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来了也不是一本正经谈学习，而是天南海北地瞎吹，有时候吹得不着边际，但无形之中对我们的学习和行为都产生了影响。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这两点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是学术上崇尚自由思想，不盲目崇拜权威；二是课业上讲究创造性思维，不追求考试成绩的高分。
所谓权威崇拜，其实不只是对政治权威的崇拜，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崇拜，是对于社会权威的崇拜。社会权威又有多种。鲁迅说：“我们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这就是社会权威崇拜的一种——财富崇拜。财富可以造就某些人的社会地位，而这种地位也决定了他言论的价值。现在有些人特别喜欢听某些大款发言，媒体在介绍某人的言论之前，也要先介绍此人的资产有多少、企业有多大，就是这种财富崇拜心理作祟。其实，言论的价值，是以言论本身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为依据的，与财富多少有何干系？社会权威崇拜的另一种，是对学术地位和艺术地位的崇拜。时下学术“大师”、艺术“大师”满天飞，就是大量制造崇拜偶像的表现。这也是自己制造菩萨自己拜。
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师”还是个崇高的称号，没有人敢于自称“大师”，或欣然接受“大师”的美名来招摇过市。带有权威性的知名学者是有的，但复旦人根本不将他们当作一回事，大家都是只认学理不认人。老师们常有向权威或名人挑战指谬之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意气风发的师兄们，当然更有锋利的言词了。这些言词未必都很精当，但对于我们解除思想束缚，自由地思考学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这种风气带到课业上，对于考试分数就不那么计较了，重视的是对问题要有独到的见解，要有创造性思维。年级里业务比较突出的同学，未必是考分高的学生，而门门得5分的学生，则未必受到同学们的尊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那时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连考试计分法也舍弃惯用的百分制，而改为苏式的五分制：5分是优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2分是不及格；许多课程还采用口试方式，也是从苏联学来的。
但过了几年，风气就变了，考试分数逐渐被看重起来，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却日渐萎缩。
这种转变，大约始于1955年，到1957年以后则大变。
范伯群这一班五一级同学，毕业于1955年。在他们即将毕业之时，来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反胡风斗争。运动开展以后，照例要追查胡风的社会关系。胡风在解放初期到复旦中文系兼任过文艺理论课程，不过那是五一级入学之前的事，与他们并无关系。但是，系里有一位教师贾植芳教授，却是胡风的朋友，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于是，又要追查贾植芳的社会关系，这一查，就查到五一级同学头上了。
贾植芳年轻时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帮共产党做过事，坐过北洋军阀、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监狱，是进步教授，当时担任复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组长，为五一级学生开《俄罗斯苏联文学》《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深受同学欢迎。他很爱护学生，热心帮助他们的业务学习，还为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定下毕业论文题目，辅导他们写作，并准备帮他们出书。这本是师生关系好的表现，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贾植芳被捉将进去之后，范、曾、施三人就受到审查。施昌东也被收监，范伯群和曾华鹏则进学习班，并受到处分，后来是分配到外地去当中学教员——本来，这几位高材生应该是留校任教的，而且当时復旦中文系也正需要充实青年教师的力量。
对于意气风发、正待起飞高翔的青年来说，这种人生挫折是很大的。好在第二年政治形势有所改变，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共青团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范伯群和他的老同学曾华鹏抓住了这个时机，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合作修改出了《郁达夫论》，联名在《人民文学》1957年五六月号合刊上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给老同学的赠刊上题了一句鲁迅小说《伤逝》中的话，“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语气间有些伤感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在这句题词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重振精神，展翅奋飞的决心。
不久，他们的工作也有所调动。范伯群从南通中学调入江苏省文联，从事创作理论研究，并参与《雨花》杂志编辑工作。此后，常看到他的文学评论文章。但是，却没有机会见面叙谈。
我们再次见面，已是分别二十多年之后的1978年秋天。那时，安徽劳动大学等发起在黄山举行鲁迅研究讨论会，规模很大，邀请了很多老中青研究者参加。老一辈有王瑶、钱谷融先生等，还有被鲁迅称为“诗孩”的孙席珍先生，亦已步入老者行列，不过仍旧童心未泯，很是活跃；中年一辈是我们这些人，人数最多，记得李泽厚是在芜湖参加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会议尚未结束，闻讯就赶到山上来参加“鲁研会”的——他是以美学和思想史研究著称，但也写过论鲁迅的文章，对鲁迅很崇敬，会议结束后，我们还一起爬黄山，直到光明顶；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这是多年困居之后，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现代文学学术会议，大家都很兴奋，而这种学术研讨会，以前好像还没有开过，所以也感到很新鲜。
我上山报到后，查看与会名单，发现有范伯群兄，赶快到他房间去拜访，相见之下，自然非常高兴。但把谈之后，却发现他的风格有相当大的变化，当年凌厉的锋芒消退了，变得厚重沉稳起来。我忽然想起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句话：“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虽然伯群兄那时还未做官，并非“宦后”，但是，二十多年的生活历练，使他成熟了许多，不像我这样，年纪虽已不轻，却还是锋芒毕露，气盛得很，简直毫无长进。
那次交谈的内容，除了互敘别后的经历以外，主要还是讨论今后在学业上的打算。其时，他已调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做做学问了。大家都觉得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如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了，伯群兄长我五岁，已是奔五之年，再不抓紧时间搞业务，这一辈子一晃也就过去了。伯群兄还说，现在知识分子又要被推出来做官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担任行政工作，要把所有时间放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我很赞同他的说法。
这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有时一起开学术会议，有时一起讲学。他也常到复旦来出差，或住恩师贾植芳先生家，或住复旦招待所，后来是宾馆，而且常约我见面聊天。
他与曾华鹏兄再度合作，在现代文学作家论上，做出突出的成绩，被称为学术上的双子星座。他们连续出版了《王鲁彦论》《现代作家四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还有《鲁迅小说新论》，都很有影响。他们每出一书，都送给我留念，我真为他们的学术成绩高兴。
有一次，伯群兄来复旦，住在第八宿舍招待所。我去看他，陪他到校区办事，从国年路快要走到邯郸路时，他对我说，他们江苏师院改为苏州大学后，校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要他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推辞不得，只好答应了。我惊讶地问道：“你不是说过，要全心全意做学问，决不做官的么？”他无可奈何地说：“唉，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事，不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你若想当官，领导上如不同意，那是当不成的；你若不想当官，领导上却要你当，那不当也是不行的。我实在抵挡不住，只好答应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学校将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不仅仅是改个校名的问题，而是从师范院校到综合性大学的一个体制上的大变化，我们系里的干部大都是师范院校出身，只有我是综合性大学毕业，所以校方要我出来办系，是想加速这种转化，也不无他的道理。”我说：“从学校的角度看，这种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一涉及权力之争，恐怕你将来的日子未必会好过。而且行政事务也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他说：“学术研究是我辈根本，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做了系主任之后，伯群兄与复旦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不但带领干部到复旦中文系来取经，而且带领老师来听课，还派青年教师来进修，又请复旦的教师到苏州大学讲课，章培恒兄和我都去过。听说苏州大学有人批评他太靠拢复旦了，什么都学复旦，伯群兄却自豪地说：“我就是要学复旦的办学路子，按复旦模式为国家再办一个中文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依然按他的思路做。
办好大学系科，师资力量是主要因素。伯群兄广泛地网罗人才，来充实本系，在他的努力下，苏州大学的师资力量迅速提高。198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离开复旦，伯群兄知道后，竭力动员我到苏州大学去任教。我说：“我家在上海，到苏州工作不方便。”伯群兄说：“你到我们那儿，主要任务是搞科研和带研究生，大部分时间可以坐在你上海家中工作，用不着长驻苏州，研究生也可以到你家中上课。怎么样？”如此优惠条件，我听了有点动心。后来因为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不允许我离开复旦，只好作罢。但伯群兄这份情意，我一直记在心里。
要将一个系科办得有全国性的影响，必须要办出一些特色来。但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苏州大学只是一个新转型的小弟弟。全国各高校的中文系，都是老系，真是强手如林，要冒头谈何容易？但伯群兄很会动脑筋，在他的策划、推动下，苏大中文系办出了两大特色：一是以钱仲联教授为首的清诗研究；一是以范伯群教授为首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他们在全国高校中办出了名气，令人敬佩。
钱仲联教授是位老学者，国学根基深厚，尤长清诗研究，但因本人有些历史问题，一直未得到重用。改革开放以后，政策较为宽松，学校想启用他作为学科带头人，将他申报为硕士生导师，不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下来竟是博士生导师，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据说是学科组评议时，钱锺书先生对他的学术水平特别加以推崇，说如果钱仲联只能带硕士生，那么我也不能带博士生了，于是才有破例之举。钱仲联先生从此就受到大用，这个学科也就成为全国性的重点学科。
现代文学方面，伯群兄是学术带头人，他在现代作家论和鲁迅研究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全国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人才很多，要办出学科特色很不容易，伯群兄审时度势，另辟蹊径，转而建立了一支专门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队伍，一时间无人能比。他选中这一研究课题，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一则，新文学运动初起之时，对当时盛行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取批判态度，有时难免批得过火，加以全盘否定，大有重新进行历史评价的必要，现在再逢解放思想运动，重新评价正当其时，此占有天时也；二则，鸳蝴派活动阵地虽以上海为中心，但作家的本籍却以苏、常二州为主，所以在苏州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也就是研究本土文学，搜集资料较为方便，占有地利；三则，苏州大学中文系有一支研究力量，可以合作共事，此为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当然是大有作为的了，所以苏州大学这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科也就成为全国性的有特色的学科。
研究方向确定后，他们并不急于求成，还是从搜集资料做起。我到苏州大学去参观时，只见他们搜集了很多旧派作品，满架满屋。我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还向他们借阅过。不久，在1991年，他们就出版了《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上下册）；接着，在1994年，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十二册）；在这基础上，于2000年出版了研究性著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都由范伯群担任主编。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学科就形成了，范伯群也名副其实地做了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2001年伯群兄年届七十，退休了。老同学章培恒兄聘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今演变”研究室任专职研究员。这之后，他就经常跑复旦，讲学，并到处搜集资料，准备自己单独再写一本书。他对我说：“我倒并不是什么老有所为，只是太太过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找些事情做做，实在无聊，继续搞研究，无非是精神上有所寄托而已。”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其实，即使老伴健在，家里有人，若没有感兴趣的事情做，也是很无聊的。我说：“我老来继续读书写作，也是出于习惯，寻求精神寄托。每天在书房里一坐下来，心里就感到安宁。”彼此还是谈得很投契。
2007年，伯群兄的封箱之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出版了，这本书影响之大，超过了他以往的所有著作，而且还被翻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打了一个响亮的关门炮。
这之后，我在国外住的时间多一些，他到上海的时间也少了些，但我们在复旦还是见过几面。2017年秋天回沪，听说他在苏州家中养老，已不大出来活动了，很是挂念。那时，伯群兄的同班同学，九十高龄的蔡传廉兄从日本回沪参加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纪念会，他与我是老同学，又是内子高云的老同事，我和高云请他吃饭，并邀他的同班同学潘富恩兄作陪。老同学聚在一起，中心话题总是忆旧。可惜老同学已经走得太多，谈起来大家难免有些感伤。老蔡问起范伯群的情况，我说老范倒还好，前几年还出了大著，现在在苏州家中养老。老蔡想与他讲讲话，我马上打通电话，让他们聚旧。接着，我们每个人都与伯群兄说几句。我说：“范大哥，人家都说我这个人吊儿郎当，自由主义，其实都是当年你这个老大哥带坏的，我的成绩和缺点都与你有关，我什么时候要到苏州来跟你算旧账！”他嗨嗨、嗨嗨地笑道：“欢迎，欢迎！”并转而对高云说：“吴中杰说他是受到我的影响，我感到光荣之至！”他问我什么时候到苏州来，我说：“听说上海的地铁马上要通到苏州了，等地铁开通了我就过来，坐地铁来去要方便些！”他说他等着。电话里听到伯群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精神很好，觉得再聚会几次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地铁还未开通，我来不及到苏州看他，却在网上看到了讣告，说“范伯群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2月10日上午7时35分在苏州逝世，享年86岁”。呜呼，哀哉！
伯群兄晚年被评为首届“姑苏文化名家”，且建有“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想来丧礼一定很隆重，可惜我身在海外，未能参加。
不过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年那个天真直率，放言无惮，时出惊人之语的范伯群，那个带领、爱护我们这些小弟弟的范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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