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芬华

　　外出两年的我春节前回到老家，那感觉像是走错了路，又像在梦游，疑疑惑惑，觉得家乡很陌生。

　　出了镇往我们村拐时，只见公路西边突兀生出一片居民楼，部分已封顶，部分正建筑。这是我们村的良田啊，怎么变成了居民区？

　　这片住宅后不远处是灵山，山顶有远近闻名的祖师爷庙。从前，山下有大片树林、灌木草丛，满山遍野地野菊花，溪水从山脚下一直流到我们村庄，沿途浇灌很多田地。而今，由于大量采石，山被炸得呲牙咧嘴，不见树木草丛，更没了溪水。今冬无雪，麦苗旱得蔫蔫的黄了尖。

　　新筑的水泥路通向村庄，笔直平整，取代了昔日的沙土石子路。路两边直连麦田，没有我们儿时的溪水小鱼，也没有杂草树木。

　　村头的池塘已经干涸，几乎被垃圾填满。垃圾堆旁一片水泥地，一头一个篮球架，之间由绳子连着，绳上晾满湿衣、棉被。一个俯卧撑架，一个扭腰踏步机，无聊地站在一边。这是体育场，这是农村文化，这是农村城市化的标志。

　　村子是白茫茫一片两层小楼，整齐分列村道两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没有畜臭草香，不闻鸡鸣鸟叫，没有炊烟袅袅，不见大人小孩，像西方陈列十字架的墓地，肃穆冷清，甚至有几分恐怖。

　　紧闭的红漆铁大门，一扇挨一扇，哪扇是我家的？正在疑惑辨认，却见一扇门半开，父母在院里晒太阳。回家之前我打过电话，门可能是专为我留的。见我回来，父母站起身笑盈盈地望着我上下打量，两年没见了。父母70多岁，腰已很弯了。

　　我到屋里问候了家人后，又问村里情况。

　　我说： “咱村的路很好呀，谁修的？”

　　“胡大文修的。当然要好，他要保质30年。修这条路管人家子子孙孙享受不完。”

　　胡大文是村里的能人，会来事，早把大村小组甚至部分乡干部都哄得乱转，又有个远房亲戚在市政府管事，他走得比亲爹还近。多次包工程，早发了大财。

　　“不会吧？他收多少钱能那么富呢？”

　　“他一分钱也没收。村里把街边那50亩地包给他30年，抵筑路费。”爹说。

　　“就这一公里的路需付出那么多地吗？村里人都同意吗？”

　　“农民都是只看脚尖那一点，攥到手心的钱一分也舍不得放。只要不出现钱，咋着都行。大文就提出划地抵路费。明知人家沾大光了，也是跟队长串通好的，谁也不想说个‘不字得罪人。谁知这大文心眼又深又狠，把那块地全盖成7层楼的商品房，靠路边的那排还盖成门面房出租，人家又给队长咋贿赂一下，签成承包50年的合同。地挖个坑就开始卖房。咱这儿离县城近，骑摩托10分钟就到了，人家卖得便宜，城里人争着买。”

　　“那50年后呢？”

　　“50年不知换几十个队长了，到哪儿找这个合同？现在当事的人都下世了，谁出来说？谁说得清？你看吧，这50亩地永远都姓胡了。”

　　“耕地盖房子是违法的，没人管吗？”

　　“民不告官不纠。在公路边，一天不知要过多少领导，谁看不见？正对着乡政府，哪个乡干部看不见？他们不光看见，他们还买呢。”爹说。

　　我又问：“我看麦都旱黄了，咋不浇水呢？”

　　爹说：“使啥浇呢？村里原来那几部抽水机丢的丢坏的坏，谁管呢？你看地里现地连水渠都没了。收成全靠天了。”我小时候都能旱涝保丰收，现在却退化到全靠天收成了。

　　我看条几上放着电话，问父亲：“你不是有手机吗？咋还装电话？”

　　“村里让装的，家家户户都要装。”

　　“不装怎么样？”

　　“线拉屋里了，别人家都装了，咱咋要另外呢？一年360块钱，搁不着跟人家生闲气。”

　　虽然如今时不时还要受到欺负和盘剥，但谈起现在的日子，父母亲还是觉得很幸福。他说，现在是美呀，不愁吃不愁穿，要说不美的一点是，这楼房冬天干冷干冷，夏天烤热烤热。连个树毛也没有，这能像人住的地方？没个生畜，这能像个人家？

　　我看家里装了空调却没开，我问：“恁冷咋不开空调呢？”“开空调费电，还肯感冒。”父亲说。

　　与父母聊了一阵后，我到后院看望哥嫂。敲开大门，嫂子的孙子与一个男孩在院里玩小汽车。嫂子与几个中老年妇女在屋里搓麻将，另有两个小孩钻在桌下玩耍，吸溜着鼻涕，手脸很脏。寒暄之后，我问都是谁的小孩，周二嫂抢先从桌下拉出小男孩儿说：“这是俺们孙娃，那是她们孙女。”二嫂指着秦嫂说。“你看糊里见不得人。”说着两个奶奶给孙子擦鼻涕。

　　“他爸妈呢？”

　　“出去打工了。”

　　如今家乡的青壮年人都把自己扔在了异乡，同时把家乡搁置到荒凉。孩子都由祖父母带着，老人只管孩子吃饱穿暖，不管教育。这些孩子长大，还会像他的父母一样出去打工，老了再回来带孙子。这个时代的农民改变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固守村庄种地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生活快速好转，但我记忆中热气腾腾的家乡再也没有了。

　　因为我的归来，嫂子要做饭，几个妇女领着孙子散了。

　　嫂子做饭用的是液化气和电磁炉，肉是从冰箱取的。“不烧柴吗？”我问。

　　“巴掌大个院子，哪有放柴火的地方？小麦、玉米都是机器收的，秸杆也给割成了半截，撒了一地，不好收，收回来也没处放，都是就地烧了。”

　　“烧了多污染空气呀，收壮稼时连城市里烟雾都很浓，影响交通，严重时飞机都不能飞。”

　　“最受害的还是农村，烧秸杆那些天我们眼都睁不开，直流泪，大人小孩儿都跟得肺结核似的咳个不停。谁都知道烧了不好，还把土烧焦，庄稼长不旺。可是不烧吧，恁长的秸杆，坎坎绊绊的，咋下种子？”

　　不烧柴了，我也不能在锅灶里烧红薯、花生、烤馍片了，奶奶在世也烧不成糊辣椒了。小时候总是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在锅灶做烧烤吃，锅灶烧的东西特好吃！不烧柴也没有草木灰，草木灰种出的萝卜、甘蔗格外脆甜。现在的蔬菜都上化肥，再没了以前的好味道。

　　嫂子用水跟城里人一样从自来水管接，刺骨凉。endprint

　　“轧水井不能用吗？”我指着大门口蒙满灰尘的轧水井问。

　　“长期不用，下边淤住了，上边锈住了。自来水消过毒吃着好。水管不用也会锈坏。”

　　后来上大学的小侄子回来检测，自来水与轧水井的水几乎没什么区别。村里人祖祖辈辈吃井水，大都活到80多岁，活过百岁的也常有。原来全村三四百人用一口辘轳井，村头的要跑一二百米挑水，做饭时水桶排老长的队，后来家家户户都打压水井，部分人家还装了小马达，推一下闸，水哗哗地，冬暖夏凉，卫生又方便。硬要农民用自来水，是照搬城市还是立个名目巧收费？

　　我们吃的面条是嫂子刚从街上买的，吃的面粉馒头也是买的。嫂子幸福地说，现在吃什么都是到街上买现成的，电视里整天嚷着叫“城市化”嘛。唉，嫂子理解的城市化就是学城里人吃饭啊！“城市化”把嫂子的勤劳也弄丢了。嫂子不知道，城里人现在倡导原生态生活方式，吃绿色食品，正是学的农村啊。地球是个圆，世界来回转。

　　我们择下的菜叶、吃下的残羹剩汤统统倒掉，我这个从小喂惯家畜的人看着都心疼。嫂子说：“人家不让喂生畜，嫌脏。城市化嘛，一切都要跟城里一样。就这么点小院，也没处放个鸡笼，更别说猪圈了。现在吃个鸡蛋都是买的。”

　　家畜脏，花草树木也脏吗？看着一排排枯髅似的混凝土，我宁可要原来鸡鸣犬吠、草木茂盛的脏家乡。

　　不知外地城市化的农村什么样？若全国农村都跟我们这儿一样，一年少出产多少猪马牛羊和鸡鸭鹅蛋啊，难怪肉蛋越来越贵！畜牧厂出产的肉品生长期短，口感不好，激素含量高，难怪肥胖症和性早熟孩子越来越多！

　　农村城市化的确有很多优点，路面硬化到家家户户，村道有路灯，厕所建了化粪池，没了畜便禽屎、柴渣粪草，的确干净整洁方便很多。但它只抄了城市的外壳而没抄内涵。城市居民区都有一定比例的绿地，路边都有树，新农村没有；城市有丰富的文体活动场所，农村没有；城里人看病不要钱，新农合只给报一点点；城里的孩子2岁就上学，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农村的孩子7岁才上学，老师有很多是考不上高中去代课的；城里的小孩儿有什么特长就上什么特长班，没特长也可培养特长，农村的孩子只学语文、数学；城里很多孩子一个人坐一辆几十万的轿车，农村的孩子几十个人坐一个几万元的校车……农村何时能够真正城市化了呢？。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一个劲地跟我炫耀现在的生活幸福，她说：现在的人多美呀，啥针线活也不做，大人小娃都从头顶买到脚后跟；平时吃的、穿的比过去地主家过年时还好；以前说共产主义是锄地不用锄，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为是说瞎话，没想到这辈子还真过上了。

　　母亲经过战乱，经过饥荒，她认为能吃饱穿暖、在自己田里种壮稼、在自家屋里睡安稳觉就是幸福。母亲不识字，没什么见识，不知道村外的人都过到哪朝哪代了，她只跟自己的过去比。

　　饭后我跟父母到地里转转看，路过村头的河滩树林。我们村的树林原有一公里多长，五六百米宽，林木茂密，环抱粗的大树随处可见，一年四季群鸟聚积，婉啭鸣唱。现在的河滩只剩稀郞郎的小树，处处可见伐过的树桩，河滩多处已被河水大块吞噬，大面积的植被被卷走，树根裸露，鸟儿稀少。父亲说：现在村里没有经济来源，用到大钱就划地，用到小钱就伐树。价格又作得极贱。伐了又不栽，要不了几年河水就倒过来把这片河滩卷了，再刮岸边的耕地。

　　“为什么不栽树呢？”

　　“谁栽呢？但凡能干得了活的都出外挣钱了，在家里的都是老的老不中，小的小不中。”

　　“那春节正是植树的季节，年轻人都回来过年了，组织一下去种树不就得了吗？”

　　“谁组织呢？现在的队长一年能换两三个，叫谁当谁都不当，一个月三五十块钱工资还得自己想法弄，不如出去打一天工也挣百二八十块的。开会还要耽误工夫，还要操闲心生气挨骂。谁当上都是往自己怀里抓一把就走。他费心费力组织种了，多少年后长大了，还不知便宜谁了。再说，种树谁开工资？你一天开50块也没人干。现在的人啊，都是只打自己的小算盘，没谁为集体想一点儿。”

　　我不能怪我的父老乡亲小农意识严重，“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而“不为集体想一点”，城里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下级机关总想从上级机关掏一点，上级又想从国库掏一点，谁为国家想一点儿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貌似很高的官，骨子里也是农民。

　　再看身边这污浊的河水，纸厂、药厂、化工厂……的废水脏物都流进河里，流进长江，绵延大半个中国，有多少人畜从中汲水，谁管呢？

　　天黑了，哥回来了。哥是从县城回来，进门垂头丧气的。我问什么事不开心？他说要账呗。今年给县法院盖办公楼，半年的工钱都没给我们。快过年了，我们天天坐在法院门口要账，三天了，还不给，明天还去坐。”

　　“跳楼呗，我看民工讨薪都是佯装跳楼的。”

　　“你说那招早过时了。现在你站到楼顶，报警人家都没人理。你要看你是向谁讨薪，人家法院有直接抓人的权力，你敢上人家楼顶？立马把你拘留了，按‘扰乱公共秩序罪把你丢监狱关两年，你能蹦蹦死了？去年大国们给公安局盖房子就是跳楼讨薪，抓进去关了6个月。”

　　“他们为什么不给呢？是不是你们盖的质量不过关？还是延期什么的违背了合同？总得有个理由吧？”

　　“人家说上边拨款没到，一天推一天，跟你耍赖。他们发奖金都有钱，发年礼大箱小袋的都有钱，就没我们这点血汗钱？有钱人家不给你！它不跟你讲理，你说理都没地方说。”

　　我也为哥鸣不平，就谈起平时从媒体上看到的案例，说现在部分公务员喊着是人民的公仆，其实是人民的老爷；喊着是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人民币服务。然后谈到官场腐败，体制问题。哥木然地听着。我想他不懂这些。谁知末了，哥淡淡地总结一句：“瓦罐没泥不养鳖！”

　　我惊讶得瞪大眼睛望着哥半天没缓过气来。哥的话比报纸上任何评论都经典有力。

　　当我与哥谈起大文用耕地建房的事，哥说，上边逼着让搞城市化，又不给钱。村民的钱收不上来，村里又没经济来源，你说不给人家地给什么呢？你知道原来咱村里的集体经济很活跃，后来土地承包了，集体散伙了，集体没了收入，遇到必须集体出资办的事，如修机井、水渠、统计人口、搞计划生育、队长、会计的工资等开支，就拿集体财产顶，原来队上的打面机、打糠机、轧面机、粉碎机、榨油机、抽水机、轧花机，还有10多个电动机，丢的丢，抵的抵，早呼隆完了，然后就下河伐树，大树现在也伐完了，就划地。大文修路划50亩，小武把全村房子刷白划15亩，俊娃把村里电线架了，路灯装了，划10亩。大文在这块地上建房子，小武在地里种树，俊娃在那儿建了个养猪厂。”

　　“这样耕地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是呀，原来每人7分地，现在只剩4分了。”

　　“那大家都没意见吗？”

　　“现在谁去为争那一点利益得罪人呢？再说地也不稀罕，都不想种地。”

　　“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给补贴，咋不想种呢？”

　　“你算算看，种粮食收益最高的是小麦，按最高产一亩一千斤、最高价一斤一块二算，一亩地收1200块。犁地、种子、化肥、除草剂、农药、收割费是必须要出的，这些最低不少于300块，而国家只补贴50块，也就是说，最好收成一亩地夏季至多赚900块，秋季至多赚500块。如老天翻脸，给个天旱雨涝病虫害，赚1000块就不错了。一亩地守一年，风刮雨洒毒日晒的，还不如出去打一个月工。多少有点地，收点粮食够吃就行。现在咱村上好多家的地都没人种，荒着要罚款，都是托亲戚或邻居胡种的。到秋季就好了，外地来个商人已经谈好了，收完麦就把咱村的大块地全收了，说是种药材什么的。”

　　“那以后咱就没地了，农民没了地那还行吗？”我惊讶于哥对失地像去了包袱似的心态。

　　地是农民的根，失了根，农民的生活有保障吗？我担忧。

　　“照你说来好像钱并不难挣，为什么村上收个钱不好收呢？”

　　“一是没人用心管这些闲事；二是户口在这个村，部分人长年不住在村，有的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才回来一次；有的一家在外地做生意，在城里买了房，几年回来一次。你到哪儿收他钱？即使找到他，他也不缴。他说，我没让你给我房子刷白，也没让你给我家门前修路。可上边要求统一，谁给他垫钱？一个不缴，大家就跟着不缴，你说人家不要地能白干吗？大家都知道人家沾光了，乡里乡亲的，睁只眼闭只眼过去算了。争那点地分到自己头上有多少？划不着生闲气、伤和气。有那时间不如出外挣个现钱利落。电视上不是整天讲要‘和谐嘛。”

　　哥越来越陌生了，哥年轻时是忌恶如仇的，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如今也变得跟父亲一样了。不知在外打工的侄儿回来是否跟他父亲一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