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

　　关于《也是集》的一点琐闻

　　2013年报上报道杨绛先生关于钱先生《也是集》手稿和有关书信将被拍卖的侵权诉讼案最后胜诉的消息。我当然为杨先生毅然决然捍卫合法权益的精神感到钦佩和高兴，也想起我与这部《也是集》沾过一点点边。

　　那是1984年秋，我在香港与梅节和年轻的马力有过小聚。梅节是红（楼梦）学、金（瓶梅）学专家，曾是我的老同事。马力是香港本地人，高高个子、很英俊的小伙子。梅节介绍他来北京时认识我的，原是一位中学教员，后在银行工作，酷爱古典文學研究。他也研究《红楼梦》，以及“杨家将”演义等。叙谈时，说起他是钱先生的崇拜者，曾帮钱先生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也是集》，钱先生不肯收稿费，他想买点西洋参托我带给钱先生。我当然一口应承了。于是就一起到药店买了一盒交给了我。

　　十一月，我回到北京不久就送了过去。那天钱先生特别高兴，笑着说：“嗨……马力这孩子，说不要稿费怎么又买这个东西来了……”言谈时，我感到他对马力很欣赏，也很重视此书的出版。钱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吧，我也送你这本书！”当场题签“丹晨贤友存正钱锺书”。这次与以前称呼不大一样，原来都是称“丹晨同志”，这次称我“贤友”我很开心。

　　《也是集》篇幅不长，约七万字左右，收有《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三篇论文以及从《谈艺录补订》中选录的十四则。其中《诗可以怨》约一万多字，我以为是钱先生很重要的一篇论文；他认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也是集》第2页）。他列举了大量中外古代诗论印证此观点。对于今天强调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钱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说，是李国强邀约他编一本书给他们出版的，是“马力先生出了个主意，费了些劳动，拼凑成这本小书”。马力在1978年就曾与他人合作编了钱先生著作目录，可能由此认识了钱先生并得欣赏。他后来进入仕途，历任《香港商报》总编辑，进而成为“民建联”主要领导人等要职，身份甚为显赫，但于2007年英年早逝，享年只有五十五岁。李国强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和时政杂志《广角镜》的老板，他不是文化人，而是一位文化商人。办的杂志销路和影响都不算大。后来竟然企图拍卖钱先生以及杨先生、钱瑗等的书信和手稿牟利，未免显出商人本色了。

　　使我讶异的是，为了这本书稿何以使钱先生给这位非文化人李国强前后写了六十六封书信。尽管这也证明钱先生的重视。我当然不知道这些书信内容，但我仍然困惑不解他与这位书贾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说！

　　钱（锺书）吴（组缃）小纠葛的琐闻

　　1990年4月7日，我在北大西门外的畅春园饭店参加一个颁奖会后的餐聚，见到了久未问候的老师林庚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当然很开心。恰好与吴先生同席邻座，不免话多了一些。我也就当闲话笑着问：“吴先生当年您与曹禺、钱锺书先生都是清华同学。有一次，我问钱先生关于曹禺的事，他竟然说根本没有看见他。这话比看不起还厉害。”吴先生听了也就是接着我的话随便聊嘛：“钱锺书确是很骄傲的。他连他爸爸都有批评。不过他这个人确实看书多，有学问。”于是他在席间对着大家讲了当年钱先生信手开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目等两个段子，证明钱锺书确实博览群书。

　　就在这稍后，有老友N为香港左翼报刊组稿，邀我写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访谈。我因为很久没有去钱府，也知道钱先生关照过不许再写他，所以不是太想接受此事，但因为是老朋友难得要我做一点事，我又不好回绝。于是迟迟疑疑过了好几个月才去看望钱先生和杨先生。为了使稿子内容多点趣味，把吴先生说的两个段子也插叙在里面。事后把稿寄给了N。结果她辗转寄去还是在我常供稿的《大公报》副刊刊出了。后来，《炎黄春秋》在北京创刊，约我写稿，我就随手把此稿给了他们，在第二期上刊出。我还参加了在新华社会议室举行的创刊座谈会，听到社长杜导正讲话时举例提到此稿适合他们刊物。这都已是第二年（1991年）下半年的事了。好像钱先生没有发现，因此没听说去交涉。

　　那时，我每隔些时间就给《大公报》寄二三篇小文，陆续刊出后我又会寄去二三篇。自从关于钱先生的稿刊出后，其他稿件搁在《大公报》没有消息，常联系的责编马文通兄也没有回音。我深以为怪。时间长了，我问驻京办事处主任巩双印兄，他答应向报社询问，后来告诉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却仍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好纳闷。

　　有一次，我与也常给《大公报》写稿的邵燕祥兄说起此事。他好像耳闻到一点信息，说：“你不妨问问舒展，也许他知道。”《人民日报》编辑、杂文家舒展与钱先生好像也有很多联系，他就是最早提出钱先生是“文化昆仑”的创意者；那时他正多次托我介绍、传递稿件给香港报纸，还要我转请报馆发的稿费港币不要折成人民币，等等。我都随即陆续帮他办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直接问他是否知道我的稿件滞留报社的原因。他很明确回答我说：“不知道！”我当然完全相信了。

　　1991年上半年，有一晚王蒙打电话给我，说他最近从国外访问刚回北京。路过香港时，《大公报》社长杨奇请他吃饭，副刊马文通等编辑作陪。席间谈起我的稿子，说是因为引用了吴组缃先生说的段子，钱先生很不满意，说完全是失实的，没有的事。舒展传的话。他们为了这事感到很伤脑筋，不敢对我直言。

　　王蒙说：“我告诉你这事，你心里明白就好了，就不用再去跟别人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名人难免会被人议论、传播一些事；像这种事有也好，没有也好，无所谓。这会儿，如果有人说我一下子能开出四十几本中文的黄书，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不会觉得不高兴。都是成人嘛，都是作家嘛，这不是什么问题。”

　　这时，蒙在鼓里半年多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个事，原来是舒展传的话。我觉得王蒙说得很豁达在理。我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也就安心不想此事了。直到1991年秋天，我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到了香港后，有一天到《大公报》找马文通兄，对他直言提出批评：“这事应该告诉我。我是你们的老作者了，作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也应告诉我，弄清事情真相，商量应对的办法。怎么可以杳无音信让我蒙在鼓里。”

　　文通兄再三向我抱歉，并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信是舒展转来的，信里说的很严厉，不信我把信拿给你看。”我说：“我不看。信是写给你们的，我不看别人的信。”

　　文通兄把过程对我讲了，说了他们的难处。事情发生后，报社领导有点紧张，也很重视。杨奇社长还把我的稿子调了去看；看后退回来什么也没有说。分工管副刊的副总编辑陆拂为很不解说：“丹晨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平时写稿都很严谨的，不会乱写的。”文通兄说，他们曾到北京向钱先生当面谢罪道歉。既然是我给报社闖了祸，我也不能一味责怪他们。但是，我也因此几乎不再给他们写稿了。

　　1992年春，我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舒展，问他是否知道此事。舒展说：“我不知道。”我说：“听说你知道。”他竟厉声责问：“谁说的？”我说：“《大公报》。”对方顿时沉默了好一会。我说：“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你应该和我通个消息。尽管我是当面亲耳听吴先生说的，但钱先生有意见我无话可说。即使你不能在中间起点缓和的作用，劝说钱先生，至少应该让我这个当事人知道。”

　　舒展说：“我是怕你知道了，弄得两位老先生都不高兴，甚至闹出事来。”

　　我说：“你多少也了解我。我是这样的人吗？上次问你，你还说不知道。这不是对朋友应该有的。”

　　他默然，不再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了。从此，我也不再提此事，也还觉得不便去向钱先生解释。

　　我的事情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没有张扬为外界所知。没有想到1992年1月号《人物》杂志刊登了社科院李洪岩先生写的《吴组缃畅论钱锺书》的访谈文章，里面也说到吴先生对他谈起钱锺书开（淫）书单等两件轶事，内容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模一样，引起了钱先生很强烈的反应。舒展在钱先生故去几年后在多家报刊对许多写钱先生文章的人痛斥为“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小人”，并公布了钱先生的批评辨正的意见：说“全无其事”。还有一位转达钱先生的意见，说吴“显系信口开河，嘘气成云”。这些话通过好几个渠道公之于众，又引起李洪岩、范旭仑等的辩驳。我与李、范两位素昧平生，只是读过他们研究钱先生的文章。有一次与罗新璋谈起，我们都认为他们两位是研究钱先生及其著作最为精到，成就最为显著的。李的文章也写得很漂亮。

　　我想：作为当事人，钱先生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不过至今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小事那么较真。吴先生是我的老师，以我与吴先生的接触，再加上北大学友们对吴先生的了解，都认为他是一位耿直而又严谨、声望很高的学者、作家，他似乎没有必要胡编乱造这些轶事。看来还是因为年代久远难免各人记忆有所出入。吴、钱两位老先生都已先后作古，这段公案也就毋须深究了！

　　钱先生身后的一点琐闻

　　当年得知钱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心里一直很难过，常常想起钱先生生前对我的关爱和教导。所以在半个多月后，1999年初，我去南沙沟看望杨先生。进屋看见过道边沿地上还堆放着许多鲜花、花篮、水果等。看来一时还来不及或顾不上收拾安置，显然因为没有心思，精力体力不够……到了客厅，保姆进里屋去向杨先生报告后出来说：“奶奶身体不好在里面休息，说谢谢你，今天不出来跟你说话了。”我说：“好的。那我给杨先生留个条吧！”就向保姆要了纸和笔，写了几句悼念钱先生的话，敬请杨先生节哀珍摄、多多保重。我把条交给保姆就离去了。

　　大概过了半年左右，W打电话给我说：杨先生让他传话转告我，上次你去看她因为她那天身体很不舒服，所以没有见到，她很抱歉。我听了很过意不去，觉得老人家太周到了。那正是她伤心难过的时候；经过这么长时间服侍病重的钱先生直到逝世，身体疲累，不能见客，不是太正常了吗！何况我们晚辈见不见都是无所谓的事。他们这辈老人特别讲礼数，我心里感动很久。到了2000年春节，正月初三我又去南沙沟向杨先生拜年。

　　我到钱府时，杨先生还在院子里锻炼没有回来。我和保姆刚说了几句话，杨先生就进来了。看杨先生的精神气色都很不错，大概已经度过了那段悲伤时期。她说：她练八段锦，坚持不懈。边说边还做了几个动作。我仍坐在那个小沙发，杨先生则习惯性地坐在她自己书桌前的椅子。我们说了一会她的身体情况后，不知怎么，她说起钱先生故去后，“有的人觉得钱先生走了，钱瑗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都来欺负我”。我听了，很意外吃惊，说：“是吗？！怎么会呢！不会吧！”

　　杨先生很坚持地说：“就是这样的。”她说到宗璞“不像话”（为了钱先生1979年访美时在一个座谈会上有没有说过冯友兰先生的坏话，宗璞和杨先生在报上公开发生争论），说到林非（当年发生打架事）更气鼓鼓的。前些日子我无意中看到过他们之间这些争论的文章，但并没有上心，也没有认真阅读。记得“文革”看望钱先生时，我还不知道也不认识林非、萧凤；这些年我与他们夫妇却有了一些交往。何况这事已过去二三十年了。想到杨先生正在服丧期间，不宜过于烦恼有损健康。我就劝慰杨先生说：“不是过去那么多年了嘛，就不要再想它了。这都是当时历史造成的。杨先生您就放下吧！”

　　杨先生却很不同意我的说法，态度强硬地说：“不！不是那样的！这是人的问题……”说着，她把一篇剪报给了我说：“喏！这报纸送给你，你拿回去看吧！”我接过来看是杨先生写的，题目是《从“掺沙子”到“流亡”》。因为过去在他们两位面前说话随意惯了，从来没有看见过杨先生这么恼怒，我想把气氛缓和一下说：“杨先生您现在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她说：“怎么是我火气大？！”虽然杨先生正在不高兴时，说话仍然轻声细语的。我一看不对劲赶紧又解释说：“那是我觉得您一向是温柔敦厚，脾气好……”

　　她说：“那些人看着就剩我一个了，都想来欺负我……我要保护钱先生，绝不会让人随便碰他。”她就又谈到那些研究钱先生的人，说有四种人：一种是炫耀自己；二是想赚钱；三是欺侮人；四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胡说。提到其中两位名字说：“F，本来我还支持过他，提供过资料，哪晓得这么卑鄙。还有L……那些人都很卑鄙无耻……”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的事，听得很惶惑时，忽然听见另一个声音在骂骂咧咧，“卑鄙！无耻！”

　　我循声抬头看去，发现那保姆正站在客厅东北角门口，脸朝着我开骂，我不免吃惊而愕然。她误会了，以为杨先生是在骂我呢！她来帮主人助阵……这时我和杨先生面对面坐在客厅的西南角，杨先生也发现了，掉头看见保姆很生气地叱骂她：“走开！这儿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钟点，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几乎讲的都是这些事，我才告辞离去。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杨先生这么生气。我想是因为钱先生故去对杨先生的打击太大了，爱女钱瑗又早逝，剩她一个人独处，难免生出许多偏颇的想法。看来很快她度过了这个艰难时刻，就转入到“打扫战场”，整理钱先生的遗著出版；自己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时期，在百岁高龄期间翻译、写作了许多精致的作品。如她自己后来说的：“……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全集》第4卷第350页）另外我也看到吴学昭写的《杨绛先生回家纪事》中说：杨先生“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文汇报》2016年12月9日）。想到那次谈话，我也就比较理解她的真实想法了。

　　杨先生给我的剪报《从“掺沙子”到“流亡”》，我回到家里细看，这才第一次完全弄清楚当年（1973年）他们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的前前后后。后来林非也曾寄给了我他写的反驳文章。其中过程细节虽各有说法，有所出入，但关键的部分却不是过去传说的林非把钱先生打翻在地。这里就依杨先生文中所述，实际情况是：

　　在双方冲突过程中，“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这被咬的是萧凤的手指。这时，钱先生在里屋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冲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設想……”这就是说，是钱先生打了林非，而不是林非打了钱先生。事后，“锺书余怒未息……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如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均见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原载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2000年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转载）。这里说的钱先生“余怒未息”，我想应该既是怒对对方，也是怒对自己。而杨先生却还在絮叨，才惹得钱先生拦阻“这事不再说了！”

　　所以，我说“这都是当时历史造成的”，理由是：当时学部主持者想解决年轻工作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的动机无可非议，但是强制从老专家已有的住房中分出一部分来，显然是用“土改”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止学部如此，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都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都不是民众自发抢占，而是当时主事者决定的措施。多少年一味搞阶级斗争而不致力于解决、提高民生多建新房，结果就只能采取这种恶劣强制的办法，来对付“文革”时的批判斗争对象（如“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也是对老知识分子的迫害。因为被分房者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更不必说抗议反对了。

　　问题是，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后来者入住后对原来的房主、前辈、长者，应多照顾、尊重、谦让，才更符合正常的人伦关系。我对此深有感受。因为我一家四口住过六年筒子楼，四年两家六七口人合住一个两居室小单元的日子。这种情况在我原来工作的机关里相当普遍。两家合住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只有彼此互相谦让一些才能相安无事。从这点来说，我后来才得知对方是林非夫妇；我与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确实有些欠缺。至于钱先生，特别是杨先生，本来好好的一家人住的房子挤进来另一家三口人，对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很多不便和麻烦，心里肯定是不爽的，时间长了有所反应也是可以想像的。所以追根究源，还是因为“文革”造成的恶果。

　　从《从“掺沙子”到“流亡”》看到杨先生的坦率和反思使我感动。但是，后来她在编纂全集时，这些争论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她在《作者自序》中作了说明，看来情绪仍然不小，她的心结最后似乎也还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