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义林

　　休谟是西方启蒙时代一位极为重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西方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越来越受到现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而他的宗教思想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休谟关于宗教最重要的著作是《自然宗教对话录》，在这本著作里，休谟的宗教立场相当难辨，研究者对此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本文试图立足此问题，进行简要梳理。

　　一、《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斐罗是休谟的代言人吗

　　《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斐罗能完全代表休谟吗？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在学界也基本取得一致的看法，即斐罗并不是休谟的代言人。之所以重提这个旧问题，还是在于这个问题太容易引起误解。

　　《自然宗教对话录》最后一句由潘斐留斯总结的话是这样的：“斐罗的原则比第美亚的原则更有可能性；而克里安提斯的原则还要更为接近于真理。”[1]如果没有仔细阅读原文，也不了解当时时代背景，就会误认为这是休谟的真实想法。纵观全书，在斐罗与克里安提斯辩论过程中，斐罗明显处于上风：斐罗发言所占比重远高于克里安提斯；他的论证也比克里安提斯更为有力，而克里安提斯很少能提出同样有力的反驳，所以本书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个虚假总结。当时英国宗教政策并不宽容，休谟在1745年争取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席失败，主要就归因于他被人攻击的无神论倾向；而且对于其最主要的宗教著作《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也不敢发表，死后才得以出版。于是就能理解这句总结是障眼法，是为了逃避宗教界的追责。通过以上这种分析，再加上斐罗的怀疑主义论调，就很自然地把斐罗当成休谟的代言人，然而这也是不对的。

　　如周晓亮先生认为的，斐罗和克里安提斯都不能单独代表休谟，他们观点的混合才是休谟的意思。他说：“虽然克里安提斯在设计论问题上是斐罗的对立面，但休谟并没有把他处理成始终站在错误一边的反面人物。比如，在反对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上，他实际上代表了休谟的观点。当谈话进入尾声，斐罗与克里安提斯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一致。”[2]

　　之所以不能把斐罗当成是休谟代言人，是因为这样做是对《自然宗教对话录》一书粗暴的简化。我们都知道该书的一大主题是反对自然神论者对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论证，而这一反驳由斐罗主导，但这不意味着斐罗就是书中绝对的主角，反对上帝存在的先天论证与道德论证都是该书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关键也容易被忽视的是，斐罗并非站在设计论的坚决反对者立场，在与克里安提斯辩驳关于世间的恶和痛苦问题时，斐罗推翻了自己之前对设计论的批驳，把其仅仅归结于“强辩和诡辩”。斐罗此处的前后不一致是一个说明《自然宗教对话录》复杂性的典型事例，也告诉我们把斐罗等同于休谟是多么简单粗暴的做法。

　　以上内容简要地解决了标题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难题。既然要综合克里安提斯和斐罗的观点才能看出休谟的真正寓意，而克里安提斯是自然神论立场，斐罗带有无神论倾向，那么休谟的立场是什么，他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抑或其他？

　　二、宗教立场：休谟不是自然神论者

　　约翰？奥尔在其著作《英国自然神论：起源和结果》中把休谟处理成自然神论者，显然很不恰当。他大致有这样三个理由：休谟相信有一个智慧的造物者；休谟似乎暗示他相信有来世；他与自然神论者一样反对奇迹。不得不说约翰？奥尔的三个理由只有第三个完全站得住脚，休谟的确对神进行过大力抨击，但是另外两个理由都有问题，下面将依次说明。

　　休谟是否真正相信有一个上帝，这很难讲清楚，原因主要在于《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态度暧昧不清。休谟的确在多处都表示上帝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如约翰？奥尔所列举出来的原文，但他严重忽略了休谟著作的策略性，这点上一节已经有所提及。而且休谟反宗教倾向那样明显，以致更让人怀疑他声称上帝存在的真诚性。我们暂时只可以确定休谟没有宗教信仰，莫斯纳《大卫？休谟生平》记载得很清楚，“自从他开始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书之后，他再也没有沉浸于任何宗教信仰。”[3]这与自然神论者严重不一致，“大多数的主要自然神论领袖，都自诩为比较高等的基督徒”[4]。

　　至于约翰？奥尔的第二个理由，更容易批驳。在休谟临死前，他被苏格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追问来生问题，鲍斯威尔说：“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即便当他面临死亡时，他是否仍坚持不相信未来状态。我从他所说的话，从他说话的态度，断定他的确坚持不变。”[3]还有个显著证明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休谟于其书第十一章“关于特殊的天命和来世的状况”否定来世，“这些自负不凡的推理者不把事物的现实场景作为他们沉思的唯一对象，他们倒转整个自然过程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把今生仅仅当作某种来世的通道和导向更雄伟广阔、别有洞天的建筑物的门廊。”[3]休谟认为来世的存在违背人的现实经验，是属于想象的东西。

　　约翰？奥尔自己也看到休谟与自然神论者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他的错误在于夸大休谟与自然神论者一致的地方，而没有看到休谟对自然神论的大力批判。赵林先生在《休谟对自然神论和传统理性神学的批判》一文中指出，设计论是自然神论者说明上帝存在的经典证明，而休谟对其的批判是毁灭性的。我们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可以很清楚看到这点。

　　最能说明休谟不属于自然神论阵营的是其比较明显的反宗教立场。虽然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态度暧昧不清，但说这本书总体来看是反宗教的，大概不会错。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系统批驳了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论证及先天论证，说明了神正论的无效，攻击了宗教有益于社会道德的说法。可以说休谟对宗教的批判相当全面，他还在《人类理智研究》中否定了神迹和来世，在《人性论》中否定了灵魂的实体性，这些对宗教来说都很致命。休谟对宗教的敌意很大，他甚至说过，“当我听到一个人是信奉宗教的，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恶棍，尽管我也知道有一些善良的人信奉宗教。”[3]

　　休谟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一员主将，对正统基督教中的迷信、欺罔及危害世俗政权是深恶痛绝的，其反宗教立场尤为坚决和明确。

　　参考文献：

　　[1][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M].陈修斋，曹棉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10.

　　[2]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4.

　　[3][美]查尔斯·塔列弗罗.证据与信仰——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与宗教[M].傅永军，铁省林，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144.

　　[4][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62.

　　[5][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M].吕大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0.

　　（作者系云南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学术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及近代西方哲学）

　　（责任编辑 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