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炳善先生相识，缘于1983年。《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编了一套《优秀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说是“优秀作品选”，第一本选的是小说，第二本还是小说，好像外国文学里只有小说。我向高莽抱怨，《世界文学》发表的散文不算少，我就是你们的忠实读者，为什么不编散文选呢？高莽觉得有道理，于是续编了一本，交给“百花”，包括《世界文学》历年刊发的随笔、游记、书信、散文诗、回忆录，时间上已经错过了创刊纪念，遂以《外国优秀散文选》为书名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经手编辑外国散文，炳善先生译的《伊利亚随笔两篇》前一年刚刚刊发，自然列入书中。读稿时我对这两篇译文格外用心，一是久闻兰姆大名，苦于找不到译文，二是作为责任编辑，刚读过《梁遇春散文选集》书稿，作者对兰姆的倾慕令人印象深刻。梁遇春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文人，轻易不会服气别家的文字，这个兰姆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让其魂牵梦绕，敬为疗治烦闷的枕边书。如果说没有读到兰姆时心里满是期待，读过炳善先生的译文，这种期待越发急渴了，正所谓食髓得味，好吃的东西只尝一口最吊人胃口。搞英文的人都知道，兰姆极难译，当年梁遇春曾发愿翻译兰姆全集，又怕自己的文字把顽皮万分的兰姆拘束起来，兰姆的鬼魂晚上会来与他口吃地吵架，有时读得兴起，也随手译一两篇，但将译文同原文一比较，免不了觉得失望。梁遇春太喜欢兰姆了，天天读，天天想翻，轻易不敢动笔，可惜天不假年，二十七岁上病逝，只留下零散译文和一部才气横溢的《兰姆评传》。兰姆的移译还在等待才华与阅历与其相配的译者。世上凡有瓷器活儿，必有金刚钻，好一个刘炳善，名不见经传，如此难缠的兰姆在他手里英文转成汉语，摆布得妥妥帖帖，似乎这块硬骨头专为他准备的。如果先前兰姆缺失中文版责任在译者，今天有了刘炳善，失职的就是出版社了。知道先生在河南大学外语系执教，当即发信联系，希望重拾梁遇春的遗愿，至少将兰姆随笔译出一部选集，交“百花”出版。也是心有灵犀吧，我的心愿与先生夙愿不谋而合，几度书信来往，待到《外国优秀散文选》出来，收到样书后，先生1984年9月28日复信，终于明确了时间表，“兰姆的随笔，我正在抓紧进行。今冬明春译出一大半，到明年夏天完成全书。书名可叫《伊利亚随笔选》。除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再补充以内容较为好懂的篇子。”看得出，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不容易，毕竟是一块硬骨头，还得兼顾日常工作。先生希望，全稿完成后，亲自来一趟天津，见面聊聊，“事实上，翻译计划能够落实下来也和你多次来信联系支持分不开。”先生的谨慎和持重令我心里踏实。1984年暑期，中国散文学会在天津成立，着手运作的第一批實事包括创办一家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期刊。那时办事效率高，刊物很快获批，定名为《散文世界》，并要求自1985年起公开发行。散文学会属没有编制的群团组织，林非、袁鹰、姜德明、周明、吴泰昌和我商定，先由几位常务理事轮流负责，每人每年分头编两期。我想，刊名为《散文世界》，自然包括域外散文，组稿时首先想到炳善先生，请他从兰姆译文中选两篇改定，先行在《散文世界》刊发，以壮行色，私心里想给《伊利亚随笔选》造造舆论，便于征订时增加些印数，对尚在苦战中的译者也是一个激励。先生很高兴，二月间寄来《扫烟囱的小孩礼赞》和《穷亲戚》两篇译文，附了三千字的介绍《一颗善良的心发出的含泪微笑》。稿子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比写信时笔迹还要庄重，凡有改动都用墨笔悉心涂过，看起来清清爽爽，译文附了不少注释，有的还以a、b加以区分，估计是完稿后一再对照原文重读，发现漏注之处补上去的。先生信中说，“译文再三再四修改，但有些地方想对读者仍不大好懂。大概兰姆本不是‘一览无余的作者，译者也无法可想。”并表示“春节后将继续工作，交稿之期当在今年秋天。届时当再写一较为正式的论文，以作前言。译文二十五篇左右。译事相当艰巨，但稍待时日，必能完工。”毕竟胜利在望，先生好整以暇，开始谋虑下一个项目了。以当时外国文学风气，域外散文的汉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愿意做又有能力做好的人实在不多，碰到一个对脾气的，我会紧抓不放，不断出题目压任务，把对方潜力尽可能榨出来。对这样的“压迫”炳善先生显然心甘情愿，“兰姆结束后，我想译一本《维吉尼亚·伍尔芙文学评论选》。我在译《英国散文选》（英汉对照本）时，发现伍尔芙的散文写得清新有味，值得我国评论家们学习借鉴。因此，吉辛的《草堂随笔》索性往后推一推吧。”我们之间虽然尚未谋面，心气的相通感觉越来越近了，诉诉苦也是一种亲近，“译完兰姆后，我想稍事休息。因为这个怪老头的文章实在太难译了，累得我精疲力尽。伍尔芙的文章比较明朗，但也得到1986年再动笔，身体不允许‘连轴转也。”读着这样的信，连连怪自己粗心，怎么一直没有关心过先生的年纪和身体呢！
1985年夏初，《散文世界》刊出了兰姆两篇新译文，反响颇好，一些爱好散文的朋友，向我打听刘炳善是谁，兰姆的随笔什么时候出书。暑期伊始，炳善先生临时决定提前到天津来，宝贝女儿即将出嫁，老爸一定要到对方家里亲眼看看才放心。我猜得出先生的心情，自然极表欢迎。“百花”社有个青年编辑方敏（后来调到北京《新闻出版报》），刚好河南师大毕业，听过炳善先生的课，我约她一起去接站。先生身材不高，有些瘦弱，脸色白净，有些江南人的气息，穿一身略显肥大的半新蓝制服，从出站口涌出的人群中，如果不是方敏一眼认出，我是无论如何辨认不出的。在津三天，陪先生逛了新落成的古文化街，品尝了“狗不理”包子，到“百花”编辑部盘桓半天，大多时间我们俩人闲聊。先生内向，不善言谈，对答起来也只三言两语，听我说得多，开始不大习惯，总是静场。先生提出，天津有个广东会馆，里面的戏楼是清代古建筑，早有耳闻，想去看看。我到外地也喜欢看些文物古建，对于从小生活的天津反倒不甚了了，托文化局朋友打听，会馆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开了后门才得进去。戏楼整体为木榫结构，散乱堆着些建筑材料，虽然破旧，气势还在，上下左右藻顶垂花柱连两廊包厢通被精细的木雕拱抱，一花一瓣见出功力，漆色斑驳更显古朴，难得一见的艺术品，心里庆幸借先生的光饱了一回眼福。广东会馆经整修后改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我又去看过，满眼金碧辉煌，找不到第一次的感觉了。进了戏楼炳善先生像个鉴宝行家，脸凑在木雕上看得很细，不时啧啧称叹，还端起架子在舞台上迈了几个台步。回来一路上，先生沉浸在戏园的氛围里，内心似有根弦被触动了，主动和我聊起早年记忆。他年轻时好动，爱看戏，写过剧本，更擅长写剧评，有一岀豫剧《李岩与红娘子》，当年舞台上很火，曾参与创作。我借着这个话题，讲起在部队文工队搭草台班子走四方演出的故事，彼此都觉得痛快。先生轻易没有打开过自己，提起往事有些伤感，断断续续的回叙让我了解到，抗战爆发时先生才十岁，战乱年代长大，边流浪边求学，从内地到西北，又来到四川，靠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喜欢动笔，热心进步，1957年调到大学工作不久，赶上“反右”被错划，书生意气，倒也不甚后悔，只是心里多了几个无法向他人言说的问号，压在心底的孤苦唯有深夜读英文排遣，即使读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啃的也是英国企鹅版，直到把两卷纸面简装本读得书脊开裂。头上多了一顶帽子，处处谨言慎行，感情上的事却始终不想凑乎，五十多了还是孤身一人。逆境中再读兰姆随笔，和课堂上感觉不一样，没有了隔膜，心沉得进去。这个19世纪性格怪僻的英国老人，出生在家境困难又有癫痫病遗传的家庭，一生多噩梦，先是初恋七年的恋人被他人夺走，兰姆一度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六周，第二年姐姐玛丽疯病发作，拿刀刺死亲生母亲，为了照顾姐姐，姐弟二人搬来搬去相依为命。兰姆自己终生未婚，从十四岁即谋生做小职员，直到五十岁退休。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沉重的苦痛拨开，把个人不幸升华为美妙的文学作品，“他的风格像是突破了重重障碍，从大石下弯弯曲曲发芽生长、终于开放的奇花异葩。”文学就是心灵相通的艺术。兰姆随笔的妙处只有深入作者内心才能发现，“人性大概是一种相当微妙的东西。它既有顽强的生存力，又有灵活的适应性，两者结合起来，遇到再大的不可抗的天灾人祸，人性的光芒总还是要从微小的缝隙中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将眼泪化为微笑，也许就是人性的一种特殊表现。”炳善先生将心比心的剖析，说的是兰姆，何尝不是自己内心的感悟呢。我们从兰姆聊到英国随笔各家成就，越发投机了，我乘兴建议先生不妨把英国随笔研究作为今后学术方向，甚至可以考虑以此立项申请研究生授予点，在全国创个先例。
再次收到先生来信已是他回汴一月之后，抬头由“大光同志”改为径呼名字了。先生说起回程在北京停留三天，到外文所及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兰姆的资料，在北图所藏《兰姆传》的早年借书卡上发现李广田的名字;找到19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佩思论兰姆的长文，“仔细读了，觉得是一篇评论兰姆的重要文章，将来译出，即收为附录。在京所得其他资料，对于注释典故有用。”先生心实，书稿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接读来信我刚从庐山回来，散文学会在庐山举办了暑期散文讲习班。我第一次上庐山，处处感觉新鲜，抑制不住想对人说说，复信时把先生当作了倾诉对象。先生很快寄来他在《河南大学学报》刊出的《英国随笔简论》，告诉我这大致就是他今后数年攻读与译介的范围了，信中笔调显然亲近随意许多，“自京津归来，汴市大暑，热得不敢出门，蛰居室内苦读兰姆材料，对其生平与写作特点渐已大致了然。但此公大作，实在难译。而且，一旦因事停笔，如再继续，还得重新熟悉其笔调、嚼磨其用意，一如演员要培养起对于人物的感情，‘进入角色一般。”读到这里想起先生在戏楼走台步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先生做事仍然一步一个脚印，“目前译事尚在苦战阶段，不必多说。待‘杀青之日再驰函奉告。此书完成，再落实其他项目。总之，来日方长，甚望你多多支持。英国散文的译介工作，我是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带研究生的事，尚在考虑、酝酿之中，因此事牵涉其他因素，不是光靠个人拚命所能解决的。”看来一切都在按我们商定的计划进行，我放心地忙起其他稿子。
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即将成功关头最易陡生变故，让人措手不及。变故出在我们这一边：《兰姆随笔选》正式申报图书选题未能通过。这样的结果我毫无预料，过后想想实在不应该。开发、出版域外散文丛书，对于劫后重生、以散文为特色的百花社是件大好事，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面临说不清楚的阻力。酝酿三年，好不容易组织到第一批译稿，其中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系南京大学陈德文首次译成中文，1983年秋天稿子交到出版社，作为第一读者，我读稿后很兴奋，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一、二审顺利通过，通常三审就是终审，三审点头即可发排、出书，“外国散文丛书”总算开了个头。初审意见中我特意指出，作者受我国古典文学影响较深，文字格调有点张岱《陶庵梦忆》的味道，希望引起三审的兴趣。12月2日交付三审，12月22日等来三审意见。可能我过于乐观了，这么好的散文，正是我们盼望的，篇目调整还有余地，绝对没有不能出的理由。仔细读过三审意见，大吃一惊，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意见开头几句着眼于文字，较为平和：“这些作品，文字还是相当优美的，但有的又限于描绘目之所见自然景物，而蕴蓄不永，使其深刻显得不足。这也正好是作品之有所似于晚明小品之缺点吧？”随之笔锋一转，“由于作者是生活在19世纪明治时代，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遂使其作品的思想意识不免留下其阶级之烙印。我感到的有：a.对人生、对人世的消极悲观情绪时有流露（以下列举数例）;b.对任何除资本主义社会之弊，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作者在《回家的烟》一文中的处方是‘送三件礼物：良医、良教师、良牧师。这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想;c.有的篇章，似乎可考虑其对今天中国读者的社会效果如何。例如《断崖》，一方面‘肯定了自己心中那种谋求权威的生活道路（荒正人），一方面怨恨命运之不公，对今日某些中国青年，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再如《迎魂火》末尾，在迷信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我国，又会不会有影响呢？”意见还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倒没有前三条这样上纲上线。眼看就要过年了，1984年的新年，此时此刻面对这份三审意见，我十分困惑，“文革”结束已经七年多，这样死抱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审查稿件，不知纯属个人意见还是有什么背景，如果照此执行，不独《自然与人生》该被毙掉，域外散文丛书的出版前景也会危机四伏，甚至整个外国文学出版都要重新检视，岂不要退回到“八个样板戏”的時代？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三审是我平素敬重的师长，社里公认的高水平编审，“文革”中受迫害最深，这样“左”的审稿意见即使有背景，也不应该出自他之口。是我太幼稚了吗？拿着写满批语的三张纸，我不知该去当面理论还是隐忍接受，重读一遍，发现意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据老谢同志在一会上谈，似乎这样的译著，也应先报上级审批方可出版。”这明显是推脱的话，倒提醒了我。“老谢同志”指“百花”新来的社长谢国祥。谢国祥原是天津京剧团团长，出自书香门第，也是一支笔杆子，出版社归属文化局时，开会常碰到。听老一代同事说，1957年反右，老谢在团市委宣传部负责运动，挺“左”，被错划的人把账记在老谢头上，名声大受影响，“文革”前就有调老谢来出版社的动议，不知为何搁浅了，这次直接来做一把手免不了众说纷纭。“百花”历来被认为是能人聚集的地方，老谢进社比较低调，也有一些壮举：比如创办《小说家》双月刊，他敢于投重金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广告选在中国女排夺取世锦赛冠军的赛场休息时段插播，一时传为热点，《小说家》由此开局，加之头三期组稿阵容超强，在大型文学期刊已有“四大名旦”的格局中，挤占了一席之地;广西三个青年作者以孙中山一生为题，写出长篇小说《第一个总统》，当时属于敏感题材，选题有争议被搁置，老谢上任伊始，果断拍板列入计划，并亲自审稿，力挺出书。1982年底，调我离开《散文》月刊去编书，老谢刚到出版社任职，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坦诚的对话，眼下《自然与人生》面临被毙掉的命运，我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越级找老谢讨主意了。老谢独居，休息日我直接找上门去，准备长谈，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说服老谢支持。自起意编辑外国散文丛书以来，策划书、访问纪要、专家意见、约稿计划，积累不少文字资料，老谢静静地翻看一遍，说了两个字，“不错。”我受到鼓励，索性把三年来遇到的难处一吐为快。我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外语也不行，就是对外国散文有兴趣，这是个大题目，值得做下去，社里如果觉得我不合适，可以另挑专业编辑来做，最好不要否了这个项目。老谢几乎没有打锛儿，干脆地说，“你开了个头，就把它做下去。三审我会安排的，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找我”，还以南方一家出版社策划“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获得成功为例给我打气。原以为能落个“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答复就算不错，没想到这么简单问题解决了。老谢后来做了哪些上下疏导工作不得而知，结果是换了三审，《自然与人生》和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于1984年9月出版，紧接着《屠格涅夫散文选》《流浪者》（纪伯伦）《瞬间》（邦达列夫）相继出书，百花版“外国散文丛书”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读书界反响不俗，刘白羽特地来信，对《自然与人生》大加赞许，郭风、何为不吝褒奖，逢人便夸，发行部门对丛书市场预期也由保守转为看好。天气多变，忽阴忽晴，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满心以为自此前路平顺，这样的背景下，我才大胆约炳善先生译兰姆，先生的应允更使我信心满满志在必成，没成想老毛病根子还在，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这不，碰到“兰姆”就卡住了。《兰姆随笔选》选题申报，1985年没排上，我没在意，以为选题挤，反正书稿年底才到，来得及，结果再次申报1986年选题还是没列上，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很多人和事微妙处就在于不需要任何理由。逢到这种关节，道理是没得讲的。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没有参与制订选题计划的权利，老谢已提升到出版局，社里人事面临新一轮洗牌。谁会为一个有争议的选题负责！面对即将交稿的炳善先生我进退两难。远在开封的先生对可能的变故也许有预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留下这样的话，“译稿完成时当再去信。你们那里有何意见或新的情况，亦请及时联系为盼。”我知道，以先生的水平，这部稿子会有出版社抢着出，我心有不甘，原想拖一拖等译稿寄来，争取特批选题，再一想不妥，万一通不过，成了“退稿”，对先生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犹豫几天，还是忍痛割爱，把社里情况如实写信告诉炳善先生，望其另择“婆家”。从此先生和我断了联系。
2011年初，我已退休多年，北京新星出版社邀我编一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翻译散文，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最好，我想起了炳善先生，《兰姆随笔选》能加入该多好，或者先生精力尚健，新译一本兰姆书信岂不更好。信已写就，临时起念上网查查先生近况，打开河南大学网页，先生名下一片黑色，就在几天前八十三岁的先生刚刚去世。这封无法寄出的信成了最后的念想。转过年在徐州参加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遇上河南大学英文系薛玉凤教授，她算炳善先生再传弟子，聊起先生充满敬意，先生晚年全力投入《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编纂工作，在学校促成下成了家，夫人是早年支边的上海姑娘，结婚后调到学校资料室，成了先生治学的助手。最后三年，先生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仍笔耕不辍，生命的最后一天，吸着氧气，为修订大辞典做了六张卡片。夫人把文字输入电脑中，他不放心地趴在电脑边听听，“真的存在里边了？”
2014年春天，我的老母亲百年过世，心里郁闷，赵丽宏邀我去上海散散心。上海，我已暌违十多年，这期间，赵武平由《中华读书报》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了副社长，听说我到上海，一定要见面聊聊。武平先陪我在武康路一带转，这里的石库门里弄已成为著名游览区，二楼还是老住户，底楼变身为酒馆咖啡店陶吧画廊各类艺术家工作室，每到深夜巷内巷外拥满中外游客，楼上民居出奇安静与楼下商家的声光喧嚣和平共处于咫尺之间，也算是现代都市一大奇观。晚餐选在新天地琉璃坛，武平就住在附近。武平说，今天他全家出动，给我个小小惊喜。问起夫人情况，武平指指广场边餐台，一个清秀的上海姑娘带小女儿已候在那里。赵夫人学装帧设计，在教育出版社做美編，娴静地笑笑表示欢迎，刚刚两岁的小女躲在母亲怀里，探出半张脸打量生人，逗她说话也不应，把头埋起来听大人聊天，不一会儿自己耐不住了，滑下地来蹒跚跑动，追着餐厅服务员说笑，拉长声音叫“阿——姨”，逗得周围一片笑声，纷纷喊她“开心果”。武平连连招唤着“小心小心”并不多说话，只是抿嘴笑。吃过饭，“开心果”乏了，眯着眼让母亲抱回家。武平兴致未尽，又要了瓶威士忌，打开了话匣子，一向落落寡合的印象被彻底打破。武平是河南云蒙山人，对书的爱好推他进京应聘《读书报》，直到进了出版社才觉得找对了门，一边做书，一边写读书随笔，乐在其中。他送我一部近著书话随笔集《人如其读》，话题也由此切入，从京城书评各家的短长，到鲁迅周作人的文化自信，一路说开去，渐渐感发起命运的无常，一个河南乡间孩子，只身漂泊在北京上海，无根的感觉很长时间占据着心底，早晨醒来常茫然自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中年以后在大上海筑起安身立命的窝儿，一路走来也曾遭到各色眼光的灼刺，现在都坦然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书的指引。武平发自肺腑的话令我想起他的乡党炳善先生，三十年了，外国散文在我手里先后编了三套丛书一百多部，深一脚浅一脚甘苦自知，想想炳善先生的温厚，心里总觉对不住他。那位意见相左的三审，后来态度转变，向我推荐过他熟悉的译者。其实他的文化趣味我是知道的。特定情境下说些违心的话，我也曾有过，内心的不安远甚于受挫碰壁。我们都是平常人，生活的路注定要自己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的梦许多人都做过，身边常有人开着车过去了，骑着马过去了，留给我们的路正需要一步一步拿脚丈量。只能步行的路注定不会平坦。这样的路走着心里才踏实。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