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

　　?

　　刀锋上的冷暖青春
——郭力家早期诗歌美学漫谈

　　◎石华

　　也是一季水凉碧透的秋天，偶然读到郭力家的诗《秋天了东北》，想象力倏然坠入相机取景器中的一枚黄叶，脉络清晰得天真，意境深远得心疼。冷风掠过头顶，卷起那片叶子，一步一回头地留恋……可是，这么老辣的讽世怎么解读出了唯美主义的路数？莫非我的感受力遭遇障碍，抑或我过于精细，以致无中生有？要么，就是标题这五个字排列得异乎寻常，它向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传递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信息，激发了一种土生土长的联想，轻车熟路地摸到这样一种意境。

　　其实，这种情绪状态更适合用来解读他的早期诗歌，那些青春的熊熊烈火中淬炼出来的寒气逼人的宝剑，冷暖两极碰撞出的文字怪物，纵横任性而又不失板眼。仔细端详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语言面孔，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儿，文字有表情，表情会泄露年龄。从文字排列里辨出年轮，没有放大镜，全凭眼力和直觉。青年郭力家怀揣什么样的诗意行走天下？与他的后期诗歌相比，他的早期文字，仿佛一个嬉皮士，面孔灿烂而纯粹，皮肤饱满，热血充盈，略带叛逆和玩世不恭。青年郭力家自然而然地承袭了朦胧派的遗风，表达中规中矩，不存褶皱，词语排列各司其职，不含跳槽之心，毫无错位之举。

　　他的诗《远东男子》，在形式上通过对“远东男子”的呼告式描绘，达成激情的抑扬浮动，如音乐的轻重音相交替，情绪在时间的间隔过后得到回归。呼告又仿佛是音乐的副歌部分，循环往复，不绝于耳。这种情绪的收放轮回自然带动了母题的循环隐现，以此保持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连贯。音乐性在郭力家早期诗歌中也有明显的呈现，如《再度孤独》即有音响上的魅力，容易起兴，是适合诵读的诗篇。中国古诗词以韵律和对仗等手段表音乐，朦胧派也偏爱以排比和重复等表音乐，但是郭力家的音乐性不同以往，他实质上是真正把诗与歌结合起来，使诗带上了歌的节奏。不得不看到，在当时第三代诗歌勃兴中，这个做法还是颇为创新前卫的。它恰好迎合和反照了一种青春的热烈，远东男子，胸怀苦难和使命感，如激流汹涌冲撞河床，水花飞溅。青春的诗是离不开直觉和感性的，青春的思路是直线，躁动容易外化，词语热烈而深情。“又见秋叶寒枝树/又是孤舟启征程/青青子衿谁在唱/谁在唱/悠悠我心/再度孤独……”

　　这种书写偏好，即“歌”与“诗”相结合也有其历史原由。倘若追溯出身，“诗”“乐”“舞”乃同根而生，同源而长，郭力家的手法不过是对源头的回忆与缅怀，是寻根，也是一种情感互文。

　　但是，如果仅仅把他的诗歌理解为语言形式的操作，难免流于肤浅，偏离重点。看青年郭力家的重头戏，应该看他是如何披挂着西方嬉皮士一般的盔甲作乱，意气风发地向国家主义美学宣战的，看这个反英雄，这个特种兵一样的知识分子战士，虽忤逆正常思维，却不堕入流氓主义，是如何在文本里流淌他的“第一滴血”的。

　　回顾建国后的新诗历程，大致可以看出四个阶段的“人”：政治人、社会人、生物人和琐碎人。当然也有四种诗学状态与此相应：政治化、社会化、立体化和平面化。政治化的人言说意识形态弥漫的国家话语，与具体的“人”无涉。社会化的人摒弃了国家话语的群体表达模式，但承接了其理想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生物人企图以立体的人物形象，叛逆地翘首复杂而多样的“人性”状态。琐碎人则远离政治、使命等概念，也不以挖掘人性为己任，只倾心白描事物使其停留在表面状态。当然，这四种人可能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段占据主流，也可能交错存在于同一个时段。

　　现代诗歌肇始，朦胧派具有的思维和话语方式，落于要端重过落于细节，落于普遍重过落于特殊。朦胧的河床里流动的仍然是一种普遍性诉求，虽然它始终致力于与整齐划一的政治审美做出切割。它的普遍性诉求不过是本质主义的情感呼唤和仰望，这种呼唤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整体色彩，也有某种“政治无意识”在缓缓流淌。因此有人说，对集体美学的反抗，很容易导致另一种集体美学的树立，任何群体式仰望都容易演变成崭新的国家主义形态，虽然以貌似个体化的“我”的身份登场。朦胧诗是在对“无我”政治诗的反拨中亮出自我之剑，但是这种批判性抒情的主体也只是模式化、概念化的我，并非活生生有血肉的个体人格。那个做为现象、真正具有体验性质的“我”，那个拥有凡俗化意识的“我”，始终不能伸展四肢，纵情驰骋。

　　同样来自于普遍性土壤，性情风格上也承袭了朦胧派英雄主义的气质，但是郭力家素来对任何来自集体主义的思路都保持高度警觉：

　　他的骨头

　　向来只是一种年龄

　　坟茔黑色土呻吟

　　荒野林又一次张开

　　外婆久已去的眼睛

　　一幅目光里我永远长不大

　　为了什么

　　所有书和烈酒都没说清楚

　　就

　　用不着为点什么

　　我也准备出去

　　风衣弄丢了所有纽扣

　　路上我的胸口就是方向

　　像长大了的陨石睡去

　　我的梦想

　　谁也别指望

　　能把它弄醒

　　——《上路》

　　“上路”时，青年郭力家就拥抱两种诗情：一种深情，一种悲情。不论哪种，都能隐约瞥见一个桀骜不驯的“坏小子”晃来晃去，“就/用不着为点什么/我也准备出去”，带一脸痞气倔强地抗议。在一些诗篇里，如《情书摘要》《A色情绪》《遗嘱》《末日荒原》，总有一种不迎合、不服从、不气馁的情绪弥漫其间，郭力家的诗学独特性就在于，他刻画了一个外表冷漠、内心孤独、却悲悯满怀的讽世青年，其行为绝不能推广成集体化影像，而且也绝对忌讳模仿。

　　把现实变成预言

　　把锋刃当成道路

　　而且我保证对正当事儿

　　总是失望我总是

　　把女孩儿撇在候车室电话亭路阶码头

　　然后一个人像卢梭临死前那样

　　用散文去写散步

　　……

　　羡慕人伤疤的眼神已经够多了

　　顺便说一句

　　收起你从我外祖母身上抄来的

　　爱情

　　知道我知道你是善于绝望的人

　　而我难以忠贞绝望

　　……

　　你懂吗我这块古苍苍的陈迹

　　一直被人当作生命什么的

　　我脸上的生命里私人警察比

　　国家警察还多几倍

　　——《A色情绪》

　　他冷讽，因为愤世嫉俗，充满怀疑；他也理智明达，淡定警醒，“脸上生命里私人警察比国家警察还多几倍”。每个个体与雕塑他的历史现实永远脱不了干系，政治语境决定国家美学的走向，顺带着又决定要不要给个人美学以容身之地。

　　其实整个第三代都是杏黄旗的信徒，都对体制外的文学体验激动不已。第三代的雄心壮志就是要把个人从集体语言模型中救解出来，走向凡俗，拒绝单向度优雅高贵，释放生物人的情感、经验和意识，从而解放想象力和创造力，使诗歌一步一步回归生活本身，人也达到本真状态。个人话语表现的是心灵，国家话语表现的是历史使命。诗歌能否以及如何承担国家话语沉甸甸的使命，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言人人殊。郭力家的叛逆是双重的：对国家话语的规避和对诗歌技艺本身的挑战。这二者多具重合性，即国家主义偏爱以整齐单一的表达模式塑造集体人格，这里的“国家主义”包括代表意识形态的正统美学和以反抗姿态归属意识形态的朦胧美学。当然，他在诗艺上的对抗，与其说表现在语言，不如说表现在意象。

　　他塑造了一个嬉皮士一般的反英雄形象。他以游侠的孤单身形登场，大声宣告自己天赋异禀——“第一滴血母亲就让我发觉/自己的哭声也是一个英雄/以后/以后总有人想偷走/我身上的骨头”。这吿白其实是自我激励，这里的“英雄”并非传统意义的英雄，他不过想以夸张的豪迈让自己凸显出来，让现实尊重自己的情感。这告白来自外柔内刚的骨头和胸襟，并不伟大但面目清晰，它是小人物被逼迫发出的“绝地呼声”，并预言它“迟早会传到千年以后”。这个人物有现实悲愁，甚至在勇武下深藏柔情——“我一生下来/妈妈就老了/妈妈你白发飞扬如骤/是不是说上路的时候/男孩子无论怎样也/不许哭”。跟“我”一样，这里的“妈妈”也是个体化称谓，没有任何象征色彩，不似集体主义道德寓言常常把主流寄寓其中。他的多面性夹杂着现实诉求，即对“本真”的渴望，时而坚硬时而柔软，总是处于情感色谱的多重状态，表征主体生存景象复杂，要么坚定，要么迷惘甚或虚无，不容驾驭。所以，这是一些具体的、不可复制的生命实体，拒绝拔高、道德化，甚至拒绝赞语。诗以情感为准，情感以生存体验为准，仅此而已。

　　郭力家的诗义既不呼唤也不仰望，不逢迎国家主义美学语汇，对拉帮结伙的代言人身份唯恐避之不及。如果说他在替谁说话，那就是一个独行侠，如果说他要表现什么主题，那就是表现个体“人”的差异。他总想创造一个殊相的我，鼓起“向天逆生的精神旗帜”，随时准备挣脱羁绊，透彻敞亮个体“我”的真实存在。

　　他的美学面孔与嬉皮士有几分相似，他们都以另人惊讶的笔法为个人理想主义绘制插图，后者在西方语境里更为离经叛道，前者在东方语境里比较内敛含蓄（嬉皮士是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抗习俗与社会政治的年轻人群，他们用公社和流浪的方式安身立命，反战争，反主流文化）。可二者却因抵制各自的时代趣味而分享了同一片诗意天空，为宣喻个体价值与美学自由倾尽全力。歌与诗就是郭力家的摇滚乐和花冠。他的特种兵们没有宏大的参照，诗人自己也俨如流浪者，当他放逐了一系列形象时，也使自己的形象驰骋并鲜明。这就是我，我就是诗，仅此而已。

　　他演练了一种另类写实主义，以笔为刀雕刻了一个生活形象，因迫于无奈而特立独行，或因特立独行而被逼无奈。他传递了特定历史时期蒙冤的人悲鸣无助，表达诗人对具体人性的怜悯尊重。这个形象说起话来似乎蛮横，喜欢刀光剑影：

　　谁也别怪我为什么

　　偏要在祖国本土

　　重建前沿阵地

　　……

　　而我是人心的特种部队

　　我是士兵里的特种兵

　　肌肉隆起的每一块化石里

　　都有我童年的梦大大方方

　　……

　　特种兵只有一个念头

　　到对手的身后去用

　　匕首捅响生命的最后一道门铃

　　——《特种兵》

　　这个形象也间接表达诗人的心声：

　　我使劲也高尚不起来

　　本来我就不是个操来复枪说话的好男孩我浑身上下嗓音模糊

　　谁也挡不住我

　　活得充分辞不达意

　　在路上在路上

　　终生受审

　　——《A色情绪》

　　一个身影忙乱地寻找出口，涂画标签，渴望在五花八门的差异里卓然独立，制造更大的差异。叛逆者戴上面具，这个嬉皮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奋不顾身地“介入”，从身体到文本，不期然抖出一个惊雷，搅扰国家美学的大梦。反英雄不是要改变世界，只是要获得言说的权力和生存缝隙。作者也非意欲探索冲破集体人格桎梏的道路，只想释放个体的悲欣与褒贬。

　　喜欢说不的郭力家，总是处处提防集体主义的言说方式。第三代面对的可怕敌人不仅仅来自正统美学，有时也是不具任何官方色彩的、发自集体无意识的一傅众咻和规劝界定，有时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多半以道德教化的名义，因为具体的人性展示必然书写七情六欲的众生相，时而会触及伦理道德的底线，而这种道德观念也具有时段性，也拐弯抹角透着国家话语的痕迹。

　　任何美学变革都离不开历史政治的默许和支持，培育先锋意识，首要前提是国家意识的松动。面对生物的人，叛逆者们的脚步杂乱而刺激，诗歌大厦各种声音相互撞击，回荡不已——超现实的、非非的、撒娇的、莽汉的——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以个体情绪冲破集体的收拢，以诗歌本身肌理和肌质的五颜六色破解意识形态红袖标的单一审美。

　　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井喷，使个体情感体验和智性活动充溢泛漾，欲把国家主义地理图淹没。国家美学周身湿透，悄悄上岸，一路蹲坐体制内娱乐出版媒介，继续执勤，但势头有所减弱。其实减弱的不是国家话语的监督热情，而是叛逆的诗兴大部分涌向了市场这个出口。经济对人性的引领作用大于任何板着脸的打压和训诫。它也促使人们从社会的人转为生物的人，个体面目纷纷涌现，一拥而上。个人面孔被经济快感涨得通红，情感安装了市场调节阀，语言乖巧规矩走向平面化，在过于清晰的面孔下反而找不到“我”，无论从美学意义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人呈现平面化，诗歌变成个体把玩的工具，与社会性原本还藕断丝连的情谊越来越淡薄，当然其中暗泛着种种难以言说的矛盾或苦味。平面人形成或许是出于无意识，或许是经济引擎推动，或许是无奈。总之，把真实表情藏匿于形色面具之下，要么根本目光放空，毫无表情。随着叛逆人格一并瓦解的，就是历史意识和价值关怀，这一点所引发的争议和悲叹（如围绕“民间性”掀动的波澜），迄今为止从未停歇过。

　　人是阶段性动物，无论从理性方面还是从感性方面观察。上文提到的四种“人”的变化，实质也隐含了主体的创作状态不同，即介入程度深浅各异。主体性求索是与国家主义的变迁相辅相伴的一条隐线，它不断重启这样一个经典的美学问题：诗人以及诗歌的社会功用几何？

　　这个问题又是扯不清的线团团儿，古典主义者多半会抛出柏拉图，并操着理性的腔调说，“嗯——诗人，肯定是没用的人，是一群纨绔子弟，提笼架鸟，花前月下，把酒听歌，不醉不还……”就连诗人自己恐怕都会随声附和呢！实际上，柏拉图并不是那么坚决彻底的啊，他在理想王国给诗人留了一道门，即便跟真理隔了三层，也要看诗人自己表现！

　　（责任编辑徐文）

　　作者简介：（石华，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师，业余诗意耕耘者，长期不懈地游走于英语语言学、翻译学、美学和文学批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