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一

　　胡同的声音，就是胡同里的叫卖声，北京人管它叫吆喝声。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北京人，谁没有在胡同里听见过吆喝声呢？有了穿街走巷的小贩那些花样迭出的吆喝声，才让一直安静甚至有点儿死气沉沉的胡同，一下子有了生气，就像安徒生童话里说的，一支手轻轻地一摸，一朵冻僵的玫瑰花就活了过来，伸展开了它的花瓣。没有了吆喝声，胡同真的就像没有了魂儿。全是宽敞的大马路，路这边房子里的人，要到路那边房子里去，得过长长的过街天桥，当然，也就听不见了吆喝声，只剩下汽车往来奔跑的喧嚣声。

　　关于老北京胡同的吆喝声，张恨水曾经充满感情地这样写过：“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极简单的，如‘羊头肉，‘卤肥鸡之类，可是他们能在声调上，助字句之不足。至于字句多的那一份优美，就举不胜举，有的简直就是一首歌谣。”

　　张恨水不是北京人，但他说得真好。没错，有的吆喝声，真的就是一首好听又上口的歌谣。

　　比如，过年的时候，卖年画春联的小贩的吆喝：“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喜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臭虫他一见心欢喜，今年盖下过年的房……”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这里吆喝的“闹”就是买的意思，他不说买，而是说“闹”;这里说的“过年”，不是说眼面前过春节的过年，说的是来年，是下一年。他不这么说，而是说“过年”;都是只有老北京人听着才能够体会得到的亲切劲儿。

　　再比如，那年月火柴还没有行市，有卖火镰的小贩沿街这样地吆喝他卖的火镰好使：“火绒子火石片火镰，一打就抽烟，两打不要钱——”真的像是歌谣一样，生动，形象，又悦耳上口，一听就记住了。

　　再比如，老北京有一种卖叫“咂麦”的儿童小食品的小贩，吆喝起来别有一番味道：“姑娘吃了我的糖咂麦，又会扎花又会纺线;小秃儿吃了我的糖咂麦，明天长短发后天扎小辫……”夸张，却让人感到亲切，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听了，都能够会心一笑。

　　再比如，冬天卖白薯的小贩也能吆喝出花儿来：“栗子味儿的白糖来——是栗子味儿的白薯来，烫手来，蒸化了，锅底儿，赛过糖来，喝了蜜了，蒸透了，白薯来，真热乎呀，白薯来……”一个烀白薯，让他一唱三叠，愣是吆喝成了珍馐美味。

　　再比如，秋天卖秋果的小贩吆喝：“秋来的，海棠来，没有虫儿的来;黑的来，糖枣来，没有核儿的来……”用最简单却又最形象的语音，把要卖的海棠和黑枣的优点突显了出来。

　　再比如，夏天卖酸梅汤的小贩吆喝声：“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一碗尝一尝！”小贩手里打着小铜板做的冰盏，就跟说快板书一样，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意思。

　　还有卖油条的小贩的吆喝，更是绝了：“炸了一个脆咧，烹得一个焦咧，像个小粮船儿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里炸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里就飘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了烧鹅的咧——一个大个儿的油炸果咧！”极尽夸张，用了各种比喻，在语文课上，可以作为教孩子修辞方法的教材了。

　　这些吆喝声，真的太遗憾了，由于年龄的限制，我没听到过。这几个例子，都是从光绪年间蔡省吾的《一岁货声》中看到的。

　　在这本老书中，还有这样一种吆喝，让我格外感兴趣，是卖盆的。“卖小罐呕，喂猫的浅呕，舀水的罐呕，澄浆的盆啊啊哦……”引我兴趣的，在于这样的吆喝声后，还要有一段注解，卖盆的小贩“一边学老鸹打架，先叫早，后争窝，末请群鸦对谈嬉笑、怒骂中，有解和意。无不笑者。”这样吆喝声就更为丰富了，夹带着民间艺术，简直就是口技，没有一点儿能耐的，还真的卖不了这些看似简单的盆。所以，有俗话说是，卖盆的，满嘴是词儿（瓷儿）！

　　这些歌谣一样美丽动听的吆喝声，随着胡同的逐步消失，也快消逝殆尽了。

　　我听到的吆喝声，从小时候，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听到最多的是剃头师傅伴随着唤头的声响的吆喝声，是手里摇着长长一串的铁片，或者是吹着一把小铜号，叫喊着“磨剪子來——戗菜刀”的吆喝声。所谓戗菜刀，是给刀开刃。每每听到这样的叫喊，我们一帮孩子就会站在院子，模仿着磨剪子的师傅的样子，一手捂着耳朵，齐声吆喝起来：“磨剪子来——戗菜刀”，故意和磨剪子的师傅比赛谁的嗓门儿高。

　　那时候，卖冰棍儿推着小推车，有的老太太卖冰棍，索性把她家的婴儿推车推了出来，是那种藤条编的小推车。没有冰柜，都是装在大号敞口的暖水瓶里，再在外面裹上层棉被，“冰棍儿——败火，红果冰棍儿，三分一根儿！”短促、沙哑、有力，成了我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吆喝声。我们胡同里卖冰棍的基本都是老太太，即使她们掉了牙豁了缝儿的嘴巴吆喝出来的声音，再含混不清，我们也能一耳朵就听得出来是卖冰棍的来了，伸手冲着家长要完钱，一阵风似的跑出院子。

　　1970年代后期，还有木匠扛着工具在胡同里吆喝：“打桌椅板凳，打大衣柜来……”在《一岁货声》中，也有这样木匠的吆喝声，他是放在“工艺”一栏里，把他们放在工艺人行列里，和一般的小商小贩有区别。《一岁货声》这样写他们的吆喝声，和我听到的不尽一样：“收拾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收拾”，更多指的是“修理”的意思。在后面特别注明：“在行者，背荆筐，带小家具者，会雕刻其器，统括二十八宿。其外行者，背板匣。”这里说的“带小家具”，我以为应该是“带小工具”之误。这里说的在行者与外行者，很像齐白石说他年轻当木匠时有小器作和大器作之分。一个“背荆筐”，一个“背板匣”，将这种区分分得很是形象。

　　那时候，我插队回北京不久，从北大荒带回来不少黄檗罗木，是当地老乡送我的，对我说：“回去结婚时好打大衣柜用。”他们替我想得很周到，那时候，买什么都需要票证，大衣柜更是紧俏的商品。听见木匠的吆喝声，我跑了出去，是个外地来京的木匠，背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锯斧凿刨简单的工具。我把他请进院子，让他给我打了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连干了几天的活儿。

　　记得很清楚，那木匠一边打这个大衣柜时，一边对我说：“你这木料可够好的了，这可都是部队用来做枪托的料呢，打大衣柜可有点儿糟践材料了！”我告诉他，着急准备结婚用，要不也舍不得用。那时候，流行一个顺口溜：“抽烟不顶事儿，冒沫儿（指喝啤酒）顶一陣儿，要想办点儿事，还得大衣柜儿。”这个大衣柜打好了，一直到结完婚了，都有了孩子了，柜门还没安上玻璃。买玻璃得要票，我弄不到票。

二

　　我对胡同里的吆喝声，没有研究，但对这样的一些吆喝声特别感兴趣——

　　卖花生——芝麻酱味儿的。

　　卖烤白薯——栗子味儿的。

　　卖萝卜——赛梨味儿。

　　卖甜瓜——冰淇淋味儿。

　　卖西瓜——块儿大，瓤儿高，月饼馅的来！

　　要不就是——管打破的西瓜，冰核儿的来哎！

　　要不就是——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儿，青皮红瓤，杀口的蜜呀！

　　还有这样吆喝的——块儿大呀，瓤就多，错认的蜜蜂儿去搭窝，赛过通州的小凉船的来哎！

　　这样的吆喝声，真的体现了吆喝的艺术，它们绝不做梗着脖子青筋直蹦的直白的喊叫，而总能恰如其分地找到和他们所要卖的东西相对衬、相和谐的另一种比喻，透着几分幽默，又透着一丝狡黠，让自己所卖的东西一下子活灵活现，吸引众人。

　　尤其是卖西瓜的。那时候，哪个街头巷尾，不站着个卖西瓜的小摊，要想吸引人们到自家的摊子前买瓜，吆喝声就得与众不同，你说是月饼馅的一个甜，我就说是带冰核儿的一个凉;你说是蜜一般的甜，我就说是蜜蜂跑到我的西瓜错搭了窝——更甜;我还得特别再加上一句，我的西瓜块儿大得赛过了小凉船，而且，是从通州来的小凉船。这是大运河从通州过来，一直能流到大通桥下（如今的东便门角楼下）的情景，是带有指定性的具体场景，是那时候的人们都看见的熟悉的情景，才会让人感到亲切，如在目前。

　　那时候，站在胡同里，不买西瓜，光看他们耍着芭蕉扇，亮开了大嗓门儿的吆喝，也非常有趣，是那时候我听到的胡同里的演唱会，个个嘴皮子赛得过如今的郭德纲。

　　我对这样的吆喝声，除了《一岁货声》，在其他书中，只要是看见了，赶忙记下来，曾经做过大量的笔记。我觉得这应该属于民间艺术的一种，是吆喝声中的高级形式，是研究老北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带有声音的注脚。

　　比如卖菜的小贩，卖韭菜的喊“野鸡脖儿的盖韭来——”卖菠菜的喊“火芽儿的菠菜来——”卖大白萝卜的喊“象牙白的萝卜来，辣来换来——”小贩们不会只是单摆浮搁地喊出所要卖的菜的菜名，总要给所要卖的蔬菜前面加一个修饰语，就像往头上加一顶漂亮的帽子。如果只是吆喝所要卖的菜的菜名，也得像是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茄子扁豆架冬瓜，胡萝卜卞萝卜白萝卜水萝卜带嫩秧的小萝卜……”一串连在一起的贯口，一口气的吆喝出来，水银泻地。

　　比如卖桃的小贩，同样不会只是吆喝“卖桃来，谁买桃来——”，而是要吆喝“玛瑙红的蜜桃耶来——”“大叶白的蜜桃呀——”“鹦鹉嘴的鲜桃哎——”“王母娘娘的大蟠桃来——”“一汪水儿的大蜜桃，酸来肉来还又换来……”

　　即便只是一个简单的五月鲜的嫩玉米，小贩也得这样吆喝才行：“活了秧儿的嫩来，十里香粥的热的咧——”

　　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甜瓜，小贩也得这样吆喝才行：“甘蔗味儿的，旱秧的，白沙蜜的，好吃来——”

　　即便只是很普通的马牙枣呢，小贩也得特别的吆喝说：“树熟的大红枣来——”强调他的枣绝对不是捂红的。

　　哪怕只是一碗豆腐脑呢，小贩也要加上一句：“宽卤的豆腐脑，热的呀——”一个“宽”字，一个“热”字，把他家的豆腐脑好的地方，言简意赅，说得突出，又恰当，吆喝得抑扬顿挫，那么的诱人。

　　哪怕是冬天里到处都在卖的糖葫芦呢，小贩们都会这样叫喊：“冰糖葫芦，刚蘸得的——”让你听得出“冰糖”和“刚蘸得”，是他要突出的效果。

　　哪怕只是清一色的关东糖呢，小贩也得把自家的糖夸上一番：“赛白玉的关东糖呦——”这夸得有点儿过分，关东糖是带有浅浅的奶黄色，哪里会是赛过白玉一样的白呢？但是，他的夸张，会让你会心一笑，即使不走过去买，也会佩服他真的是能够想得出来这样的比喻，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一样，把一块关东糖说成了汉白玉，夸得那样的溜光水滑。

　　再看卖的哪怕是再简单的樱桃呢，再笨拙的小贩，也会加上一个修饰词：“带把儿的樱桃来——”想到齐白石画的那些鲜艳欲滴的樱桃，哪一个不是带把儿的呢？你就得佩服这些小贩们的审美心理，是和齐白石一样的。一个“带把儿”的樱桃，就像是带露折花一样，那么的可爱了起来。

　　我真的对这样的吆喝声充满兴趣，对这些小贩很是佩服。他们不仅将货声吆喝得那样悠扬悦耳，还让这样吆喝的词语那样有琢磨的嚼劲儿。要让胡同里有了魂儿，所要求的元素有多种，不可否认的是，吆喝声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可以设想，在以往的岁月里，如果缺少了这样丰富多彩的吆喝声，胡同里只是风声雨声，倒泔水的哗哗声，老娘们儿吵架的詈骂声，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成色？该会少了多少的精神气儿，如今的老人们又会少了多少怀旧色彩的回忆？

三

　　有了这样的吆喝声，让胡同一下子色彩明亮了起来，生动了起来，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记得那时候有打糖锣的小贩，打着小铜锣，老远就能够听见，一声声，清脆悦耳，让人心动，紧接着听见的便是他的叫唤声，更像是伸出了小手，招呼着我们一帮小孩子跑出院子，簇拥到他的担子前，听他接着唱歌一样的吆喝。我记不住他都吆喝什么了，后来看到民国时有北平俗曲《打糖锣》，里面这样唱道：“打糖锣的满街的叫唤，卖的东西听我念念：买我的酸枣儿咧，炒豆儿咧，玉米花而咧，小麻子儿咧，冰糖子儿咧，糖瓜儿咧……纸扇子儿，沙燕儿，风琴的纸风筝的儿，压腰的葫芦儿花棒儿……”

　　我见到的打糖锣的，嘴里唱的没有那么复杂，卖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样，不过是一些我们小孩子爱玩的洋画呀玻璃弹球呀之类简单的东西，曲子里唱的那些吃的有的倒是有，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酸枣面，一种像黄土的东西，用手一捏就能捏成粉末，吃进嘴里，酸酸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吃;有人可以用来冲水，是我们那时的饮料。

　　后来，看到清末民间艺人绘制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其中有一幅就是“打糖锣”。图中有几行小字说明：“其人小本营生，所卖者糖、枣、豆食、零星碎小玩物，以为哄幼孩之悦者也。”和我小时候见到的打糖锣的所卖的东西相差无几，看来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画面画着的打糖锣的人，身前摆着一个很大的筐，元宝形，里面是一个个的小方格子，每个格子里放着不同的零星碎小玩物。我没有见过这样元宝形的筐子，觉得挺新奇。再后来，读《清稗类钞》，说清末民初时兴这种元宝形的筐子，连卖煤球的装煤球都用这种元宝形的筐子。

　　我见到的打糖锣的小贩，是挑着一个担子，一头一个小木箱，一个木箱里装的是这些吃的玩的，一个木箱上放着一个薄木头板做的圆圆的转盘，你花几分钱，可以转一次，转盘停下来，转盘的指针指向一个格子，这个格子里有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拿走，但是，如果格子是空的，你就等于白转了。这个游戏，让我们小孩子每一次转时都瞪大了眼睛，不错眼珠儿地看着，充满期待，却总是转到空格子的时候多，不知道小家雀儿怎么会斗得过老家贼呢？

　　长大以后，读泰戈尔的小说《喀布尔人》，看里面的那个来自喀布尔的小贩，每天摇晃着拨浪鼓，同样吆喝着走街串巷，是那样的辛苦，甚至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那种心酸，和对自己小女儿思念的那种心碎，心里很是感动。想起自己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打糖锣的小贩，其实和这位喀布尔人一样，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人，自有人生的苦涩与艰辛。想起曾经认为是小家雀儿怎么会斗得过老家贼，便心怀歉意。吆喝声中，含有人世间的心酸，不是小孩子能够懂得的。那些吆喝声中凄凉的声调和无尽的韵味，更是小孩子难以体会得到的。

　　还有卖花的吆喝声，格外悠扬好听，不过，我们不会特意跑出院子去凑热闹，一般都是大院里大姑娘小媳妇，爱去买点儿纸花或绒花，插在发髻上;要不就是一些爱伺弄花草的老人，买盆鲜花，放在自家的门前或窗台上养。后来读清诗，有这样一首绝句：“颇忆千年上巳时，小椿树巷经旬时，殿春花好压担卖，花光浮动银留犁。”诗里写的是小椿树胡同挑担卖花的情景。民国时，有人作诗“一担生意万家春”，说的也是挑担卖花，可见这一传统一直蔓延下来。

　　读柴桑《京师偶记》，里面有这样一条记载：“千叶榴花，其大如茶杯，园户人家摘入掷筐中，与玉簪并卖。但听于街头卖花声便耳心醉。”如此大朵的石榴花，我是没有见过的，也没有见过有这样的花卖的，即便有，我们院子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不会买的，因为院子里石榴树，五月花开的时候，随便摘几朵插在头发上就行，何必再花那冤枉钱呢。不过，他说的听见街头卖花声就耳朵和心一并醉了的情景，还是让人那么的向往。卖花声，大概是所有吆喝声尤其是那些带有凄凉或哀婉调子的吆喝声中的一抹难得的亮色。《燕京岁时记》里说：“四月花时，沿街叫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说的真是，确实有味。

四

　　吆喝声，尽管里面有不少美好的韵味在，但在时过境迁之后怀旧情绪的泛滥中，很容易被美化。毕竟吆喝声不是音乐，不是诗，是底层人为生活而奔波发出的声音，内含人生况味，和诗人笔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天咫偶闻》里记载皇上八月隔墙听到吆喝声而写下的诗句：“黄叶满街秋巷静，隔墙声唤卖酸梨”;并不一样。

　　读到的很多关于吆喝声的诗句，其中有这样两首，让我为之心里一动。

　　一首是夏仁虎《旧京秋词》中一句：“可怜三十六饽饽，霜重风凄唤奈何”，让我感动。下面还有一句注解：“夜闻卖硬面饽饽声最凄惋。”起码这里面触摸到了吆喝声中的人生的无奈与心酸的痛点。

　　一首是一位不如夏仁虎出名，叫金煌的人写的《京师新乐府》中的一首《卖饽饽》：“卖饽饽，携柳筐，老翁履弊衣无裳，风霜雪虐冻难耐，穷巷跼立如蚕僵。卖饽饽，深夜唤，二更人家灯火灿，三更四更睡味浓，梦中黄粱熟又半……”写那寒夜里吆喝着卖饽饽的老人凄凉的情景，让我感动，

　　想想那时候的胡同，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数九寒天，哪怕是深更半夜，也是少不了一两声吆喝声的，就像京戏里突然响起的一两声“冷锣”，即使你是住在深宅大院里，也能够隐隐约约地传到你的耳朵里，轻轻的，却也沉沉的一震在你的心里头。在那些物质贫寒天气又寒冷的夜晚，那吆喝声，诗意是让位于夏仁虎所说的“凄惋”和金煌所言的“难耐”。人生中沉重的那一部分，世事苍凉的那一部分，往往弥散在夜半风寒霜重甚至雨雪飘时这样的吆喝声中。

　　记得看张爱玲曾经写过每天天黑时分一位卖豆腐干老人的吆喝声，她是这样说的：“他们在沉默中听着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失了。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时间老人。”张爱玲说的是上海弄堂里的吆喝声，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声也是一样的，半夜里那一声声的吆喝声渐渐消失的时候，一天的光阴也就过去了。那些不管是凄清的还是昂扬的，是低沉的还是婉转的吆喝声，都是胡同里的时间老人。它们的苍老乃至消失，是時间老人对胡同历史沧桑的见证。

　　还看到过一篇民国时期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在战争年代里被迫离开北京流落异乡的北京人，深夜里听见了同样如同时间老人一样的吆喝声，只是和张爱玲说的不同，不是卖豆腐干的吆喝声，而是卖花生的吆喝声：“至于北风怒吼，冻雪打窗的冬夜，你安静地倒在厚轻的被窝里，享受温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听到北风里夹来一声颤颤抖抖的声音：‘抓半空儿多给，落花生……那时你的心头要有一个怎样的感觉呢？”

　　面对夜里的吆喝声，他的感受，和张爱玲是那样的不同。张的感受更多是客观的，冷静的，而他则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特别是在远离北京听不到熟悉的吆喝声的时候，这种吆喝声，更加让人怀念，更加撩人乡愁。

　　无论是夏仁虎笔下的卖硬面饽饽的吆喝声，还是张爱玲笔下的卖豆腐干的吆喝声，或是最后那位无名者笔下的卖半空儿的落花生的吆喝声，作为从农耕时代步入城市化初始阶段诞生的吆喝之声，听者和吆喝者的意味是不尽相同的。特别是在寒冷的深夜，在荒寂的胡同，在漂泊的乱世，那些吆喝之声，更多凄清，甚至凄凉，含有对人生无尽的感喟，也含有对世事无奈的慨叹。那是逝去的那个时代里飘荡在北京胡同上空的画外音，或者一丝无家可归的游魂。

　　如今，这样的吆喝声几尽于无，让人们在对它连同对胡同不断消失的怀念情感之中，夹带着更多的乡愁。那种画外音，只可以模拟，却不可以再生;只徒有其声，却难得其魂。

　　关于北京胡同的吆喝声，把它们作为一门独有的学问，真正做过认真系统一些研究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近代的蔡省吾，他的《一岁货声》，是对此梳理研究的开山之作。周作人曾称赞道：“夜读抄《一岁货声》，深深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自有其一种丰富的温润的空气。”

　　一位是现代的翁偶虹。翁先生在蔡省吾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收集，所录胡同里的吆喝声多达到三百六十八种，比蔡所录有的一百余种吆喝声，多出了两百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对北京的胡同和与之连根生长在一起的吆喝声饱含感情，并舍得花费气力，才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样的学问，不是高居在上，仅仅从典籍之中得来，而是要远至江湖，深入民间。一般学问家，或不屑于做，或根本做不来。

　　关于北京胡同的吆喝声，把它们上升为艺术的，我所知道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侯宝林，一位是焦菊隐。侯宝林将以前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胡同吆喝声，第一次编成了相声段子，让世人所知，并让人们为吆喝声之美惊叹。焦菊隐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带领演员到胡同里收集那时已经日渐稀少的吆喝声，并将这些吆喝声动人心弦的运用在《龙须沟》里，和日后的《茶馆》里，让这些含有人生心酸之味的吆喝声，不仅成为剧情幕后人物心情的衬托，同时也成为了这两部京味话剧中不可缺少的京味艺术的一种演绎，成为了话剧重要的画外音，成为了艺术的一种可以缅怀前世、抚慰人生的动人的音乐。

　　蔡省吾在《一岁货声》的自序中说：“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他是将这些街头里巷的吆喝声视作是天籁之声的。可以说，侯宝林和焦菊隐两位先生，深谙蔡先生其中三味，将这种天籁之声，不止于纸面，而搬到舞台，使之成为艺术的一种。可以说，这是北京独有的艺术的一种。

　　在这篇序中，蔡省吾还说：“一岁之货声中，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时令，自食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

　　这一番话，对于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他道出了胡同里的吆喝聲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起码包括有怀旧的乡愁，前辈的辛劳，风土人情和气节时令民俗的钩沉这样四部分。尽管随着时代的大踏步前进，胡同的大量消失，这种农耕时代诞生的吆喝之声，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蔡省吾一百多年以前对吆喝之声的论述，那么，起码他所说的这四点，依然可以让我们存有对吆喝之声的一份认知和情感，以及对它们深入一些的研究。其意义与价值，“固非浅鲜也”，便会让我们像珍惜历史文化遗产一样，珍视并珍存它们。它们曾经是胡同的声音，也是历史的一种特别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