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

　　

“就算是帮……忙吧”

　　我曾看到有几位到过钱锺书先生府上的访者写文章说，钱先生家里书多得到处都是。但是，我却有着另一个印象：钱先生家中藏书实在不算很多。

　　钱先生之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学中外、学养渊博深厚……作为学问大家那是尽人皆知的。他爱书，爱读书，甚至一生浸淫在读书生活中，只要有书读，他都可以为之忘情痴迷。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据我所知，钱先生并不重视藏书，也不刻意收藏各种版本，更不求藏书之多。在我个人经历所见所闻，无论前辈或同辈中，从事文史工作的师友，一般来说，有那么十来个书柜藏书应是很平常的。相比之下，钱先生的藏书实在是很少的，少到令人不敢相信这是那位蜚声国内外的学问大家的书房。但是，他却比谁读书都远远多得多。杨先生就说：“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更不必说有些人家里的书柜好像又满又新，但却是作秀装点门面的，并不真正用来增进知识学养。

　　记得钱先生刚搬进南沙沟新居后不久，我去问候他们时，看见客厅里有点空荡荡的，只有钱先生座位背后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好像是家传的老家具，里面满是旧书。杨先生书桌旁有一个不大的书柜主要是中外文工

　　具书。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差，家具店偶然有书柜供应，但一进店堂只一会儿就会被“抢光”。我不久前刚买了两个，也是到家具店打听今天有货就早早去排队买来的。所以我就对钱先生说：“要不要我给你去买两个书柜？”钱先生正坐在书桌前，一听就正色说：“不用！我不要那么多书柜。”我看他那么认真的样子就不再多说了。等到下一次我再去时，发现客厅的北墙立着两个新书柜，里面装满了外文书。我奇怪地问钱先生：“这是您新买的吗？”

　　钱先生不在意地甚至有点无奈似的说：“那是我的一个亲戚一定要帮我买的，其实我并不需要……”

　　人们也许有点奇怪，钱先生那么博学，读了那么多的书怎么家里的藏书反倒不多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怪，他都是或主要是从图书馆里借来阅读的。据说钱先生自己就说过：“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他读了就过目不忘储存在脑子里成了知识的海洋。他的记忆力惊人，为他人所不及。现在我们还知道他读书同时做了大量的中外文笔记传流下来积存有上百本。所以他作文说话，中外古今典故出处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当年他住在干面胡同，离学部（今社科院）较近，有一次我去看望时，只有杨先生在家。过一会儿，他回来了，背着一书包，还手提着一包，都是线装书。那是一种自制手缝的蓝色布书包。书是从文研所资料室借来的。据说这个资料室藏书相当丰富，几乎没有钱先生不曾过目的。

　　真正爱读书的人，什么时候都挡不住他读书。杨先生就说钱先生“文革”时实在无书可读时就找了一本韦氏字典读得津津有味。

　　说来惭愧，我自称是钱先生的“粉丝”，但真正读钱先生的书却很有限，所以对钱学专家从来怀有敬意，因为真正读懂钱先生不易也。钱先生写的学术文章很少用什么“主义”、什么“性”、什么“我们认为”、“必须指出”以及各种天花乱坠的外来新名词，更不会说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他喜欢譬喻，引述中外文学事例作为论据，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实证的方法曾经被那个以论代史的年代讥为资产阶级方法。但是，钱先生却不理会这些无知妄说，径自默默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写出《谈艺录》《管锥编》等等巨作。

　　我只以钱先生的《通感》为例，这是钱先生很重要的一篇论文，只有六千字左右，却包容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理论见解，引述了近百条古代诗文中的实例，以及大量外国的和宗教里的论据，证明艺术创作中常见的“通感”现象：听觉、触觉、视觉……相互间的移位和借用，可以达到一种意外的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或别有意味的意境。他引用的例子如细心咀嚼，仿佛每个都会使你经历一次新的艺术美的体验。“通感”需要创作者的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独有的生活经验与艺术修养，也是涉及心理学、修辞学交叉的学科所研究的现象；也很自然地会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发现和感染个中的意韵。钱先生在这样密集繁富的论述中，还一样轻松地间或使用俏皮幽默的语言插叙其间，让读者会心地粲然解颐。

　　所以引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钱先生平日聊天说闲话也与作文一样，广征博引，谈一件事常引述许多譬喻，举例英文里是怎么样的，法文里是怎么样的，意大利文、希腊文……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民族类似或相左的语言习惯民俗风尚相比较，讲得清清楚楚。听者绝不会误以为他在故意卖弄，更无“掉书袋”之感，因为他总是谈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像在说一件有趣的事，是那么专注认真，甚至天真得像个孩子。他说得兴起时，就会离座走到对方面前，手里有时还拿着一把折扇，或在客厅中央走动，还晃动着手势，讲得有声有色，可以感受到他完全沉浸在讲述的事情中去了。无论社会生活中的事，还是书本学术中的事，他都像是在做学问一样全心投入其中。我常常感到听钱先生谈话，自己就像半个白痴，因为不能完全听懂，特别是引述外文。但是，我還是能意会到他说的意思，被他那充满睿智的学识所吸引而神往，被他那幽默机智诙谐的话和动作引得乐呵呵，他自己也会说着说着开心地笑起来。柯灵前辈曾说：钱先生渊博和睿智，且又“健谈，口若悬河，舌灿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确是如此。

　　钱先生是个纯粹的读书人，好像天生就是到世上来读书做学术研究的；他和杨先生每天如上班族一样早早地按时坐在书桌前各自用功，孜孜不倦，竟日不知懈怠，终年如一日。他不喜欢参加外面的社交活动，对政治、仕途更是敬而远之。

　　1982年，我听说钱先生当了社科院副院长了，很出乎我意外。所以在下一次去问候时就很自然地问起此事：“钱先生，您怎么答应出山啦？”

　　他非常无奈似的很郁闷地说：“嗨！这件事是乔木跟我谈了好几次，说不给我增加任何负担，不用上班开会参加活动，不安排任何具体任务，绝不打扰我，连一般外事活动也不须参加……就这样说了几次，我也没有答应。后来一次他都说到这样的话了：‘就算是帮共产党的忙吧！就这样定了。话说到这样，我就不好再推辞了。”

　　以后，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我几乎很少听说他以副院长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讲过什么话或发表什么文章，甚至享受有关的政治待遇或其他什么等等。一切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

“活而则跃嘛！”

　　一

　　我记不得已经多久没有到钱锺书、杨绛先生寓所去看望问候了。这既因世事俗务忙忙碌碌，弄得自己再无什么串门访友的兴趣和时间，也还因为知道他们闭门谢客，倦于应付访者，所以不便多去打扰。

　　数月前电视剧《围城》播映，引起观众热烈反响，想进一步读到原著，于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向被认为高雅的文学作品《围城》成了抢手货，书摊小贩竟以奇货可居，高价数倍出售。上海一个书展展厅中，几千本《围城》一销而空。《文汇报》记者报道说，那些“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依然未能买到《围城》的书友双眼露出失望的眼神……”另外，要求访见钱先生的人和电话则络绎不绝，弄得一向幽静的钱府也热闹起来，不得安生。有一家报纸报道钱先生的感叹，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一会儿呢？”“我又不是什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非要参观一下呢？如果你吃了一个蛋感觉很好，就一定要见一见下这只蛋的鸡吗？”

　　钱先生即使不无忿忿的时候，仍然幽默有致。最近，我去看望他们时说到此事，杨先生则是另一种反应。她温柔地笑着说：“有的人说，只要来看他一眼可以了。你说……！”说着禁不住又笑了起来。他们确实很难理解这些读者的心理：写这部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的作品的，该是怎样一个睿智机敏的人呢！

　　钱先生近来因为气管炎引发哮喘。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得过此病，一度有点严重，将近一年才恢复正常。这次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杨先生前些日子也病了，高烧摄氏三十九度一，但白血球倒不高，不过六七千。如今已痊愈。我看她气色很好，不像大病之后。杨先生听我这么说，高兴地说：“我是自己锻炼，注意休息饮食，每天早上仍然外出散步。钱先生虽然病已好了，我仍不让他多说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到外地去休养一些日子，有些地方景色好，空气好，很安静。久居城市里的人到大自然去，看到眼前一片绿色，会感到很舒畅的。北京污染得太厉害，从早到晚，天空总是灰蒙蒙的。”

　　“他不愿出去。哪里也不去。如果自己悄悄地去外地，旅行住宿会有很多麻烦。如果接受人家的接待安排，我们也不愿意，而且会不胜应付，不得安静。外地有许多朋友邀请他去游览休养，他就是不愿意动。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总算很知足了！”

　　杨先生的话使我感觉到内含着一种酸辛的感情。“文革”时期，他们从干面胡同寓所几经波折迁徙：原来四居室的住房被迫变成两家人挤住，到农村干校一去多年，后来又寄住女儿学校宿舍，后又栖身文研所的小平房……为此居无定所，艰难度日，健康也因此受损，直到他们住进南沙沟新居后，才算安定下来。

　　所以这会儿听到杨先生说“住在这里总算很知足了”的感慨，很自然地与这段屈辱压抑的生活有了联想。

　　二

　　这时钱先生从卧室里走出来接听一个电话后，对我乜视着讥讽说：

　　“活跃分子来了！”

　　“我不活跃啊……”我有点委屈，不知道他是否有所指，因为我确实很少参加外面活动，于是我抗辩说。

　　“他已经不在报馆里工作了，不要再说他了……”杨先生赶紧在旁帮我解释说。

　　“我知道。所以我要说他是活跃分子。现在这样，正是他活跃的结果。活而则跃嘛！”我因为很久没有看到钱先生，今日看他样子显得苍老了，瘦了；睿智的眼神中带着一种严厉的意味。

　　“是的。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听你的话。但是没有办法，我还得听别的人的话。”二十多年前，钱先生就曾多次谆谆嘱咐我埋头学术，不要旁骛。他自己甘于淡泊，置身名利场外，对政治纷争从来反感。但他同时却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和进步。过去，我每次到他那里，他总是很有兴趣听我讲些社会生活和文艺生活中的见闻。他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中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热情洋溢、爱憎鲜明，对于生活怀着强烈的激情。犹如他自己在《围城》序中所说的“忧世伤生”。我一直认为他在冷漠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也许，他不想介入世事。他劝导我的话恰恰正是他自己因《宋诗选注》等著作受批判后不久，仍然这样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告诉晚辈，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事情。但是，许多年来，我在报刊编辑工作岗位上，身不由己地在文海浮沉，虽然也多有挣扎，力求清白做人，但于学术研究方面成效甚微。这就是钱先生每次见到我时常要加以教诲的原因。

　　三

　　时光荏苒，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他们相濡以沫，在这间幽静的书斋里各自研究学问、写作。钱先生的书桌左侧靠窗，杨先生的书桌在他前方面向南窗，相距半步，成犄角之势。这样，钱先生时时可以看见杨先生；杨先生须顾盼之间见到钱先生。自他们迁入此屋近二十年，這样的“布阵”从未变动过。钱先生在此继续写作《管锥编》，杨先生在此译完《堂·吉诃德》，又写作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洗澡》等。《堂·吉诃德》出版后，曾被誉为文学翻译的典范和精品。即使这样，杨先生这次却对我说：

　　“现在有些情况还是很好的。翻译界敢对一些权威碰碰。傅雷的翻译是很受推崇的，过去没有人怀疑有什么不妥当。最近有人对傅雷译著中对原著的词语理解、译文的表达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对闻家驷新译的《红与黑》也有批评，认为只能算是对罗玉君旧译本的校改，有的地方还不如旧译本。以后，也许会对我的译文也提出批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术空气。我们翻译文学作品，语文知识再高，也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所以需要大家互相匡正。过去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文学作品翻译之后有一道校核的关口。我和校核的人总是合作得很好的。我很欢迎别人提出的质疑和建议，可以引起我进一步的研讨思考，用更确切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

　　至于《管锥编》，出版以来饮誉海内外。我每次阅读，都会为钱先生超凡神奇的记忆和感悟所折服。我又想起去年（1990年）在北大附近畅春园的一次聚会，席间听吴组缃先生讲的两则有关钱先生的轶事。吴先生与钱先生、曹禺都是1930年代初清华大学同学。有一次，吴先生和曹禺想看英文的“淫书”（吴先生的原话，我理解是指平时人们所说的“黄色”或“情色”的书），知道钱先生博览群书，就商量着请他介绍推荐三种。哪晓得钱先生随手拈来一张纸片，竟一口气开列了四十多种书名，使吴、曹两位为之咋舌。另一次是听著名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讲课，原拟讲三题，但讲完一题后，钱先生在台下就提出其中若干不同意见，使赵先生大为欣赏，下次就请钱先生上台去讲，赵先生坐在台下听。

　　吴先生是我的老师，讲课为人都是非常严谨的，当时他说得有板有眼，讲得那么生动，举座叹服。

　　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专门研究钱先生的学者，人数也许不算太多，但却日渐兴旺而扎实。日前看到有一本专著《钱锺书》，是美国胡志德（原名“西奥多尔·赫特斯”）所著。这是中西文字中专门系统研究钱先生学术与创作的第一部专著。看来钱学之博大深奥虽为人称道已久，但得到阐释和认识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我想起钱先生在一篇讲述诗画关系的论文中曾经引述“说得出，画不就”，或“画也画得就，只不像诗”的话。那么，许多研究钱学的文章其实往往也有这个特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他那种罕有的精灵般的艺术悟性、艺术感觉、艺术体验却是别人只能感受意会而难以言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