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

　　受访人：鲍展翔高三学生1999年出生

“我们宽容地看待恋爱的同窗”

　　我对迄今为止的人生很满意，庆幸自己出身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让我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大千世界。我去过不少地方，近的，比如日本、韩国、泰国；远的，像西欧、英国、美国、肯尼亚。我第一次出国，好像是去泰国，那时我只有四岁。我出国，有时是跟着爸爸妈妈，有时是学校交流。

　　我也喜欢自己的父母。我妈妈在单位里一直当领导，在家也喜欢当领导。小时候，她盯着我学英文，学习也抓得紧，那时候她比较严厉，现在就比较宽松了。爸爸做过IT，现在做投资，他对我管得少，但他喜欢给我买书，还喜欢给我读故事。

　　在上高中前，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的生活很平淡、很单调，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我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小孩子，家里人说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总是学校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可是，上高中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国际学校，这里所有的同学都是打算出国深造的，氛围很自由开放。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每天的课排得很少，高二开始有选修课，每晚六点晚自修，老师来点个名就走了。

　　有了那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中。有的人很贪玩，也许就荒废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其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的同学和老师拥有多元的背景，同学里边江浙沪的占大多数，江西、贵州、湖北的也有，不少老师也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大家的思想也比较多元。有一次，我和一个女生出去办事，她有点女权主义，我当时比较幼稚，不懂什么是女权主义。在走回学校的路上，我议论说：“市三女中的女孩老是待在学校里，身边没有男孩，会不会寂寞孤独？”那个女生听了就发火了，说：“你的话是对女性歧视，否定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当时很意外，一下子懵了，我没想到自己会激怒她。后来，我特意找来有关女权主义的书看，觉得她有一定的道理。她后来向我道歉，说自己太激动了。我笑笑说，可以理解。慢慢地，我了解到学校里持女权主义的女生不止她一个。同学当中还有同性恋，女孩和女孩，男孩和男孩，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同学里超过三分之一有恋爱的经历。我也谈过恋爱，那是我的初恋，但现在结束了。恋爱，分分合合，我觉得这是青春岁月里正常的经历。

　　（害羞地笑）你要听我的初恋？好吧。那个女孩挺漂亮的，成绩也很好。当时，我们俩在QQ和微信上都聊得很好，觉得彼此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就约她出去玩，请她吃饭，然后，我向她表白。是的，我说得很轻松，但确实经历了很多起伏，微妙而美好的悸动，难以忍受的害羞和挣扎……我们只交往了三个月，现在都过去了，我可以比较轻松地谈这件事了。

　　难得的是，周围的同学会用祝福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谈恋爱的同窗。自由、开放、宽容都写在我们脸上。这大概就是时代的不同吧。

　　不过，我不想和父母说自己恋爱的事，说了会麻烦，他们会追问。我跟父母没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聊，宁愿和别的朋友说，但我不觉得这是遗憾。我们未必要苛求父母成为自己的朋友，他们爱你，你也爱他们，这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朋友中找到知音。

“我一方面想融入他们，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在学校里，我找到了知音，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这里的同学和老师个性鲜明，既有特别排外的上海人，也有特别自由主义的老师，我接近的老师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传媒或是历史，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人文主义的光环。

　　有三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分别出生于1977年、1986年和1989年。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开设了一个志愿者机构，我常去那里当志愿者；另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喜欢读马克思理论；还有一位，曾在香港读哲学，后来去英国学习过政治哲学。

　　我曾经和老师、其他同学结伴，去河南信阳考察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那是去年“五一”节，我们在那里访问了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了很多大规模死亡的故事。一个老人说，他们家四个兄弟姐妹，三个都饿死了。没有粮食，只能去山上采蓬蒿吃。为了逃避上面的征购，有人把粮食藏在悬崖下面。我们还采访了一些留守人口多的农村，看到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回来后，我们一人挑了一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了。

　　我从高二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还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小组的人数不固定，每星期活动一次。我们读的是马恩原文文本，还有列宁、卢卡奇和科尔什（左翼理论家）的，通常是学生问问题，老师回答，当然，我们也会讨论。即便放假了，我们还会通过视频讨论。比如刚刚过去的寒假，白天我去图书馆读了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晚上就和读书小组的朋友讨论西方马克思主義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如果老师回母校，我会跟着他一起去复旦，和大学生一起旁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放学了，老师会带我一起出去吃饭，甚至，我有时候说今天太困了，老师会让我去他的寝室睡一觉。

　　其实，像我这样和老师的朋友关系，在同学中并不是特例。同学们有了情感问题，会找老师倾诉。我也谈过。老师也会跟我们说知心话，比如张老师，他是1977年生的，刚刚结婚。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结婚？他反问我，你看像我这样的人，多吗？我说，不多。他说，是啊，所以，适合我的女孩子就更难找到了。他选择妻子的标准是，好看不重要，只看人好不好，他的理想是寻找人类的理性之光。我问他，没有爱情的日子会不会很寂寞？他说，假如把我的心灵画成一个饼图，政治热情占百分之二十，哲学热情占百分之十五，对历史的热情占百分之二十五，人生思考占百分之十五，对园艺动物的热情，占百分之十，我留给爱情的热情就不多了，既然不多，怎么会痛苦呢？所以，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当有一个人可以在三更半夜跟你讨论政治、哲学、历史的时候，这个人必然对爱情不会有很强烈的热情了。这位老师的人生理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我特别享受这种亦师亦友、轻松平等的师生关系。读书小组为我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也有了更深的思考。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盛行的是以多元文化为辅的主流文化，虽然看上去很多元，但实际上是单一的，我们现在的主流文化表现为娱乐、消费，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这是我们学校很不好的地方，同时也是社会的问题。聚集在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社会的特殊阶层，大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学校理应和社会不同，教育应该有乌托邦性质，然而，我们学校还是沦为了某种主流文化肆虐的地方，注重娱乐和消费，这令我失望。

　　我的很多同学，天天在玩，在消费。如果你到我们学校来，走进每个教室，都会看到有学生在玩电脑游戏，更严重的是消费至上。我的同学经常出去聚餐，一顿饭动辄人均消费一百多。他们还有别的娱乐活动，KTV、真人CS、打枪、轰趴、旅游（这个寒假，他们去的是北海道）。据我所知，每人每月的零花钱，至少一千元，用完就问父母要。我很矛盾，一方面想融入他们，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要的。很长时间，我都在挣扎。但是后来，有两个人改变了我的看法。一个是女孩，一个是男孩。准确地说，是女孩把我拉进了物质世界，而男孩激励我爬出了这个物质世界。男孩说，世俗的东西，应当去超越和看淡，你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再后来，我遇到了那些影响我的老师，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了。

　　目前，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其实，申请国外的大学，和高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读过《单向度的人》，书里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集权社会，他们通过多元的表象，掩盖集权的本质。就我们目前来看，现在存在的社会是这样的，如果能有超越单向度的认识，就可能拥有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考察。我相信有超越性力量的存在。其实，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和过程就是一切。最终，很美好的世界能否达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我们所处的地方变得更美好。而我，现在正在这个过程中。

　　我渐渐走出困惑和纠结，后来，我看清楚了自己希望走的路。我曾经有过很强烈的孤独感，觉得没什么人可以一起玩。我向老师求助，我说我觉得自己很孤独，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感到孤独，你是怎么排遣呢？老师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书，让自己和书中的人物建立联系；一种是玩游戏，和游戏中的虚拟人物建立联系。至于后一种方式，并不能说服我。我的大多数同学经常在教室里打游戏，他们难道从不感到孤独？我却从早到晚做作业，一早起来，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去找一个公用教室，直到晚上，我都在学习。我的孤独感反而比他们强烈。这是为什么？

　　我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我的孤独不是真正的孤独，我的孤独是一种内心的宁静。现在的人看上去不孤独，实际上却是最孤独的。听说有一位美国作家提过一种The Lonely Crowd的说法，从社会学角度去解释现代人为什么会产生孤独的问题。这本书我还没看过。我看的书真的挺少。

　　我当然设想过自己未来的人生。不管未来怎样，追随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我想尽力摆脱物化的世界，尽力摆脱文化霸权，在霸权之下的想法不是真正真实的想法，所以我才对那些理论著作着迷。我想，如果能追随自己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人生。

附录：

　　鲍展鹏的补充说明

　　1. 关于我平和与开放的心态：我以前和老师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心态，老师的引导以及开明的学校环境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较为民主的家庭氛围。

　　2. 关于家庭：我感觉到您对我与父母心灵上的疏离感到惋惜，我却不。恩格斯曾经写过《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历史中出现的东西总是要在历史中灭亡”。家庭也不过是为了私有制财产分配及性别压迫在历史中暂时存在的产物，也许有一天家庭将在历史中消亡。在伦理价值的排列中，我并不将家庭置于前列，这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相符，但我相信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普遍想法。

　　3. 关于我的两个同学：先讲我的“初恋”。高一下半学期我和那个女孩走得很近，她是一位享乐主义者，她的享乐是有逻辑基础的。她常向我解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道理，并与此同时把我带入班级同学主流的圈子。我们有时去酒吧喝酒，甚至喝醉，她觉得酒能帮助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并不是这样。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把宗教换成酒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然，换成消费社会、网络游戏等等更是如此。另外，她还会跟我讲一些人生哲理，或是如何识别他人、如何社交等的诀窍。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有一次说，她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三层的，比如你表面很自卑，其实内心很孤傲，但再往里又是卑微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哪个是第一层，哪个是第二、第三层罢了。总之，她教给我很多道理，后来我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挥霍，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与她疏远了，但是我依然很感谢她教给我的道理。

　　还有那个男孩。我是在和那个女孩疏远之后与这个男孩子走近的。他有时会特别暴躁，甚至兇悍，但是有时也会表现出无比的善良。他也会经常和我说理，有时也会争论。我印象深的是他喜欢将靶子对准另一位男同学，他对我说，他的目标是世俗的，他的一切都围绕世俗展开，我们不应当像他一样。

　　如果说那个女孩把我拉入了物质的世界，那么那个男生则让我脱离了物质世界。我很感谢他们两个。

　　4. 温情与敬意：虽然我认为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保留一丝“温情与敬意”同等重要（此语出钱穆《国史大纲》）。虽然同学们所处而不自知的消费社会是一个遏制创造力的社会，可是事实上无人能逃离。既要批判异化，也要对异化的成果，亦即文明的成果保持敬意。这一点更加适用于民间的生活，传统文化及其相关的一切。

　　5. 了解全面的社会：记得一次老师在课上问我们，谁知道高华和谭作人，只有我一人举手。同学不满，抱怨为何谈论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老师说，因为你们只看到了一小部分社会，而我们看到的更多一些。我认为不管是通过旅游、考察、走向远方，还是通过文学作品和书籍，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特别是全面的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我觉得大多数人自始至终只是生活在他们所处的阶层之内，而不能跳出阶层。

　　除了去河南信阳考察，我还去过安徽、江西、广东、吉林、新疆、内蒙古等地，顺便也看到了最普通的农村景象。有一年春节，我回来的时候只买到春运临客的站票，当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同学想去餐车后面的卧铺区（那里空一点，可能有地方坐），但列车员不允许。那位同学质问为什么，列车员也没有给他回答，但是告诉他，“社会上很多事情是没有理由的”。可能他看我们是学生，后来还是放我们过去了，我们在车厢连接处坐了一夜。社会上很多事情是没有理由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黑格尔说“现实性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没有理由的事正是务须改变的真实，而不是现实。今年寒假我们去东北，一共坐了一百三十个小时火车，全是硬座。春运的火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一个最真实、最多元的中国，一个社会最生动的写照。当然，了解社会本身并不够，更重要的是去批判它，让它变得更好。

　　6. 实践：如果说福柯告诉我们的是“真理不在权力之外”，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是“一切来自童年”，那么我从马克思当中读到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实践”。思维本身不能改变什么，重要的是真正作用于世界。下面这段是我的一段实践经历，来自于一微信公号采访：

　　一场师生之间的谈判

　　鲍展鹏所在的国际学校有寄宿制度，宿舍里有一项规定，如果学生要用电脑，要先填电脑单，这张单子还需要科目老师签字，证明学生确实有相关科目作业需要带电脑回宿舍完成才行。如果作业多，学生就需要每天找老师签字。

　　如果没开电脑单就把电脑带回寝室，就算违纪，寝室管理员会给学生开违纪单，同时这个违纪还会报到学部去，学部会再开一张违纪单。

　　鲍展鹏觉得，这个制度很不合理，执行起来麻烦，一旦违纪，学生相当于一罪两罚，管理部门也过多，应该有优化的可能。

　　当时他想了很久解决方案。他征求过老师的意见，也通过学生微信平台征求过高中部同学的意见。

　　最后，鲍展鹏给生活部老师发了封邮件，没想到生活部老师态度很开明，欢迎他去谈谈，鲍展鹏就和生活部老师展开了“谈判”。

　　生活部老师认为电脑管理的主要原因是怕学生自控能力不够，做和学习无关的事情。

　　鲍展鹏则认为，这个电脑管理政策的问题在于没有可持续性。如果现在老师管得这么紧，等到了大学，谁管我们用电脑？不如现在放开一点，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才是关键。他又举了别的学校类似的政策，和这个政策具体实施时的不合理之处。

　　经过这轮开诚布公的谈判，高中部新的电脑制度出来了，学生每周只要填一次电脑单上交即可，也不需要老师签字了。在他的几番努力下，这条制度竟真的被打破了。

　　这段故事后来也被写进了鲍展鹏申请芝加哥大学的主文书里。

　　7. 关于东北火车：寒假里去东北是为了省钱，也为了体验人生，全程都坐了火车硬座票。刚开始有点担心，上海—长春单程就要三十个小时，但是真的坐了，反而就习惯了，觉得坐在火车上无所事事看着窗外的风景，或者跟对面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而且，还练就了坐下来就睡着的能力。我们因为走的是旅游线路，大部分车人不是太多，只有偶尔碰到春运回家的高峰线人才会特别多，也借机体验了一把春运。

　　印象最深刻的是K7035次，哈尔滨东—黑河。大量春运回家的客流导致硬座车厢严重超员，车上的寸土之地都被站满。检票时，数位警察、武警把守检票口，上车时车厢已满，靠列车员推才能进来，我们挤到车厢中间的位子用了十五分钟。坐下来以后，腿一点也没法动，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东西。这还只是一趟十小时左右的中短途列车。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婆婆，至少六七十岁了，她说她从包头回黑河的家，从包头到哈尔滨只买到站票。不知老人家是如何撑过这一路的，但她讲的话确是如此的平淡，不带一丝埋怨。

　　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火车：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和工人；这里有苦读法律和哲学的知识分子；这里有返乡的打工者；这里有扛着相机寻路中国的洋人；这里有口若悬河的推销员；这里有严肃而一丝不苟的乘警。每个人，使尽浑身解数，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这里，是大社会、大历史的缩影，是人生百态不经修饰的呈现；这里，是最真实、最多元的中国。这里，回家才是唯一的期盼。剩下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不管是庙堂还是江湖，都成为了无比无力的注解。这时，人民就是一切。我想說的就是，许多人总是认为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世界的全部，特别是像我们同学这般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们，却不曾意识到当他们坐在高铁一等座的软椅上时，还有无数农民工们在冰冷的车厢瑟瑟发抖，更不曾意识到他们牺牲了家庭、挥洒着汗水，为城镇面貌的革新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事实上，铁路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史。

作者札记

　　理想永远都年轻

　　当我写完这篇文字时，鲍展鹏已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他早早地在微信朋友圈里用幽默的口吻征求圣诞节同去南美的旅伴。对于他，这个即将来到的最近的假期，又是一次深入他乡异国的“实践”机会。

　　倾听鲍展鹏，是一件轻松的、充满惊喜的事情。这个表情略带腼腆的青涩男孩，说话的时候喜欢微笑，他笑着，露出一圈亮光闪闪的牙箍，显露自然可爱的男孩本色。可是，这个貌似与同龄都市男孩无异的人，却不断刷新着我对这一代孩子的认知。

　　写作这些文字的我，仿佛穿越忽明忽暗的隧道，那趟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的时间列车已然沧桑斑驳，就在即将抵达终点时，眼前豁然舒朗——那里天高云淡，沃野千里，只觉得天地尽头，苍茫之下，定是孕育着一个理想新世界。

　　我曾数次在倾听中因悲悯、叹惋、痛惜而落泪，鲍展鹏给予我不同的体验。倾听他时，我感叹和欣慰，落笔时，我亦出乎意料地泪湿——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出于感动以及难以言喻的欣喜和慰藉。这个与众不同的男孩，他的见识和志向得益于全新的时代，他的难得在于，早早地在进入社会之前，便能逆潮流而上，唯我独醒，去追求真理和理想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他在努力地贴地而行，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都会成为他不久的将来起飞的基石。这个男孩的精神世界或许会令很多在俗世中迷失的成年人自惭形秽。

　　理想，永远不会是一个过时的词儿。它可能是远方闪亮的财宝，也可能是身后绚烂的烟花。它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我们因理想而光荣，也可能因理想的破碎而颓丧。只愿，刚刚走向世界的男孩，在未来的人生里经受住一切可能的颠沛流离、风雨摧折，正如那首我喜欢的歌里唱的：

　　已是当父亲的年纪

　　理想永远都年轻

　　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你让我变得苍白

　　却依然天真的相信

　　花儿会再次的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