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两个小时后到达中国镍都金昌。刚刚下过一场雨，祁连山麓的金昌退去了盛夏的暑热，清凉宜人。金昌是重要的有色金属资源城市。近年下了大气力改善城市的生态面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山光水色绿树成荫的江南风光。我要去的马场还有较远的路程，是在金昌所辖的历史古城永昌与山丹接壤之地，那里有一座滋养永昌县和军马场的西大河水库。水库在上世纪70年代建成，由永昌县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宝地。
在祁连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冷龙岭现代冰川融雪的西大河，在古鸾鸟古城的遗址旁，西大河水库，背靠祁连峡谷，峡谷里青松翠柏，蓊蓊郁郁如同屏风守护着这池碧水。四周是绿毯般的大草原，军马一场的六个牧队放牧的马群、牛群和羊群，远远望去像珠宝一样嵌镶在这无垠的绿毯上，环抱着这晶莹的水库湖泊，如同一面宝镜，镜中的祁连峡谷草滩，云雾缭绕，如幻如仙。守护的管理所副所长，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生活在这仙
景般的高原峡谷，守护着祁连赐给这方百姓的一池碧波。前些年，一度喧嚣的祁连山开矿开发热，曾给祁连山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经过这两年的整治和保护，祁连山又重新成为绿水长流青山不老的人间仙境。“来观光很美，常年守在这里还是很寂寞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了路，有时十几天见不到一个人。”他说这话，我信，因为岁月刻在他脸上的印痕，还有他身后的古鸾鸟城遗址土堆，以及波光粼粼的湖水，映出的岁月风云，让我想他也是这皇家马场的现代守护者。
著名的“皇家马场”就在丝绸之路的祁连山麓写下了自己千年历史。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地跨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总面积三百余万亩，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从西汉王朝设皇家马场牧师苑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奉毛泽东电令：要完整无缺地将大马营军马场接收下来，正式接管山丹军马场，1961年6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山丹军马场。我就在此后，与军马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遥望这苍山下的马场绿草原，我与军马场的一幕幕故事，出现在眼前……
1971年深秋，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多，有一天，从北京派来管理知识青年的带队干部，兴冲冲告诉我，总后勤部来人招知青，去不去？我一听总后勤部，便报了名。报到后上了军车被拉到更深的山沟里，我才明白无误地看仔细“总后勤部”后面还跟上一串补语“军马局延安军马场”。出了延安向南，到富县的茶店子镇向西，再走六十里到一个叫任家台的地方，这是军马场的场部。从场部再往西走二里，向北一拐，就进了甘沟。这是我报到的连队所在地。那年我一到这个地方，便觉得这个地名也许错了，应该叫“干沟”。这的的确确是一条干涸的大山沟。在我们这批知青到来以前，老队的农工就让满沟的苞谷长出来等我们来收割。走完了这条沟，就到了队部，人称“甘沟二连”。在这个地方，我只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从延安农村来到的第一个国营单位。拿工资，每月二十七元。吃国库粮，还是干农民的活，放马种庄稼。
今天在地图上也还是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么七拐八倒，甘沟的位置在一片原始林区中部。因为我在农村当知青时，能下力吃苦，当过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在这儿很快成了“好样的”，上调到总场去看仓库。看倉库是在场部，还是在这原始林区，但我是从新职工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心情如范进中举。如果不是从甘沟上调场部看仓库，而是从北京下放到这里来看仓库，我就不是范进而是林冲了。终点相同，起点变了，心境也就不同。说到这里，想起有人说“老三届”有特殊性，这其中有这个道理：下过十八层地底的人，只要往前走，就一步上一层，层层新天地。说远了，还是说甘沟吧，说说我还记得的几个同队知青。
有两个北京知青是安塞招来的，一男一女。他俩一来，大家就看出这是对相好。混熟了，知道他俩在一个队里插队。再熟些，知道这个队就只有他们两个知青。真熟了，才知道队上只给了他们一孔窑洞。为什么不多给一孔窑？穷，队上没有钱多砌。怎么住呢？一个大炕，中间用大箱子隔开，一人一半。于是，大家“啊”地一声！说的，装作说明白了。听的，装作听懂了。这事在连里曾让知青男和知青女们着迷地幻想了一段时间。他俩插队滋味自会是与众不同另一番天地啊。不过，大家对他们的想像偏向于浪漫而非下流，因为他们在多次招工中，只招男时，男的没走，只招女时，女的不去，于是双双来到我们这个甘沟二连。上次看《孽债》，我就想到他俩，《孽债》是海派故事，他俩是京派言情。
我们的排长是老职工，当上排长就算干部了。军马场与军队的规矩一样，排长是干部，班长还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当排长的原因是他娶了副场长的千金，当过驸马爷。驸马爷不是自由恋爱，是经人介绍，让场长看上了。可惜驸马爷只当了半天。婚礼后，夫妇进了洞房，不到一个时辰，驸马就被赶出家门。第二天，俩人去办离婚。一进门，女的就说，他是流氓，一上床就对我动手动脚耍流氓！民政干部一边听一边开离婚证。男的还没开口，这婚就离完了。排长自己说到这，也笑，那是个石女嘛。驸马撤了，不能把排长也撤了。他就从场部调到甘沟来了。
另一对就亮色得多。男的是从老军马场调来的老机耕队长，队长夫人是北京知青。用知青的方式评价，盘亮，条也好。盘是指脸，条是说身材。算得上是军马场场花。调皮的知青把军马场的场歌稍加改动，放声歌唱：“我爱马场啊我爱马，马场还有一枝花……”那机耕队长模样实在太一般，得到这么个妻子是什么原因？头一个说法是自然原因，山丹军马场地阔天宽，机耕时节，拖拉机开出去，可以睡上一觉，醒来也没到地头。转过车头，再接着睡，也绝对不会出了地头。这女知青是他的助手，整天孤男独女，望不到边地开荒地，又没有其他的事情去做，就自然成了一家人。第二个说法是社会性的，说女的是个高干子女，被打倒了，无家可归，死了心，找了个根红苗正的“工农兵”。
想起他们，也就想到了我青春时代的军马场。这些平凡人物吹来了我从不知道的人间烟火。偏僻深山老林中的延安军马场，场部还有更多人，让我认识了“社会”大舞台。
他是我入职后，第一个业务上司。在军马场的基层连队当了半年牧工，我调到场部供应科做了仓库保管员。供应科的最高行政首长姓周，叫周华斌，是四川人，个子矮矮，待人和气，脸上总是挂着笑。这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中国处于物资最短缺的时期，僧多粥少，供应科就是热点，也是出气孔。周科长的笑容可掬，让他在这个总叫人抱怨的位子，无人可以替代。供应科的业务首长，是一个中年会计，姓荣，都叫他荣会计。他是军马场的场长从山丹军马局带过来的。荣会计说：“我这荣会计三字，从参加工作就这么叫，一辈子跟着我，不像这个‘主任，那个‘部长，三天两头换称呼，所以，我的名气也就大了。”荣会计是军队后勤学院高材生，大概亲属背景复杂，毕业后没能穿上军装。他一生气，在填写表格时，给自己职务一栏，写上“淘汰军人”。正逢遇上“反右”，没给他戴帽子，只是客气地把他从北京发配到山丹去养军马。
荣会计虽没有职务，在供应科可是无冕之王。小事他不管，大事他说了算。荣会计看上去是个乐呵呵的乐天派，“文革”时期，人与人都互相提防，他在供应科的这段日子，倒像身在世外桃源，见人有说有笑。想来也有道理，荣会计是永远当不成官的人，只凭本事吃饭，也就敢说敢做。周科长也知道，纵然让荣会计在供应科一言九鼎，也绝不会危及自身前程，干脆开明敬贤到底。起初我还不明白，荣会计哪能有这等威信，后来才知道，荣会计又被领导层叫做“荣决算”。一年下来，领导先开会，决定今年是报忧还是报喜。形成决议后，上头就会找荣会计。领导说今年要盈利一百万，荣会计就决算出个一百万;领导说亏了一百万，荣会计就给刨出一百万窟窿。成了荣会计朋友后，喝酒间我就问他：“这决算的窍门在哪？”“嗨，计划经济就是上面有人计划，下面有人对着上面的要求报计划。年年增产，年年大丰收，年年有人没饭吃。上面唬下面，下面骗上面。我是看咱的领导们老实，才帮他们。你想想，当官混到军马局的大山里了，够窝囊了。我帮他们一把，他们安心点，你和我这样的人日子就好过。完不成上头要求，只会年年换领导。新领导上任必然要搞三把火，整来整去，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今天说来不算个啥，当时听得我心惊肉跳。
荣会计的老婆是山东人，身材高大，模样也俊，爱热闹，一帮年轻人是他家的常客。“啊，‘闻香队又扫荡荣府来了，你们比当年的鬼子还厉害。”其实是她炖了一锅羊肉，让荣会计把我们拉去的。他们夫妻关系好，在军马场出了名。山丹马场的工作条件艰苦，许多牧工酒量大，喝醉后打老婆撒野竟然成了一种风气。领导想了许多办法，收效都不大。荣会计知道后，笑着说：“这个好办，听我的，打一次老婆扣五块钱！”百般无奈的领导实行了荣会计“打一次老婆扣五块钱”的政策，立竿见影。一是喝酒打人的少了，二是纵然挨了打，女人怕罚款也不告状了。领导耳根立马清净了许多。我的记忆中，这是“文革”期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唯一例子。那时，一个好牧工每月也只能挣四十多块钱，马场自酿的苞谷酒每斤五毛钱，打一次老婆要少喝十斤酒。这个账，男人会算，女人心里也清楚。
荣会计看起来乐呵呵的，什么事也不放在心上，但是烟抽得厉害，四十多岁就得了肺气肿。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调回四川工作，他也在那一年去世，死于肺心病。我一想到他，就会想起“淘汰军人”四个字竟会影响一个人一生。也会想起他“荣决算”和“五元罚款”的故事。军马场里他是我敬重的有才华的长者和同事。一想到他，我就觉得“生不逢时”和“生逢盛世”，真是个人不能自决的命数。
今天的马场也是祁连山麓工作和生活都十分艰苦的牧区。天苍苍，野茫茫，高天在顶，四围是大山。一望无边的草场，一场雨水，绿野无涯，低矮的小花，一簇又一簇地从草原上冒出来，把草滩绣成斑斓的花地毯。这个季节，马场的马儿只顾低头吃草，羊群和牛群也像绅士般在草地里沉醉。吃饱了就安静的牛羊，让牧民能偷闲搞一点“皇家牧场”观光游，骑马，射箭，酸马奶，让外来客来这里喊几声“空气真好呀”！
越野车在西大河水库到军马一场之间的柏油路上急驶。细雨朦朦中公路像一条丝带穿过草原，钻进天边的云彩。自从各级领导一层层抓紧了祁连山生态治理工程，这片雪水灌溉的绿洲又披上绿袍。也许今天到这里的游客都会像我一样，想起唐诗中的那些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湿云如梦雨如尘”……“草深一鸟忽飞起”……“晚岁犹思事鞍马”……啊，草原就是一张大诗稿，眼前的绿因了无边的军马场，让我想起的不仅只有飞渡千载的边塞诗。
记得当年在军马场，实行“大礼拜”。一旬一休，一个月只有三天休息日。九天劳作才能有一天休息，洗衣、购物、整理一下内务，眨眼就天黑了。延安军马场的场部人员，大多是从山丹军马局调来的老职工，从延安招上来的知青只有应科几个人。除了我当保管员，还有两个外交部的子弟当会计。一个是小刘，父亲原是在香港工作的高干，“文革”开始不久，便被秘密逮捕，渺无音讯。小刘向我展示過他还保留的一些照片，香港半山的豪宅，小模样打扮如资本家少爷。当时我就这么想。另一个是小蔡，父亲是外交部机关管理局的头儿，据说全中国的好厨师都归他爸管。可惜刀靠边站了，否则小蔡也不会来当马倌。我们所在的供应科，一到“大礼拜”天，就成了连队的插队知青来场部购物发信、落脚的据点了。
知青聚到一起，没有饭局，但有酒有烟。烟是我集腋成裘，攒的。汽车司机、拖拉机驾驶员到我的库房领材料时，都会递上一支烟，我接过来，住笔筒里一丢，一天就攒半筒。酒是场部加工队自酿的苞谷酒，每天酿出新酒入库之前，从门口经过，哥们喊一嗓子：“热的！”出来用茶杯舀上半杯，那是常事。有朋自连队来，香烟管够，烧酒伺候，漫天海聊，也够快活一阵。酒加烟再加青春二十的几个小伙子，聊到后来，就唱《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天天如此也没劲。五连有个眼镜儿有一次说：“我写诗，念给你们听听？好吗？”这人的诗写得真好，至少那时我认为好。文绉绉，酸溜溜，情绵绵，听了心痒痒。小刘笑了：“眼镜儿，哪儿抄的吧？”眼镜儿急了：“哪能抄呀？以前有人当过知青吗？我这叫创作，懂吗您？”经过轮番审问，并以断烟停酒相威胁，眼镜儿交代他有几本禁书。“下次带来！”十天后，眼镜儿来了，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又黄的书：“别让人看见了，了不得，‘封资修！”可不是吗？《花间集》、《西厢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还有其他一些诗集。我只记住了这三本书名，因为这三本书最受欢迎。一下子，大家都写起诗来了，好像一个马场诗社。我记得，每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情诗圣手”，嘴上叼着一支大头烟斗。我看着小刘想：“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可惜烟斗里装的是贫下中农的‘蓝花烟。”在这个“诗社”存在期间，我只写过一首诗，应该说是改写过一首诗，就是长诗《欧根·奥涅金》，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但觉得这封信译得没文采，便动手重写了一遍。记得是在冬天，当时，马场的场部也发生了一场中国式的爱情悲剧。
场部一个司机，和家乡的一个姑娘恋爱，并且让姑娘怀上了孩子。这个女人离开家乡来到马场，想在这里弄掉这个孩子。女人长得高头大马，天天在球场打球，又蹦又跳又跺又跑，那孩子就是不肯出来。最后，还是足月生出来了。孩子降生那天，当父亲的司机出车到西安去拉货去了。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给自己接生。然后用棉布包上孩子，爬上场部后面的山坡。她在半山腰刨了个坑，把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当她从山坡走下来，被邻居发现了。任凭人们追问，她只放声大哭。于是，一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上了山，扒开土堆，在冰雪里埋了多时的婴儿，居然还有口气！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院抢救。消息传开，想要这孩子的人在救护室外排起了队：“这孩子命大，好养活！”“是个男孩！”“一个钟头都冻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国式的喜剧——出差回来的爸爸，二话不说，把母女接回了家，然后从场部开出一张结婚证，到处派送喜糖。我吃着喜糖，用诗句重写了达吉雅娜那封信和《欧根·奥涅金》部分长诗。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当作我创作的开始，只是今天回想起来，我想，与诗结缘的起点，确实是在军马场那些日子。这件事后不久，延安军马场撤销了，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然消失。
我在延安军马场的生活一年后因马场撤销而结束。军马场圈走了富县、甘泉主要的林区，与地方发生了冲突，剛轰轰烈烈地开始，很快变成了撤离。撤离方案是，部队进驻的人员和物资撤走，原有的资产和人员以及从延安招收的知青，由当地政府接管办林场。我属于移交地方的留用人员，而我管理的库房全部装的是属于部队撤走的财产。知青朋友们背后嘲笑我们供应科的几位是“汉奸翻译官”。明知别人不要你了，还得给别人卖苦力，这日子让人退尽神光，灰溜溜上班混日头。这一天我正在叮叮当当地钉发货包装箱，突然听到仓库外的货场人声鼎沸。出去一看，脑子嗡地一声：出事了。一百多个连队上来的知青，正围住货场十几台手扶拖拉机和七八台轮式拖拉机，有的已被他们发动起来了。我赶忙跑到铁栅栏门前，想把栅门锁住。但已经来不及了。“小子别挡道！”“看门狗滚开！”我竭力大声喊：“不要冲动，这是国家财产，要坐班房的，求你们了，回去吧！”我的不合时宜、条件反射的职业行为，激怒了这些本来就一肚子火气的知青朋友。我被打倒在地，拖拉机被开走了几台。这次事件，经军队和地方谈判和平解决了。抢走的拖拉机还回来，闹事者不予追究。我一下子成了英雄，在场部开会，一位上头来的军官说：“当场长的，当科长的，哪去了？去报警找人？真的吗？让一个年轻人当了英雄，丢脸啊！”为了稳定军心，我被党委批准火线入党（那时我的父母还在受批判，没时间外调也就“重在表现”了）。同时，供应科的几个知青宣布由部队带回山丹军马局，以保证撤离顺利进行。我糊里糊涂地总觉得不像当了一回英雄，只是打了一回架。说实话，在延安当知青组长时，阻止喝醉打架的知青，场面要险恶得多，不光是拳头舞动，酒瓶乱飞，镢头横扫，那场面才英雄气足呢。当晚，几个哥们感谢沾我的光也能离开这深山老林，提来半桶玉米烧酒，让我一出门就横躺进水沟里。一个月后，我到秦岭山里的山丹军马局的化工厂2837工程处报到，任政治处“以工代干”的干事。报到时，管劳资的科长对我说：“你这农工一级每月二十七元，转成行政是二十七级，现在哪还有这级哇？行政最低二十五级，你就二十五吧！”军马场生涯的结束，对于我突然采用喜剧方式落了幕……
这些四十多年前我在军马场经历的故事，像眼前大草原上雨后冒出来的野花，缀满我的心田。由于骑兵作为一个军种退出了现代军队的建制，辉煌千载的山丹皇家马场也不再由部队管辖。眼前的马场已是国营大型农牧联合企业。高山巍然依旧，草原碧绿如洗，当年驰骋大漠的马群化作天上的流云，当年青春如梦的岁月已经成为笔下的故事。只是此刻，祁连山在身后，地平线在远方，又听见了一声声马嘶卷起了血管中哒哒敲得震耳的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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