妨碍君主主政?第二,治国理政,有很多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与其他重要工作相比,把用人放在第一位,会不会影响其他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说明白了,治天下以用人为本的观念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唐贞观四年(630)七月,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人有一段谈话。唐太宗问:“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房玄龄等人回答说:“隋文帝能自觉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要求,他勤于政事,每天坐朝议政,有时直到太阳偏西才罢朝。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亲自接见并与他们讨论国事。对守门警卫人员他也关心,还亲自传饭给他们吃。隋文帝虽说不上仁慈圣明,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啊。”就事论事,大臣们说得也没错。可唐太宗不以为然:“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的本性是看事情过于细致,而内心不圣明。心不明则有的事就看不透,看事过于细致就容易多疑。由于他自己是用欺侮孤儿寡母的手段得到天下的(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辅政大臣,周静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次年杨坚取而代之),所以他认为群臣不可信任。因此,事无巨细都由自己决定,尽管他累得筋疲力尽,面容憔悴,也无法把事情办得都合情合理。朝臣们知道隋文帝的想法,也就不敢再说实话,结果宰相以下所有官员,只要按旨意去办就是了。而我的想法不是这样,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于一人的考虑?我要选天下之才,来办天下之事,委任职务明确责任,各尽其用,这样可能更合理一些。”a从这段谈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位明白的君主,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并能正确处理君主主政与用贤理政的关系,“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此有很大关系。
古人认为,君主和臣子的角色是不同的,因而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淆。汉代学者刘向说:“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勿乱旧法,而天下治矣。”b意思是说:君主的职责是主持用人,臣子的职责是负责办事。只要这一老规矩不打乱,国家肯定能治理好。反之,如果君主越俎代庖,亲自去办那些本应由臣子们来办的事,而大臣越权操纵了用人大权,那么国家肯定会乱。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能正确把握君主主政与用贤理政关系的君主,都善于抓大事,尤其注重用人,注意发现、识别和任用各类优秀人才,给每个重要岗位都安上合适的人选,结果事半功倍、天下大治,自己也做到了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唐太宗说得很明白:“能任用合适的人才,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访求贤才比较辛苦,但任用了贤才,君王就可以安逸。”a
清代康熙皇帝在位61年,励精图治,善于学习,总结了不少治国经验。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对大臣们讲了自己的为政体会:“我即位已五十馀年了,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都是依靠各位大臣做我的助手和耳目的结果啊,正如朱熹所讲的,‘为政在于
用人’。”b
治国理政,事务繁多,其中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如何看待用人与这些重要工作的关系,同样在考验着古人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没有用对立思维去考虑用人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而是把用人看作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成败关键。实施方针政策也好,管理百姓也好,依法治国也好,巩固国防也好,各项工作无不体现“为政在于用人”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治国方针靠人去实施。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提出了“仁义治国”方针,黄门侍郎王珪在称赞“这是万代之福”的同时,又提醒说:“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c只是有了正确的方针还不够,还需要有贤能之人来贯彻落实。唐太宗欣然表示赞成。
依法治国靠人去执行。荀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治人,无治法。”a意思是说:世上只有将国家治理得安定和谐的人,而没有使国家自行变得安定和谐的法律。对此,他有一番道理:“法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制度也不能自我推行。得到了依法治国的合适人选,法制的作用就存在;失去了这样的人才,法制的作用就会消亡。”b
贤人治理,惠及民生。凡比较明智的君主必重视地方治理,而重视地方治理必慎选地方长官。元代宰相许衡在给皇帝上书中,讲清了其中道理:“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取决于用人是否正确。若用称职的人,则百姓得其利;若用人不当,则百姓受其害。自古以来论述治国之道的,必然把用人作为第一要务……”c
良将守边,胜于长城。隋代及唐初,北面的突厥非常猖狂,经常南侵进行掳掠。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任命李为并州都督,镇守边疆。经过一番较量后,“突厥甚加畏惮”,“畏威远遁”。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心选拔贤能人才来镇守边关,保护百姓,只知道把长城修得尽量远,大量驻扎军队来防备突厥。他头脑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委托李到并州当都督,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逃,边塞城池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吗?”d李在并州镇守16年,边境一直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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