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

　　问:在目前真正的思想和创作不多见的情形下,先锋诗歌有无“沙化”的现象?

　　答:我恐怕无法在全称判断的意义上回答你的问题。所谓“先锋诗”不是某种孤立的现象,也不存在什么居恒不变的先锋诗。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我会首先说到先锋诗,而现在,我会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先锋”相对于主流和保守,往往和某种激进的社会和艺术思潮相关联,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形式实验,但这一意义上的先锋诗在1990年代以后已转变为更为成熟,也更为复杂的“个人写作”,我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说到“沙化”,大概是指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急剧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思想、文化,包括创作界普遍存在的精神品质变化吧?“沙化”意味着松软、离散、中空、坍陷、无差异,意味着失去生机、活力和蓬勃生长的势头,在这方面,先锋诗当然不会是一块飞地或净土,但谈论起来似乎应该更谨慎一点。你知道1980年代有好几次反这反那的小运动,诗歌一再被宣称是“重灾区”,这“重灾区”主要就是指先锋诗这一块。后来的局面变化真可谓不幸而言中。事实上,先锋诗人较之其他同行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受到了更多的打压以致摧残。当然,苦难的多少不足以成为辩护的理由,同时还应该考虑更复杂的情况,但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正义和良知且不论,历史就成了一锅粥,所谓“沙化”就成了某种孤立的道德缺陷,甚至成了某种“原罪”。我对谈论这种意义上的“沙化”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理解你所谓的“沙化”不仅指思想、语言的沙化,也包括人格和行为的沙化。我还可以就这个比喻再打一个比喻:脑瘫加骨质疏松。假如是这样,我倒想提一个对举的概念,那就是“肉化”。我说“肉化”,是受我素所尊敬的一位老诗人的启发,他在反省当年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后果时曾使用过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成语:骨软可卷——骨头软到了可以卷起来的程度,和肉就没什么差别了是不是?所以是“肉化”。我们都知道“肉化”是“刀俎”所要求;为“刀俎”所准备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嘛。那么,“沙化”又是适应了谁的要求,为谁所准备的呢?还有,以“肉化”的历史记忆为背景,“沙化”究竟算是一种新病还是一种宿疾呢?虽说二者源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文化内涵,但既然都指的是某种风骨魂魄俱丧的状况,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吧。

　　问:在写作层面上先锋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消费主义心态的影响呢?

　　答:先锋诗的灵魂是开放的自主性和批判的实验精神,因此可以说,凡是有悖于这一灵魂的写作都是“沙化”或倾向于“沙化”的写作。但这样说恐怕太笼统、太简单化了,我可不想让“沙化”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扔的新“粪坑”——“沙化”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先锋诗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问题。说得理论化一点,就是它在自我建构的同时也一直存在自我解构的倾向,二者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比如,“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曾经是先锋诗“回到诗自身”、“回到语言自身”的“节点”或自我确立的依据,然而,片面追求语言的“纯净”,患上审美乃至素材的洁癖,就会导致诗歌指涉现实,尤其是内心现实功能的严重弱化。再比如,借鉴西方现代诗曾经是先锋诗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之一,但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消化不良,或买椟还珠的流弊。此外还包括对进化论的迷信,反道德和超道德、反文化和超文化的界限,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上下文,不能统统纳入“沙化”与否的名下。当然,如果形成风气,以至严重影响先锋诗对当下的境遇做出足够有力的应对,也不妨视为“沙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失去了语言内外双重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必要载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空转”,自主成了自娱或自慰,而“先锋”也成了招徕的招牌、“做秀”的口实。

　　问:在你看来,大众文化挤压了先锋诗歌?

　　答: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二者压根儿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明显的标识是:大众文化可以被轻易地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今天事实上已经成了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而诗歌在任何情况下恐怕和市场经济都没有什么兼容性,和产业就更不沾边了。在这方面,诗歌较之其他文学和艺术门类,包括小说、音乐和美术,显然更缺少弹性,更格格不入。这不是因为诗人们更清高,而是诗的天性使然。我们无法想像诗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生产,就像无法要求大众文化摆脱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市场法则的支配一样。对诗,尤其是先锋诗来说,只存在一个法则,那就是自由的创造;只存在一种交流方式,那就是心灵一对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不好说,但恐怕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