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去年香港第29届书展论坛的主题是“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个“情”字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是最宝贵的，也是文学和艺术的生命。“问世间情为何物”一句，出自金末元初著名学者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他十六岁那年去参加科举考试，途中在汾河岸边，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告诉他，早上他捕捉到两只大雁，杀掉其中一只后，另一只逃脱的大雁在死雁上空悲鸣哀叫，久久不愿意离去，到后来甚至撞在地面上殉情而死。元好问听完后，唏嘘不已，于是向农夫买下两只死雁，埋在汾河岸边，称之为“雁丘”。大雁的生死至情，强烈地震撼、感动了元好问，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雁丘词》。词的开篇便发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声诘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本要咏雁，却从“世间”落笔，问自己、问世人、问苍天，究竟“情是何物”？“生死相许”是何等深挚的真情。而他在“生死相许”之前，还加上了“直教”二字，更加突出了“情”的力量。

　　元好问这惊天一问，问了八百多年，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情为何物”？可见“情”的内涵很难一语界定。人类的理性约束，很少有人能为情“生死相许”，然而我们时时都处于为情所困、为情所惑、为情所忧的情境中。汉语中与“情”有关的成语和语词非常多，比如：情深意长、情意绵绵、情不自禁、情有独钟、情何以堪、情缘、情种、情痴、情圣……但凡那些吸引人感动人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情有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情爱画廊》，在深圳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快要把室外的临时柜台挤破了，还出动了保安维持秩序。一部爱情小说，何以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呢？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亲情友情爱情，被狂风暴雨消灭了，读者渴望“有情”的小说，尤其是爱情。1990年代像《情爱画廊》这种纯粹写爱情的小说刚刚开始“可以有”，这部书由于涉及到一点点性爱而颇受欢迎。那时候我还年轻，四十多岁，有兴趣尝试写爱情小说。如果是现在，我大概也写不出“情爱”小说了。

　　我今天选择的演讲题目是：“多情却被无情恼”——我想谈谈“无情”，因为讲“多情”的已经很多了，我就讲一点“无情”吧。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无情”的时代，后来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修复养息，多情归来，尔后渐至虚情伪情滥情，最后走进了一个更加无情、冷漠甚至无耻的年代。这前后两种“无情”的表现形态虽然不一样，但彼此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容我后面再讲。

　　我们先来看看“多情却被无情恼”这个句子出自何处。这是宋代词人苏轼的《蝶恋花·春景》中的最后一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伤春词。其作于何时有种种推测，大抵是苏轼被贬岭南后所作。作者通过对残红褪尽、柳絮吹又少、无巢可归的燕子、春意阑珊的暮春黯淡失色的景象描写，借惜春伤情之名，写出了内心的失落感、远行途中的失意心境。其中那句著名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其实是一个疑问句，对一个满怀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对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深感忧虑和不安。这首词用了墙里墙外、佳人笑声、多情无情这些简明通俗的意象，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表达了作者对韶光流逝的惋惜、宦海沉浮的悲叹和浮生颠沛的无奈。作者慨叹“多情却被无情恼”，这个“恼”是因苏轼内心的“多情”而起，是作者在嘲笑自己为官的清正和对忠于朝廷的“多情”。而那个“无情”，借喻了佳人荡罢秋千离去后墙内外的空寂，意指自己遭遇的不公命运。他在这首词中所流露出对“无情”的哀怨，不是普通的男女之情，而是他的热心肠与那个冷世界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耿正人格与奸佞官场的冲突。世界上所有的“烦恼”，大多出于“多情”，男女之情，亲友之情、师生之情等等。如果苏轼不是“多情”地希望做好官为民谋利，就不会屡屡被“无情”所伤。中国传统文化讲“重情重义”，也就是说，在“情”之上，还有一个“义”字。义通常高于情，这又带来了情和义的冲突。

　　我们来看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如何表现“多情”与“无情”的关系。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九三年》，是一部典型的西方人道主义代表作。这部几乎没有男女之情的小说，主要由朗德纳克侯爵、侯爵的侄孙郭文子爵、西穆尔登政治委员，这三位男性之间的历史渊源、现实对峙及情感纠结构成。简单复述小说概要，故事发生在1793年，代表封建复辟势力的朗德納克侯爵，被秘密派回法国发动农民军叛乱，却发现逮捕他的通缉告示签署人海岸远征军司令官，正是他的继承人、侄孙郭文子爵。而国民公会派出的远征军政治委员西穆尔登，曾是一位教士，后来成为一个冷酷坚强的革命者，也是郭文子爵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他把自己的知识、信仰、道德、理想、感情都教给了这个贵族子弟，郭文是西穆尔登在世界上朝思暮想的唯一亲人。在一次共和军与叛军的厮杀中，西穆尔登用自己的身体又一次拯救了郭文的生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强烈鲜明的爱恨情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在一次郭文指挥的战斗中，朗德纳克侯爵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被迫逃到他的家族废弃的一座旧碉堡里。需要说明一下，那是一座基墙厚达十五尺的圆形高塔，出口只有一个墙洞。高塔与高地由一座石桥相连。侯爵的残部把被国民军收留的饥饿农妇的三个孩子带入其中作为人质。这座高塔下层堆满干柴、柏油，第三层置放干草。而从桥上进入城堡的厚铁门的钥匙，就放在侯爵口袋里。共和军先锋队在郭文的指挥下，从墙洞向高塔内的国民军发起猛烈进攻，朗德纳克侯爵眼看防守无望，带着几个人从壁上一个能转动的石头暗门逃跑了。负责断后的一个国民军战士在临死前，点燃了一根预埋的硫磺引线，桥头的城堡顿时大火腾空而起，火光惊醒了留在城堡里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佛莱莎，她大喊救命，但是共和军被阻拦在高塔之外，没有钥匙打不开铁门，又没有梯子爬上去，为救不出孩子而焦急万分。那时朗德纳克侯爵分明已经脱险，到达了安全地带，但他也听见了佛莱莎和孩子们的哭喊声，犹豫片刻之后，他转身朝着城堡方向走，手里拿着钥匙，打开了高塔的铁门。之后，他的白发在火光中闪现，然后从楼里的墙洞竖下一架梯子，把三个孩子一个个送下来。最后，他束手就擒，被共和军俘获，押在城堡的地牢里。

　　政治委员西穆尔登连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定于次日处朗德纳克侯爵绞刑。然而，朗德纳克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换取三个孩子生命的举动，却使得胜利者郭文子爵深受震动，郭文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发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他决然放走了朗德纳克侯爵，而把自己留在了地牢中。为了这一严重的“违纪”错误和革命者不该有的仁慈行为，西穆尔登不得不按革命法律判处郭文以绞刑。施刑的前夜，西穆尔登来到地牢中与他亲爱的孩子郭文一同进餐告别，内心充满了矛盾。天色微明，当郭文被执行绞刑的同时，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九三年》用冷峻而克制的手法，探讨了“无情”的革命，与“多情”的人道主义的纠葛，把“多情”与“无情”的道德伦理冲突推到了极致。朗德纳克侯爵是革命的“敌人”，他曾残忍地下令把俘获的巴黎联队士兵全部处死，是一个“无情”的“反动派”，但他尚保留着人性的尊严和高尚的贵族精神，在孩子们即将被大火吞噬的时刻，他明知这一行动会导致自己被俘，却“多情”地返身去救那些孩子。郭文子爵是一个屡建战功的青年指挥官、坚定的革命者，却偏偏留有半颗柔弱的心，从不杀死已经趴在地上投降的人。当他与反动的朗德纳克侯爵的保王党军队作战时，坚强善战骁勇无情，但当他目睹侯爵放弃逃跑在火中救人的场景后，被敌人的“多情”所震撼并引发深思，他开始质疑大革命滥杀无辜的“无情”，决定以自己生命作抵押，“多情”地放走了侯爵，自己去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而郭文子爵的恩师西穆尔登，他将郭文视为自己的生命和骄傲，却不得不恪守“宽恕反革命的人就是反革命”的信条，“无情”地处死了郭文。在革命发生前，他曾是一个高尚忧郁而又博学多才的教士，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人性的“多情”，最后他终因无法原谅自己的“绝情”而开枪自杀。

　　雨果把法国大革命中三种不同人物的复杂关系，凝聚在同一个时空里，不是东方文化的“情”和“义”，而是西方伦理学的“情”和“理”。这个“理”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们看到，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中，无论是贵族、教士、司令官、平民，无论革命者还是所谓的“反革命”，人性的本质都是“有情人”。他们为什么冷酷无情？又为什么舍弃生命去维护那个“有情”？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用“多情”与“无情”来涵盖这部经典杰作，但我们因此看到：在绝对正确的“无情”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多情”。如果把人的“多情”，包括对大自然一切生灵的多情，无情地践踏剿灭干净，人类就走到绝路上去了。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白罂粟》，讲述“文革”期间的两个知识青年，在一个曾经的“劳改农场”下乡，生活艰苦经济困顿。有一个服刑期满留场就业的国民党旧军官，他有一个儿子也在老家乡下，年龄和这些知青差不多，他对这些知青心生同情，借钱给他们，知青没钱归还，他也不讨要。后来知青思乡心切，想回家探亲没有路费，偶尔发现这个老头儿戴着一只手表，索要未果，就用水缸上的一把菜刀把老头儿砍死，抢了钱跑回家了。最后知青被缉拿归案判处死刑，那个知青竟然一脸无辜，不明白自己打死这个“阶级敌人”为什么有罪？小说结尾，荒原上留下老头儿和那个知青的两座坟墓，只有野生白罂粟的花瓣在风中瑟瑟……罂粟是作者的一种借喻，罂粟果虽然有毒，但使用适当会具有镇痛消炎的功能，寓意是即便所谓的“恶”也有善的隐伏。这部小说是我较早质疑“革命人道主义”的作品，后被译成英文和法文。那个旧军官同情知青，是有情或“多情”，而那个年代的革命青年，却不知“世上情为何物”，不知“世上法为何物”，到死都没有忏悔之心。因为“文革”甚至更早，用“无情”、“有恨”的阶级斗争立场，提倡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严酷无情。这种极其有害的教育，使得这一代人长期处于无知无爱无情无畏的状态中。

　　我再举例说自己在199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残忍》，听这个篇名就很“无情”。这个故事和几个失踪案有关，还是发生在“文革”中的知青农场，有一个知青连队的连长，常在经济上盘剥压榨知青，动辄整人、还欺负女知青，干了很多坏事。有个男知青很喜欢另一个女知青，但他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种种迹象表明她遭到了性侵。这个男知青非常愤怒，就同另一个男知青，悄悄在荒原上挖了一口干井，然后把连长骗到那儿，把他推到了井底，然后在地面上居高临下审讯他，那个连长没有办法爬上来，只好承认自己干了哪些坏事以求宽谅，两个男知青越听越生气，就用挖井的土把连长活埋了，然后把土地平整了一番。夏季的原野上，雨后青草很快疯长，几天后就像原来一样。茫茫荒原上人烟稀少，这个意外事件并没有被人发现。但连长失踪是一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上级派人来调查，要搞清楚连长去了哪儿，实在查不出眉目，为了报功，就打算把连长作为牺牲的英雄进行表彰。这时候，那个男知青受不了了，他们的初衷本是为了除害，结果怎么让坏蛋变成了英雄？他就决定站出来“自首”，只有自首才能揭露那个连长的恶行。在这个决定付诸行动之前，他对另一个男知青说，他将独自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只希望那个男知青活下去，去帮他找到那个心爱的女孩儿。因为那个女知青在得知连长失踪后，当天晚上也失踪了。他希望那个男知青朋友今后能够代替他好好照顾她……于是这个男知青把上级派來的人带到了连长被活埋的地方，证实了连长已经被害，连长当然没有当成英雄，但这个知青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中这个连长很残忍，这个男知青也很残忍。而女知青暗中对他们的报复行为有所察觉，她因无法承受这种残忍，便选择了远离残忍因而自我失踪。更重要的是结尾，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那个活下来的男知青因为去俄罗斯边境做贸易，顺路去农场埋葬那个男知青的荒原，祭奠他当年的哥儿们。他在他的坟前撒洒点烟祭拜，一边在心里慨叹：那哥儿们为了替一个女人报仇而害了自己的命，错过了后来这些年做生意赚钱吃喝玩乐的好日子，死得好亏。他不是从“文革”时期法治的缺失、人性的堕落去进行反思的，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认为他们当年“声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行为不值得，这对于那个死者来说是残忍的。更残忍的是，他接着又转念想：那个哥儿们心狠手辣，如果他没死，两人一起做生意，说不定哪天也会被他算计了。所以，那个哥们长眠于此倒也不错，这样对于自己才是安全的……小说到这里结束。这个活到了二十年后的人，心里这个可怕的念头，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残忍。最残忍的事情不是用刀子杀人，而是用一种貌似有理的“说法”，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残忍往事，一笔勾销一笔抹煞了。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残忍，残忍是无情的极致，无情必然来自曾经的“有情”或“多情”。最初导致那个男知青对连长采取无情行动的，是由于他对女知青的“多情”。女知青的失踪，亦是她曾经多情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极度失望。这部小说较之《白罂粟》的人性初探，进入到更深层面的质询——为什么活下来的那个男知青，内心如此冰冷黑暗？为什么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毫无反省？因为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体制以正当的名义，把人心里的“情愫”像剔骨肉般一刀一刀剜除掉了。“文革”时期那些漠视生命的行为、欺辱弱者的行为、目无法律的行为，在后来这几十年中，并未、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清理、清算和矫正。这代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很多人依然蒙昧麻木甚至凶狠，就好像心肌被“硬化”了。一个人如果先天基因缺陷、童年少年时代基因受损，或许会导致“基因突变”。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基因缺陷，走入了现代社会。

　　面对高科技时代和全球化浪潮，我们开始面临有关“无情”和“有情”更严峻的选择。每天翻开报刊或是点击因特网，一件件“无情”的事实，令人惊骇战栗。诸如家庭成员为争夺遗产而反目成仇、事业合作伙伴为争利益而你死我活、夫妻情变导致的互相残杀……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为了让考上大学的儿子交上学费，父母亲轮流卖血挣钱。几年里父母亲所卖的血量，能以桶装。儿子进城后却迷醉于时髦的生活方式，把父母卖血的钱用来挥霍，整天泡在网吧里不上课，当媒体终于找到这位“浪荡子”，告诉他父母已是贫病交加时，他仍是麻木不仁不思悔改。有一对父母从小对女儿疼爱有加但管教甚严，女儿长大，沉迷于物质享受，多次向父母索取钱财，遭拒后竟然杀心顿起，亲手将熟睡中的父母杀死，然后将家中财物席卷一空一走了之。在某个偏远山乡，一生辛劳的父母年迈丧失了劳动能力。儿女将其弃于黑屋不顾，外出“打工”逃避。黑屋无水无暖，多日后被邻居发现，老人已经冻饿而死……

　　如此“多情”的父母与“无情”的儿女。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无情世界。个人的无情是一种道德沦丧，而社会的无情则是一种集体的罪恶、是文明的缺失。古往今来，人作为一种具有精神与感情需求的高等动物，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我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当然，亲情表面上看来温情脉脉，却蕴含着极大的杀伤力，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毁灭自己和毁灭他人的温情杀手，带来恶劣的后果。我们看到一些腐败事例的发生，表面上是为顾及子女、亲友、情人的生活前途，不惜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在这里，亲情其实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亲情的背后更多的是腐朽的宗法、血缘、封建残余价值观，比如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权色交易。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崩溃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击？借用内地作家海岩多年前一部书名：“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我不知道拿什么拯救，但我知道这代人既没有完整地接受儒家传统文化，也没有系统地接受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我们缺少宗教的感恩之心（无论是哪一种教义）、向善情怀、对罪恶的惩戒机制。有人动辄就把责任推给商品经济，社会上一旦出现负面新闻，有人就归结于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或是西方的“腐朽文化”。岂不知任何一个健全成熟的商业社会都是有规则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商业规则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宗教信仰以及公民自律。商业法则看似冰冷无情，却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契约人的权益。商业时代人们的物质欲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自然减少，亲情关系不同程度地变得疏离和淡漠。但是这种“无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彰显出社会公共空间和个人独立性的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生存的依赖性和互助性逐渐递减;传统伦理中所规定的那种父父子子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在逐渐消解。作为现代人，必须自觉地寻求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连接点，如果我们不能从传统文化中提取“良心”、“情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精华遗粹，也不能从西方文化中学习爱、尊重、理解和宽容等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肉体就将无可依傍、靈魂就将无可皈依。“多情”的种子，是不可能在长年“无爱有恨”的盐碱地上发芽的。

　　我们再来看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那个情痴奇侠段誉，见一个爱一个，但凡爱上了，都是真心实意倾尽心力，比贾宝玉有过之无不及。读者也很享受他这样真诚的多情。再看游坦之，一个平凡少年，爱上了少女阿紫。后来当阿紫被挟持，游坦之豪不犹豫当众下跪于丁春秋，甚至愿意为爱罩上铁面。这份情感，连当时在场的段誉都自叹不如。游坦之明知自己不敌萧峰，却仍试图从这“大魔头”手中救出阿紫。他也知道阿紫有一天可能会离他而去，仍然痴心不改，甘愿挖出双眼给阿紫，让她重见天日。而换上游坦之眼睛的阿紫逃出辽国，却去救她真正心爱的萧峰了。萧峰最后因种种失利愧对族人而自杀身亡，阿紫抱着萧峰的尸体，挖出眼珠还给游坦之，然后跳下万丈悬崖。而游坦之也高呼“阿紫”的名字，紧跟跳下。这份痴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游坦之的多情是以阿紫的无情为依托的，而阿紫的无情却是为了映衬对萧峰的多情。在金庸先生笔下，无论故事怎样一波三折，无论人物多情还是无情，总有一个正义的标杆始终立在后面，有一个“真情”的底板在那里，有大善大美、至情至爱的温暖藏在深处。好作品就是这样通过对恶的无情揭示，达成对善的多情张扬。

　　前不久我读了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余泽民翻译）。非常感慨。从某种意义说，这也是一个“多情”与“无情”的故事。两位老友在离别四十年后重逢，在昏暗的猎屋里秉烛对坐。基本上是庄园主人老将军喋喋不休的深情追忆，试图探究多年前友情中断的原因，而客人则始终沉默寡言。年轻时他们曾经形影不离，但后来客人突然“无情”地离开了将军，将军四十年不得其解，其实他不愿意正视这位最好的朋友背叛他的难言之隐。这次彻夜长谈在天明时分以客人的寥寥数语告辞结束，依然是悬念与无解。将军的多情与客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客人的“无情”中，实则隐伏着他与将军夫人的隐秘“情丝”，最终导致青年时代诚挚的友谊一去不再回返。所以“多情”与“无情”常常互为因果。也许作者真正想告诉读者的是，世上最无情的，不是人心而是岁月。时间消逝，尘世间一切多情与无情之苦，最终都化为烛泪与灰烬，归于沉寂。

　　而文学，就是蜡烛燃烧时，流淌下来的一滴滴烛泪。文学能做的是：小心地把时间的灰烬保存在文字中，让它们被读者心里的火种再次点燃。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份未了之情——思念、追忆、彻悟、忏悔、祈盼……我们写作的人，就是在这个无情世界里，无望地寻找真情的多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