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杰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其辛辣幽默的笔法，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辛辣的嘲弄与讽刺。那么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够产生？并且还能够流传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雎景臣的代表作。雎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元后期散曲家。雎景臣《高祖还乡》的写作态度与我们所熟知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写到得高祖还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谈到高祖还乡，是写汉高祖刘邦在平息了黥布的叛乱后，班师回朝途中经过家乡沛县，在宴饮中作《大风歌》以鸣其志。他在《大风歌》中唱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充分表达出刘邦内心的雄心壮志，以及渴望战乱就此平息、国家安定的美好愿望。后人对《大风歌》推崇备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南宋大儒朱熹说《大风歌》是：“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所以与其说后人熟知高祖还乡这一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对汉高祖刘邦《大风歌》流露出的积极精神的高度赞扬与欣赏。

　　而到了雎景臣创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时，他将我们所熟知的“高祖还乡”彻底地颠覆，从而营造出另一种美学风格。雎景臣以其独特新奇的视角，欲抑先扬的写作手法，揭示出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运用口语化的语言来塑造人物，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并且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而雎景臣为什么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写作一部讽刺封建统治者的戏曲？而且为什么他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还能够广为传颂，流传至今？下面作简要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雎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的创作动机。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加剧，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相比于布衣百姓，元代文人面临着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因为自古以来的文人士大夫进身之路的毁灭——科举不兴，对于深受儒家功业文化影响，内心时刻想要建功立业的汉族文人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元一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3%；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岐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当然科举的不兴客观上也起到了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大量的文人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为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比如元代戏曲的繁荣、元代诗文的大量创作都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如果单就科举考试这一点，可以说在元代希冀通过科举实现经世致用的文人是悲剧的一代人。内心的迷茫与无处倾诉成了他们的真实写照，因此针砭时弊的文學作品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批文人抒写内心苦痛的窗口。

　　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都会对文化进行一定的专制，虽然元朝对文化上的专制可能不如明、清那样的严厉，比如大明律中就明确规定不许戏剧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而大加鼓励演员们去演孝子贤孙、义夫节妇等形象。但在元代亦有类似规定，《元史·刑法志》“有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的记载。可见在当时对类似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但是雎景臣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环境当中，功业理想的破灭对于他们这一类的文人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他们对当时统治阶层的不满也就成为了他们内心的最强烈的控诉。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具体反映到雎景臣的戏曲当中，就产生了[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一部著作。而在当时类似批判统治阶级的作品亦不在少数，比如说无名氏的《醉太平·堂堂大元》，就是揭露了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混乱情况，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就在他的《南村·辍耕录》中评价此作说：“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所以说类似[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的作品，在元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这样来看，雎景臣创作出[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一部讽刺统治者的戏剧也就可以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主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就是雎景臣创作时所运用的巧妙手法。虽然作者对元朝统治者内心充满愤恨之情，但显然作者还是深知对统治者不敬的言论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作者别具匠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来进行创作，那就是借古讽今。我们来看[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部作品，表面上是作者是借一位乡民来揭示汉高祖刘邦的丑史：“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但是通过这位村民的言语，我们看到了，原来高高在上的天子实际上竟然是一个骗子、无赖甚至是小偷。这就让我们广大读者在啼笑之中认识到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在戏曲中，作者直接使用“汉高祖”这样的称谓，其讽喻之意更为鲜明。因为“汉高祖”是刘邦的谥号，而刘邦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称谓的，作者显然不可能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而是通过讽刺“汉高祖”来达到他讽喻元代统治者甚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更加突出了作者借古讽今的写作目的，那就是在描写汉高祖车驾到来时的情景：“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在这一唱段的描写中作者提到汉高祖的车驾，但却用的是元代统治者出行时所用的仪仗顺序。借元代礼仪来讽汉代皇帝，这就更加地突出了作者创作的巧妙，将虚与实巧妙地结合不仅达到了讽刺的目的，而且大大增强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可谓一举两得，令人赞叹。无怪乎钟嗣成《录鬼薄》中有这样的记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唯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原因，[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广为传颂，固然有其本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有两个客观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注意，首先是前文我们提到的，元代虽有“有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这样的禁令，但毕竟不像明清时期那样的严酷，也就是说元代时期的文化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本身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身的情况有关。少数民族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地域文化等原因，使得他们的民族性格更加地开放与包容、乐观与豁达，所以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也是雎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存在并流传的原因。

　　第二点原因，元代杂剧、南戏的兴盛，固然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但元代雅文学的发展相对历代来说比较滞涩，而雅俗共赏的戏剧、散曲等文学样式却能蓬勃发展，不得不说是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审美倾向有关。而元杂剧因其具有的表演性质与舞台上的富有表现力的科范等特色，鲜明地使其区别于其他案头文学，因而也比其他文学样式拥有更为宽泛的发展空间与繁荣的土壤，所以类似雎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富有内涵而又充满喜剧感的文学创作，被搬上舞台之后，自然能广泛传播。

　　所以说，雎景臣创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产生及流传，一方面是因其借古讽今、虚实相生艺术手法，另一方面则与特定的时代风貌密不可分。基于以上这两点原因分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在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当中，依然能够广泛传播并流传至今的原因了。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辽金元方向）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