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兴伟

　　美国汉学的开端始于卫三畏的《中国总论》。这部对中国之历史、地理、人民、政治、文学、社会、艺术进行了概述， 共计两册26章的巨著与裨治文、伯驾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的作品一起，成为了19世纪美国人了解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汉学都停留在业余汉学的水平，即依赖长时间呆在中国并最终“无师自通”地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进行零散分析。而尽管耶鲁大学于1877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但作为专业汉学建设必须仰仗的力量——美国各大高校，却依然较少关注中国研究，这就使得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在同时期里远远落后于其西欧同行。

　　战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摆脱之前在汉学上一直落后于欧洲的窘境而逐渐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是与美国国力的发展、政府的重视以及财团的支持分不开的。随着“国防教育法案”在1958年的通过，美国汉学研究得以获得美国政府和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而极大地加快了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建设的进程：为配合相关中国学课程的开设， 美国23所大学（至1969年）设立了中国学博士点，而最关键的是由这些高等学府和各类研究机构培养出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开始将美国的汉學研究方向朝“地区研究”转变为无论是强调对近现代中国进行关注，以求服务于美国政府及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在确保美国汉学家语言技能的前提下强化其包含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在内的学术训练，或是在维持学科分工的基础上提倡跨学科研究，都表明这一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已极大地迥异于西欧传统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的做法。而为了与传统汉学相区别，这种将社会科学引入研究过程中的模式也有了“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称谓。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战后的中国开始成为现代美国汉学学者的研究重点，而 “冲击—回应”（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且内部缺乏动力的中国传统社会只有通过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西方社会的冲击才会有所反应进而摆脱困境）、“传统—现代”（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变迁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西方是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的决定力量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三种研究方法则长期被美国汉学界奉为圭臬。需要指出的是，此三者虽然在课题设定、材料选择以及问题意识等方面有所差异，但“以西方为中心”却是其共同的出发点，这就导致了一种美国汉学界内部人士自己都不愿接受的结果，评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民族是否进步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与西方社会靠拢，一如19世纪的西方学者在关注其他各民族时主要是看他们靠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程度。而西方文化既然是作用于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种溶剂或楷模，那么中国必然自始自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利于美国之汉学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弊端，而柯文转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呼吁本国同行朝“以中国为中心”转向，借助将中国问题放在中国语境中来看待的方式重建中国人所实际感受的历史，通过“设身处地为中国人着想”，让中国人接受美国人对他们的研究。另外，也是在柯文的倡议下，运用不局限于历史学方法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将内容庞杂的中国研究进行细化分解也成为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近30年来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的一种新变化。

　　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发展期出现在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美国加快了对中美交往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频率，而这就直接促成了不同视角和不同内容的研究成果的涌现：通过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方法对妇女、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以及计划生育、老龄化、青年人口、农民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主题得以细化，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而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中国地方史料的搜集并日益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 这一切都使得经由微观考察来体现宏观思考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努力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转而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其历史进程；既看到传统与现代间的连续，也力争超越 “传统”与“现代”这对概念对人们固有观点的束缚逐渐变为美国中国学学者为之奋斗的方向。 就研究内容而言，美国中国学学者一改早年将精力几乎完全集中于政治领域的做法，开始空前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还是中国的农业、外国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点。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外国语系）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