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新如

　　晚清的镜鉴—深化军队改革视域中的晚清军事变革

　　◎ 刘新如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就是一面雪亮而又无情的镜子。

　　虽然晚清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大约70年时间，但甲午战争是其中具有“涟漪效应”的标志性、转折性事件。对曾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历史之痛国家的军人来说，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视角，透视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从中探寻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启迪，对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涵。

迟到而又半途而废的变革—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才能勇立时代变革的潮头

1793年9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祝寿”使团，从万里之遥来到北京，给乾隆皇帝送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仪器和兵器，包括铜炮、毛瑟枪、开花弹以及装载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等“贡品”，但想不到却被清廷大臣视为“淫巧奇技”，摆放在圆明园里当作玩器赏弄，对其新式火器操演也岸然相拒：“谅无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19世纪是世界军事迅速发生变革的时代。蒸汽机的隆隆引擎，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增长，而且直接导致了战舰、火炮等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以海权为代表的现代海军和以路权为代表的现代陆军。

　　倘若清廷大臣对送上门的“洋玩意”进行一番研磨，发觉其科技工业含义及巨大军事价值，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思想僵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丧失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创痛，并没有真正触动大清王朝。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老窝，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使清政府深感“社稷民生之困，时势艰危之亟”，“天时人事，无可再缓”，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艰难开启了“求自强以御外侮”的晚清军事变革历程。

　　1861年，李鸿章在安徽创建安庆军械所，拉开了以军事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近代中国拥有了一支当时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舰队。

　　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然而，晚清军事变革一开始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应激之举”。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自认为海上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再次消弭了军事变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年间，6年多时间未置一舰，未添一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和军队抓住战略契机而走向强盛，又有多少国家和军队因错失良机而滑向衰亡。

　　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扬起鼓荡的时代变革之帆。

　　人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一场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各国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

　　识天听风，临流观澜。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时间窗口”，紧紧抓住战略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蹄疾步稳的务实作风，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勇立时代发展的潮头。

　　

　　这张照片拍摄于1894年7月，是北洋水师全军停泊在旅顺港的情景。

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唯亲”而不用“贤”的变革—把握好选人用人导向，才能为推进军队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吏治腐败，用人不当—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一大症结。

　　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将领时，将有海军经验、学堂毕业和国外留学出身的专业人才排除在外，而把出身陆军、不懂海战的丁汝昌选为海军提督，究其原因，不外乎淮军旧部，与李同乡，对其唯命是从而已。就连舰上洋员都讥讽丁汝昌“不谙海航事务，实为傀儡提督”。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严复在给堂弟信中的一段话。20多岁回国被待以国士，到40岁还考不上举人的严复发此牢骚，揭示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实情，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情。

　　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那种以弓刀石和默写武经为主要内容的武举考试，已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却仍被清廷视为“成法”而坚持不改。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军事变革，唯在得人。军事变革的行为主体是人，人是军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军队现代化，从制定政策、推行决策的最高统帅部的组成人员，专职施行机构的人员，到创新武器装备、军事思想、作战方式、编制体制、训练方式、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指挥员及战斗员，需要组成一个杰出的人才群体。其选拔是否恰当，能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军事变革的成败。

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变革—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恩格斯曾经说过：“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军事战略乃战斗力提升之本。战略决定成败。中日军队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晚清军事变革自始至终缺乏明确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李鸿章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前迷信所谓“万国公例”，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以夷治夷”；战中一再退守，避战保船，“累累错失战机”，最终打败了一场国运攸关的战争。

　　军事理论创新乃提升战斗力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军事改革的航标灯。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使晚清军事变革成为“没有方向的行军”，也是甲午海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创新，任何军事改革都必然是盲目无序的，带来的结局必然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

　　文化力乃战斗力提升之源。文以化人，文以铸兵。军事变革“变”到深处是文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他们“脱亚入欧”，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维新和军事革命。而晚清死抱封建传统文化的“辫子”不放，以“祖宗成法”和“弓马平天下”的理念打近代海上战争，焉有不败之理？甲午战败引发的尚武精神、国民意识、耻感文化、散漫习气、苟且世故等的文化反思，至今仍是一堂并没有上完的课。

小结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晚清军事变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淘刷更加清晰。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人民军队昂首前进的步伐！正是：

　　昙花一现自强梦，变革垂败叹晚清。

　　痛定思痛铭国耻，强军兴军箭在弓！

　　（选自2014年3月21日《解放军报》，有删节。作者为《解放军报》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