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一

　　十年前有一天，刚走出单位大门，我猛看见马路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花坛里，隐约走过来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定睛一看，果然是他。

　　一瞬间，我料到了彼此碰面的尴尬，赶紧侧身回到人行道里侧，趁他不注意，低头走过去了。

　　多年以来，我和他零零碎碎有过的联络有限，一年总不会超过两次。我离开工厂后，陆续又换了两个单位，他似乎换得更多。从他模糊的消息里，我知道他大多时候过得不太理想。

　　认识他还在1990年夏季。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区一家精密量仪厂工作。和历届分来的大学生一样，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年是到厂子里的各个车间轮流实习，以熟悉产品的制造流程。

　　我最先实习的，是第一车间。第一车间紧邻厂子大门西侧，占据了那座厂房的整个一楼，顾名思义，在厂里的地位也举足轻重。盛伟就是我在第一车间遇到的车工师傅。

　　工厂不大，却全国闻名，以生产在线气电转自动量仪、光面环规、电感传感器闻名。我分来的时候，遇到熟人一问单位，都会说：“好单位！”当时能在全国专业领先的厂子工作，效益好、薪水超过一般机关事业单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工作环境好，装配、检测以及一些精密加工等大多数车间，都需要密封恒温的环境，装有中央空调。除了我后来工作的研究所，大多数车间工人也都穿着科研人员才穿的白大褂。

　　盛伟并不是我师傅，我分到的师傅叫李小青。李小青是个骨感美人，是我的老乡，也是盛伟的技校同学，是大车床这边唯一的女工。她的车床紧后面，就是盛伟的车床。

　　车工不穿白大褂，穿厂里发的工作服，这是安全生产要求的。除此之外，即便是操作小车床的女车工，还有盘起头发、戴好帽子、不能穿裙子等安全规定。盛伟李小青们属于厂子的重型机械师傅，即便在以精密仪器为产品的厂，他们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车工主要是初加工大厚圆饼状的环规。师傅们领来一摞摞从大钢柱上切割成厚薄不一圆饼的件，再把它夹在车床上，定好转速，选好刀具，先粗车，后精车，直到它完全符合图纸标注的车工工序的尺寸，再经过一系列的镗铣刨磨，才能成为成品，也就是厂子的主要产品——光面环规。

　　我刚来不到一周，盛伟就成功引起我的注意。那天，车间和往常一样，机声轰鸣，火花四溅，油味、冷却液味弥漫四周。我坐在车床边的长椅上和另一个新大学生刘飞燕聊天。“咚”的一声，从盛伟的车床上飞出来一块铁饼，砸在了李小青车床头部的地上，咕噜噜翻了几个个，躺倒了。

　　这时候我俩瞬间明白了，为什么车床要像汉语拼音的二声声调那样斜着摆放，就是为了铁饼没夹紧飞出去的时候，不至于砸到人。

　　噪音太大，这动静除了盛伟、我和刘飞燕，竟然没有几个人发现。李小青生病请假了，说是肾炎，她的车床排在第一个，再前面是隔了宽宽的门道的车间另半边，是镗床班的地盘。

　　盛伟鬼鬼祟祟地偷看了我和刘飞燕两眼，走过去捡起圆饼，佯装镇定地拿回来重新在车床上夹好，仿佛他刚从旁边地上放的推轮车上拿起它一样。

　　我和刘飞燕面面相觑。我们这一届一共分来四个本科生，那俩男的分到了镗床磨床那边，刘飞燕是总工的女儿，大家眼睛都盯着，也和我一样分在车工车间实习，但是分在小车床那边。那边的车床小，女师傅多，都是坐着工作，不像我们这边，干活必须站着，累些。

　　她是来这边找我聊天的，虽是大学生，她并不傲气，更不牙尖嘴利的，和盛伟又不熟，她只和我互看了几眼，吐了吐舌头。

　　我刚进厂踏入社会，那阶段很老实自卑，我后来被盛伟说是“打小吃刀子长大的”嘴，也没说出什么难听的来。

　　那天后，盛伟倒因为我们同是厂里的年轻新人，我们又没有告他状，在我有一次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时候，主动和我搭上了话。

　　这就算认识了。以后的日子，师傅不在，我也没有那么无聊了。我们年轻，生物钟还延续着大学期间的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里的工厂早上七点半以后，大门按时紧锁，出入要车间主任级别的批出入证才行，直到十一点半下班。跟着盛伟，我学会了到工厂后门，隔着栏杆买早餐。我实习工资一个月97块，他算上计件奖金，大概比我还少不少，不过，这个腰比大多数女人还细些的男人，却出手大方，或是给我捎了菜盒煎包，或是要去给我捎凉皮儿麻辣面，每次他總是摇头摆手，从不要我的钱，更别提他有时会从家特意多带的他妈妈烙的饼、蒸的包子了。

　　到底是年轻，哪管挥霍青春。猛有一天，耳边的轰鸣像磁带卡带一样，拖着慢声刹那休止了。停电了！几个上点岁数的女师傅脱了工作服，洗了手，从柜子里拿出毛衣、钩针、毛线，三五成群，嘴上嘻哈，手下翻飞。她们用的钩针都是厂里的钳工师傅自制的，好用得很。不久，盛伟也让他的钳工师傅给我做了三根不同规格的钩针，至今我还留着，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用一下。盛伟这些男师傅们，停电的欢呼声过后，几十秒之内就洗了手，收拾起一张张工具桌的桌面，铺上报纸，开始打牌。腿脚慢的只能当看客。

　　我从小并不擅长这些需要“算计”的脑力活动。头一次停电，盛伟这桌儿恰好三缺一，盛伟高声招呼我，说教我，后来我上了瘾，跟着他学会花式洗牌技。我是新手，别人不愿意和我搭班，盛伟就成了我的固定搭档。三来两去，盛伟在对面鼓着眼珠子声嘶力竭地骂我“不算牌”“弱智”时，我也不脸红了，还毫不客气地骂他“斗鸡”“梗着脖子等着宰呢”。也就是那时候，他开始说我“从小是吃刀子长大的”。

　　我们的厂生产的东西精密，厂子也很袖珍，在市里的企业里不算大，但也有千把号人，大学生多，爱玩的工人也多，有爱唱歌的、爱跳舞的、爱玩乐器的、爱打拳的，真是人才济济如过江之鲫。

　　除了牌桌上的固定搭子以外，他和我还成了舞搭子。那年代流行跳舞，不只我刚刚毕业的大学每周末办有舞会，厂子里也常办舞会，街上也有好多收费的舞场舞厅。一度，我们厂还在上午十点专辟出工间操时间，在各自的会议室或走廊里开小舞会。不过，那是我和刘飞燕都到了研究所当助工后的事了。交谊舞这东西很邪性，舞伴往往相对固定，因交谊舞闹出绯闻的就时不时会冒出来。

　　也不记得是我和刘飞燕聊起周末单身楼下面的厂舞会，盛伟听到了，还是他去舞场看见我们了。反正每周六下班，我们大家就互相约一下说晚上一起去跳舞。舞场上一般男多女少，企业的舞会更是这样，本来工厂女的就比男的少，成年女的拖家带口更是对跳舞没甚兴趣，盛伟就落了单。

　　他能约出我和刘飞燕，是因为我们俩都已有男朋友，但男友都不在本地的缘故。刘飞燕的男朋友远在二百多公里以外，一年也就能见几次。我男朋友，是我大学里不同专业的同学张雪久。说来奇怪，我和他是在大学的哲学社团认识的。他是社团主席，我是去听热闹的。恋爱后，我和他相约同时回家乡所在的这个市里工作，他却被分到了郊区的市教师进修学校当政治老师，距离市区20公里，一周才能在周六晚上回来休一天。那年头并没有双休日，每周休息一天，再后来演变为休一天半，我孩子长到几岁以后，全国才实行了双休日。他回来就在他叔叔家住一天，他叔叔在市里另一家大厂当工人。

　　二

　　刘飞燕个儿高，丰美，对跳舞的兴趣也不大，只由我约着去了两次，之后就轻易约不出来了。盛伟不敢单独约我，他猜准了他单独约我我不会跟他去，对跳舞兴趣也不大的小金师傅就成了友情陪他的幌子。

　　现在我回忆起来，其实盛伟自己对跳舞的兴趣也不大，能以教他跳舞为由时不时地约我，大概一是年龄小，他哥都还没谈对象，家里一时半会也顾不着他；二是正值青春年少，下班后厂里也不是天天放电影，除了《渴望》也没别的好看的电视剧，实在不好打发时间；三是什么原因，我猜过他可能只是为了让我心情好点，因为那会儿我开始和赵飞燕吐槽张雪久和他的奇葩亲戚，有时说着说着就气哭起来，他大概偷听到了。不过我没问过他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我对他的动机就说不明道不白了。

　　说起张雪久和他的奇葩亲戚，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张雪久的弟弟谈了个黄金户，我老家西部盛产黄金，有不少金矿，滋生出不少暴发户，她家也是其中一个。

　　在弟兄俩同时谈婚论嫁的时候，俩准媳妇被放在一起比较也是难免。本来我无所谓，论长相，论学历，论工作，我还怕她自卑呢！我还一心想着将来如何当好如母般的长嫂呢！这么说是因为张雪久的母亲在他大一时就因白血病去世了，他们兄妹三人没有母亲了。

　　可偏偏架不住人家黄金户有钱，有钱似乎成了一切的优点。于是，我的老实善良木讷的准公公还没说话，从这边的他叔，到老家的他小姑，到外地回来的大姑，竟然每见我一回就要当着我的面说，人家多有钱，陪嫁将有多么多，订个婚就反超了男方家的彩礼之类的闲话。我一个没沾过多少世故的刚从学校门跨出来的学生，哪受过这种委屈，听了这话，再想想我刚盖了一座小院、连我哥结婚都借了钱、话里话外提醒我“人家嫁女都挣钱”的父母，如今他弟弟都大张旗鼓订婚了，可我们作为老大，连订婚礼都没人提过……即便我和张雪久说，我也不要什么，我们俩自己承担成家的费用，没有的我们慢慢奋斗，但他的家人依然没有停止对老二家的膜拜。

　　这样，我就难免只要在他家，不是眼泪汪汪地在饭桌上连筷子都重得掂不起来，就是眼泪汪汪地听着他长辈训孙子一样地训斥还不许反驳半句，更或者像条不被待见的狗一样眼泪汪汪地从他家灰溜溜地离开。

　　我母亲听了这些，总是愤愤地说：“我就说没媒人就不行！”然后又让我去和他家提订婚的事。

　　我不愿意去和他家说，和张雪久说，他一方面心疼他父亲苦不愿说，一方面想我们就自己承担起一切管他们呢！

　　我有自尊，内心对这些极其抵触和反感又无能为力。和张雪久要是没感情倒也简单，一分手啥事没有了，反正他也分在郊外，真结了婚还两地分居呢，谁吃得了这个苦！可是，当时和张雪久正是你侬我侬，哪能去提分手。

　　我和盛伟外出的次数多了，碰见的熟人也就多了。小市，就那么点大，我们爱去的舞厅也都在附近，慢慢就起了一些风言风语。

　　和我一间单身宿舍的，恰是高我几届的学姐。那时候人都正直，学姐有天就对我说：“厂里有人问我，说盛伟追你，你俩谈呢！我告诉他们你有男朋友的。”我一时语噎，像被她看去了笑话似的，愣怔了几秒，说：“怎么可能？是他让我教他跳舞，我再怎么也不会找个学历比自己低的吧？”这么说我是带赌气的，谁让她们这些俗人背后爱翻闲话！学姐找的就是厂子隔壁医院的牙科大夫，是中专毕业。

　　学姐让我噎得很尴尬，顺口说：“我是提醒下你，咱这城市小，厂子也不大，这厂里上上下下的关系网复杂得很，谁和谁是亲戚，谁因为谁对谁有仇，我比你早来了两年，稍不注意还吃哑巴亏。你是独个在这儿工作，又没人护着。你和他，私下还是少接触点好。”

　　她一片好心，我哪理解，只以为她是嫉妒我比她人缘好，不止盛伟和刘飞燕爱找我，我才来不久，有两三个原本找她玩的女工、中專生朋友，因为她恋爱忙些，都转而来找我玩，我觉得她这是借机对我发威。

　　我心里起了些膈应，也不大理会，带着几分故意和“世俗”挑战的犟，依然没有减少和盛伟外出泡舞厅的频率。反正他出钱，我过舞瘾，何乐而不为？

　　盛伟刚过二十，比我们小两三岁，中等个子却不显个儿，全因长得精瘦，肤色很白却并不细腻，两个眼睛凹得很深，有点异域风情。有要好的小师傅就挤眉弄眼地对我说，看他长得多帅！我就故意撇着嘴回：“这样，还叫长得帅？！”有其他大点的师傅就点醒我似的，说，瞅他长得，活像个鬼。我猜，大约是因他眼睛太凹、又苍白又瘦的缘故吧。

　　不知盛伟听说了这些风言风语没，他听说了是一口否认还是假装否认实际故意让人误解，还是默认，我都不知。反正他对这些闲言碎语似也怀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抗，还一如既往请我。我们又去了舞厅几次，那次，他像是不经意又像是憋了好久终于说出口一样，随着震天的音乐声凑在我耳边对我说：“以后在厂里还是少聊你和你男朋友他家那些事儿，你不知道……”他见我抬起头诧异地看他，犹豫了一下，又更凑近了我耳朵说：“车间那些女师傅，她们在背后说你，说看你说话那么幼稚，根本不像个大学生……”我眼一翻打断他说：“什么？”我心说，我说点家庭矛盾，有时是带着赌气的成分，可我说的哪点就成了她们眼里的幼稚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到底什么地方暴露出幼稚来了，他又说：“上班就是上班，不要说那么多家务事，不解决问题，还白被人笑话……”还轮到比我岁数小的人指教我怎么做人了？我恼羞成怒，一气甩开他，他想再搂住我，我站定，对着他怒道：“别拉拉扯扯的，你再这样我不跟你出来了。”舞厅里还有其他熟人，被我中途撂下又抢白，盛伟有点抹不开面子，他尴尬地捏着嗓子学我：“咦，再这样就不跟你出来了！”想让别人看出我俩是在开玩笑。我忍了忍，不想当舞厅的焦点，又不想被他看出自己内心的耻辱感，把手搭上他的肩膀，继续跳了起来。

　　他似乎看出我对他抹不开面子，忍不住又说了我一句。这次终于彻底惹恼了我，我撂下他径直离开了舞厅，气冲冲地一个人走到街上，打算自己回宿舍。在走进单身大院的大门时，我无意中回头，看见不远处，那个瘦削的身影跟着我。他没有追上来，只是在90年代空旷的黑夜街头，默默护送我回了宿舍。

　　我有意疏远了盛伟，除了他的行为挑战了我的自尊，也是對厂里那些误解我会和他谈恋爱的一种表明，这也太小看人了。

　　人都说，大凡自尊心太强的人，骨子里其实很自卑。盛伟外表忧郁，内心却没有我这么病态的自尊。开始看着我一脸冷漠对他不理不睬，倒是沉默了几天，过不多久，又开始主动和我搭讪，开玩笑逗我，也不像之前那么爱挤兑我看我生气了，倒是小心翼翼了几分。我和李小青虽是老乡，她又比我小，可的确话不投机，我怀疑盛伟舞厅里那番话起因就有她，她离我和张飞燕距离总是最近嘛！她也不把我当成只是来车间熟悉工序的大学生，实习完肯定是去研究所当技术员的，却总爱把我当成她正经徒弟，让我给她倒水、擦车床，甚至有一次卡上毛坯后，还让我上车床操作，见我实在学不会，又胆怯得不敢让刀具靠近毛坯，才算作罢。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间或在李小青干活时，她指挥我给她递递卡尺或者毛坯。

　　一整天说不了几句话，这对于爱说话的我，极其折磨。刘飞燕她们都有各自的师傅和岗位，也不是天天都能过来，我也不是天天都能过去。尤其是，刘飞燕反而被她的师傅逼着学会了上车床。虽然她的车床小、活儿小，是坐着车，但车工的工序都是一样的。我想，即便让我上小车床，我也照样学不会。我看太多言情小说了，历来对手工活不感冒。

　　这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没有忍到十天半个月，我和盛伟又说话了，只限聊天，上下班也不一块走了，更不和他去跳舞了。

　　面子上看不出什么，骨子里盛伟似乎在讨好我。我和他，也聊不出什么，说弗洛伊德说亦舒说三毛说琼瑶，他也听不懂。聊工序聊车工聊车工组长评上了奖，我本喜文，学工科是误入歧途，也大没兴趣。我和他，只能互相挤兑着斗斗嘴。

　　临近过年的时候，我接到家里电报，我奶奶去世了。我从小挨暴脾气的父母打骂，奶奶是这个世上最疼我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她在这个世上最疼的人。我从小到大，除了“高四”的一个寒假以外，所有的寒暑假都是在爷爷奶奶所在的小村度过的。我爷爷有风湿病，大多时间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对我不闻不问。他们身边只有我一个孩子的时候，奶奶全身心都在我身上。我父亲、我哥或我妹，或我的姑表弟弟回来的时候，我就得靠边站。

　　奶奶对我，意义非凡。接到电报的一刹那，我立刻涌出眼泪，拔腿去找车间主任请了假。

　　拿到假条，我没忘在车间办公室给张雪久打了个电话。张雪久接到电话的第一句话，是迟疑地说：“我不用回去吧？我下午还有课。”那意思我明白，我们还没结婚，我家的事和他关系不大，即便回去，也只不过去点个卯？父母总是爱数落我过于多心敏感，爱把人的言行往歪处想。我和他正在热恋期，就算我当时听了着实有点生气，但又宽慰自己——他才是个刚入社会的大学生，难免书呆子气些。于是，其实同为书呆子的我回他：“那等我回去问问我爸妈，看你用回不用。”

　　从市里坐中巴车，两个多小时才到家，已是中午时分。哭了一场，换上孝服，吃过午饭，没一会儿，盛伟提着一布包鸡蛋，和他同学小金师傅一起，出现在我家大门口。他们请一天事假会损失不少工时费、奖金和计件工资，想必，小金师傅的车票也是他掏的。那年，我家住在城中村买的小院里。看到他小心翼翼把鸡蛋抱在怀里，我最先问的是：“你怎么找到我家的？”他似做了坏事一样，鬼鬼祟祟地小声说：“我去你妈妈单位问了。”之前闲聊，我说起家里的情况想必他留了心，我从小在我妈单位大院里长大，打听起来似乎也容易。我过后仔细寻思的是，他几乎和我前后脚到，就是说我前脚请了假，他后脚也请了假。

　　以我实习师傅的身份，盛伟和小金师傅各随了20块钱份子，又一同出去，不知怎么打听到菜市场，替我家买了一大捆做大锅菜流水席急用的葱。天快黑了，我催了几次说快没班车了，他才和小金师傅一起离开，临走他还说了几次，说要不住在旅社，明天再过来帮帮忙。

　　张雪久第二天也来了，到了下午，就被我和爸妈打发回去了：“他站着瓷瓷（笨、反应迟钝）的，帮不上忙，好多事情得忙着还得照顾他，不如叫他回去，他刚上班得给单位领导留个好印象。”

　　三

　　我们大四才定情，过去听他长篇大论数小时给我谈哲学的距离美，一旦由女追男捅破窗户纸变现，期间难免“见光死”。他老实呆板却又固执小气，稳重健谈却又乏味无趣，死读书成绩好却又失于人际关系之间迎来送往的灵活。我第一次把两手空空的他领回我家时，他还嫌我父母对他不热情对我一顿指责。我带着礼物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家长也没有给我见面礼，连饭也没留我。我母亲说，看我从小对同龄异性评价总那么刻薄，还以为我要找个多好的呢！

　　母亲的话我历来逆反。我觉得，我和他都本科毕业，在那个一百个人里才能考上四个大学生的年代，都属于人中翘楚，他现在是没有我成熟，遇事还得我提点，但人总会成长的，也许不久，他就能被社会和我，改造成那个年代和以后的年代都欣赏的灵活圆滑个性，而不是眼前这个说话一镢头一斧子，一句话能砸死个人、三句话就要吵架甚至动手的生硬直肠子。

　　一次吵架后，我一气提出了分手，我抹着屈辱的眼泪说：“我们厂还有领了结婚证婚礼没办又黄了离婚的。我只当这辈子栽在你手里了！”他为了显示自己负责，就提出领结婚证。我妈说：“他是想咋呢？你们都是学生时，他不舍得给你花钱，五块钱给你买个玻璃戒指，你还十几块买毛线给他织毛衣，这还有情可原，都不挣钱。现在他家没给你花过一分钱，他去外地亲戚家，在地摊给你买五块钱一双的人造革皮鞋，两块钱一件的化纤睡裙，他家长都在场，长辈也不指教他，现在说领结婚证就领？”

　　我哪里是真心想分。难免又在心里替他百般分辩，觉得他对自己也小气刻薄，早晚会长大吧，就没听我妈的话，硬要出了户口本，领了结婚证。

　　张雪久的学校以前在市里，市里还留有一个很小的老学区，由三排瓦房组成。我们领了证后，学校就在老校区给他分了一间房。

　　他周末回来一天，我还要忙着做饭给他改善，还要洗两人的衣服，收拾屋子，他对生活常识又欠缺。那会儿流行“以厂为家”，我们单身宿舍住着好几对双职工小家庭，他们新房里好多布置都取材于厂。我认识的人少，盛伟就说他帮我。他家五口人，他爸妈加上他弟兄三个，都是厂里的工人。沙发垫里的海绵、糊顶棚的大白图纸、拧衣架的铁丝……都是他问管仓库的他爸要的。防盗角铁门锁扣儿、窗帘架、晾衣挑杆……是他开铣床的哥给做的。

　　那几家新婚夫妇的窗帘是最流行的款，是用两个角铁把一块十厘米宽的木板平钉到窗户上面，带皱褶的窗帘楣用图钉按在木板上面，垂下来，左右两幅窗帘再用十多个小环穿在铁丝上，铁丝两端固定在木板两端打了眼的角铁上。别的都好说，这么长的木板怎么从厂里拿出去是个问题。他被弟弟挤兑嘲笑，不好意思央求他司机班的弟弟帮忙偷带，更没法求他弟弟的同事们。也不知脑子搭错了哪根筋，大中午，别人都下班了，我俩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就在后门那里，抱着那块木板往外送。

　　我俩刚往外递了不到三分之一，只见门岗的老头，一边挥着手大声喊着，一边沿着第一车间外墙和厂围栏之间的过道，朝这边跑过来。门卫室的窗户和后门之间，通过这条过道，一览无余。

　　我俩羞红了脸，在他的训斥下，老实地报了名字、身份。老头气势汹汹地批评了一顿我们这些“厂贼”，突然停住问盛伟：“你爸是不是库房的老盛头？”盛伟这才佯装老成地摸出烟递过去，说：“就是，他在家老说起您呢，说你们当年干磨工时，是最要好的泳友和渔友。”老头乐了，说：“算了，一块木板也不值啥，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了，你俩都年纪轻轻，尤其你，还是个女大学生，我要是把你俩报告给保卫科领导，你们以后还怎么在厂里做人？”趁中午没人，那块盛伟送了木工房师傅一条烟才刨好扛出来的木板，先扔在后门底下，我俩跟着门卫从大门走出来后，又折回去，冒着大太阳，一路红着脸，无话，一人抬一头，走了三四站路，抬到了我的新房。

　　事儿不大，但厂里有些事很认死理，认真起来，只怕我们都要吃大亏，多年后我想起来这事，还后怕。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问盛伟要东西了。我在一车间实习时间最长，九个月。之后的三个月，我和刘飞燕走马灯一样转完了磨工、铣工、装配车间，我婉拒了一车间的主任让我留在一车间工作的建议，盛伟也竭力劝说我留在车间，说去研究所和那群大学生扎堆有什么好？他因为打小身体不好耽误了学习，没上大学，人生是多么多么遗憾，所以才特别高看和愿意接近我这样能说上话的大学生……我没理会他们，只觉得我就该去研究所。

　　我就和刘飞燕一起被分到了研究所。

　　随后，我和刘飞燕都结了婚。刘飞燕新婚不到一年，她爱人就去了省高院，他爸也把她调到了省城的一家研究院。我给她送行时，她并没想象中那样高兴，反而忧心忡忡地说，院里都是博士，她学历最低，压力超大。

　　我分到研究所以后，百般不适应，加上新婚前后张雪久的亲戚嫌我嫁妆少，不断搅和挑起矛盾，婚姻生活也百般不适应，盛伟来找过我两次，办公室的人都不大搭理他，他也就不来了。偶尔的，我突然听说他和李小青结婚了，我吃了一惊。我在第一车间的时候，李小青谈的是副厂长的儿子。我在第一车间后期，因为她有了肾病，那人正和她闹分手。听说她整天以泪洗面，一度竟有抑郁症的征兆。我对她没多少感情，听了也不大管她。倒是她心情不好，对我没以前那么气盛了。盛伟是她同学加工友，心又软，对女孩又上心，在生活和精神上自然对她照顾和宽慰不少，为这我也没少给他斜眼。至于后来他俩怎么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却一概不知，也不想问，她们也没通知我参加婚礼。

　　大家成家生孩，转眼就到了1996年，我托亲戚把我调到了郊县的一个单位，成了那单位第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的。

　　我调走以后，好几年没有和盛伟有过联络。后来，我特意去厂里玩，问起他，听说他和李小青没两年也相继离开了工厂。因为李小青转成了慢性肾炎，时不时要住院，他老请假陪着她到处看病抓药，我不免也替他唏嘘了几句。心里却嘀咕，这人，这么瘦瘦小小的，命运却使他不得不扛事儿，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他自找的。

　　有一天，那时候大家都有了手机，他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约我和他“雪久哥”去他家喝酒。我和张雪久心里有了戒备，我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连连说，没事没事，刚买了房子搬新家，多年没联系，一块坐坐，叙叙旧。

　　为免尴尬，我又约了俩研究所的小同事，人家都说和他不熟，都不去。那年头，能去家里喝酒都得是铁关系。张雪久一贯隐隐对他心怀敌意，听了后，倒也没拒绝，和我一起，随便买了点水果，去他的新房里，喝了一顿不尴不尬的酒。张雪久和李小青，都表现得没怎么太热情。

　　四

　　不久后，我已经因为写作获了奖，调到了市局，正春风得意。有天下午我开完会，发现调成静音的手机上有个盛伟打过来的未接来电，我潜意识里总觉得，他找我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连犹豫都没犹豫，就决定不理他。他那天也没再打，隔了半个月，他又打过来，是个晚上，我正在街上逛。他似乎喝醉了，呜呜咽咽哭着在手机里喊：“李小青人没了，她扔下我们爷俩不管了……”

　　“啊？啥时候没的？我们也师徒一场，要不我去送送她？”“人不在那天我打你电话了，你不接，也不给我回。事情上我也正忙，后来想了想还是不给你添麻烦了！你本来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没打算来。”

　　上次去他家，聽他说李小青的病不大好，他儿子的身体也比较弱。他离开工厂后，摆过地摊卖过烤串，卖过气球内裤袜子，还当过保安，开过出租车。真是个勤劳的人，终究是没做生意的天分，凑凑合合过着。

　　被他戳中要害，理亏使我有点尴尬。我又懵又臊，是我没接电话还是我语气的冷漠惹恼了他，他突然直白地说出这么个问题？我看起过他吗？扪心自问，这些年和张雪久吵吵闹闹几十年，可从未对离婚动过真。有时吵架，我说当初倒了八辈子霉才嫁给他，他就说：“你不就是能嫁给个车工吗？”我知道他指的是谁，冷笑着不理他。

　　心里一慌，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盛伟：“你喝得太多了！”就挂了他的电话，正好这会走到了家门口，我就关了机。

　　又过了些年，有天他又打来电话，问我和我厂里同校毕业的师哥关系咋样？我说挺好的，他爱人现在和张雪久在一个系统，来往也很多。他说，接了厂里一个活，我师哥卡着不让他过关，他想用用我，说说情。看来，他还是挺背运的。我给师哥打了电话。师哥就问我：“他和你啥关系？这么点事儿拐弯抹角都找着你了？”我忙避嫌说：“没啥关系，就是我刚进厂在车间实习时，他是我师傅。”我师哥就说：“生意难做啊，产品要是不过硬，那不是自绝生路吗？”末了，没想师哥又吸溜着舌头，添了句多余的话：“盛伟这个人，我不大了解，他是不是有点脑子不太够数？嗐！人是个好人，可也是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缺心眼，那他也不能把自己当圣人吧？！”听出他说的是另外的事儿，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了？”师哥犹豫了下，架不住我再三问，最终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厂里人私下说，这家伙那方面可能就不行，当初结婚六个月孩子就落地了，是谁的还不许旁人说……他还那么地卖房卖车卖力气给媳妇治病，供孩子上学……咳，那副厂长一家子，一去南方就没回来过……”

　　我愣住了，挂了电话发了好一阵呆，随后又不得不告诉盛伟，叫他自己再重新买料，把活干好。

　　那事之后过了不久，单位体检，我选了厂子隔壁的医院。体检完时间尚早，我去厂里转了一圈。没成想，我离开工厂没几年的光景，厂子的人已远走的远走，办厂的办厂，改行挣大钱的挣大钱，听说最后只剩下了精干的百十号人，而且，厂子又整体卖给了私营企业，说是准备开发成房地产，老厂搬到了产业聚集的新工业园区。去年，我又路过那里，我们厂真的已经拆除在盖楼了。盖成后，应该是一片繁华热闹的商业区。

　　约十年前某天，就是文章开头那天，我在单位门口再次看到盛伟。

　　回到家，他在树下清扫落叶的瘦削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我装着不经意，对张雪久说：“今天我下班碰见盛伟了，不知怎么的，他成了一名环卫工。”

　　张雪久，漫不经心拖长了声调说：“是——吗？”他藏得并不小心的装腔作势惹恼了我，我把手里的书甩到沙发上，起身进了卫生间。灯下，镜前，我已是泪流满面。

　　岁月匆匆，转眼又过了些年。前几天，冷不丁他又给我打了电话，没想到，我以为已被生活彻底打瘫在锅底的盛伟，这些年的生活慢慢变好了。和我说起话来，他语气里竟带了几分得意。他说，这些年，他们家被我们市唯一的大学帮扶，大学还送他去专门进修了两年，回来聘他当了大学老师——带机械学院学生的实习课。如今，他儿子又在大学承包了个小餐厅，生意好得很，也谈了女朋友……最后，他意犹未尽地替自己感到欣慰说：“我是咬着后槽牙，苦了这么些年，想想被人看不起这么些年，嗐！可算活出个样儿，有奔头了。”

　　不知他的话有意无意，反正我脸红了，但我又着实为他高兴，说实在的，我不希望和我有過过往、对我有益无害的故人过得不好。他过得好，我才心安。

　　我俩加了微信，看着他朋友圈里他和儿子各自的照片，看着和他长得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儿子，我又发了好久的呆。我很想和谁说点什么，吵一架也行，可是，我不知该和谁去说，去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