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军

　　一

　　同为江南名楼，但与“天下江山第一楼”“飞扬跋扈为谁雄”的黄鹤楼相比，眼前这座伫立于洞庭湖畔且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的岳阳楼，无疑显得过于局促呢。

　　以洞庭湖为界，湖之北为鄂，湖之南为湘，两省均属楚地，均为瑰丽神奇楚文化之摇篮，在文化精神上有众多相同之处，譬如尚武、尚奇，譬如仕者多练达，文人多狂狷。但因了地理行政的自然分割，两省民风又都从楚文化中衍生出自家脉系。诸如，鄂多豪客，好斗，故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说；湘人好奇，喜讼，而整体荣誉感较之鄂地更为要强，故而在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产生了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

　　鄂之黄鹤楼，湘之岳阳楼，也是两种文化的立体表现。黄鹤楼正是一种峭拔独立、豪气干云的态势，而岳阳楼呢，则大有儒骨数根、越老越硬的况味，与人们所熟悉的潇湘夜雨的清旷之境颇为吻合。

　　当代中国人，但凡读过初中，大概无谁不知岳阳楼了，这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漫漫历史文化长河中，此文价值似乎已然超过了岳阳楼本身。故此，眼前这座四面三层、高仅廿米的木架飞檐盔顶檐建筑，向外折射着的都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严肃性。

　　多年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总是困扰着我们。从国计民生考虑，顺应世界的现代潮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若为民族文化的特质着想，维系传统却又要符合国民的心理需求。每当我漫步于深圳、海口等沿海开放城市，既为那里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而激动，又为那里传统文化的缺失或变态而痛苦：因为我们深知现代城市绝对是传统文化的毁灭者。

　　传统是历史的印迹，是人类的根性所在。如果真的失去了传统，也就无所谓本来意义上的民族了。因为，每当人们面对历史遗迹时，总能从悠久绵长的历史回忆中，感受到自身所在的位置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道义产生了，使命产生了，忧患意识也产生了。

　　固然西方重理，东方重情，但维护传统文化，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下了黄鹤楼，又来岳阳楼，便再也自然不过了。在我看来，岳阳楼本是一份历史，一份任谁也抹杀不了的传统。

　　二

　　楼下大厅的巨幅木刻中堂上，镌刻着的正是范仲淹那篇名文《岳阳楼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三立”之本，范公写作此文正是出于其儒家襟抱。有趣的是，范公生平虽然游历甚广，却从未到过岳阳，更未曾亲睹洞庭湖水，竟然把洞庭湖写得那么逼真。我曾经对朋友说起过“自然本道，人为即伪”的话，与李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同理。范公此文，固然没有摆脱“文以载道”之窠臼，但确然不是生硬的说教。在这篇文章中，他的情感官能、思维意旨与苍茫浑阔的洞庭湖融为一体，正可谓“丈夫气魄，云水胸怀”。

　　范公从未到过洞庭湖，却能够把它写得如此生动，这是一种奇特的美学现象，即古人所谓“神游”“卧游”是也。古人云：“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这是博览群书的结果。同样，秀才不出屋，亦能神游天下景。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独坐书房，诵读名文，古今中外，免费神游。这种神游，其实质是将现实体验作用于欣赏对象。范公固然未曾亲至洞庭湖，但他确然游历了鄱阳湖。他笔下的湖景显然是一种类推。当然这种类推的功夫，正好显示出天才与庸者的差别。其实，范公还是有着底本的，那就是友人滕子京自贬所岳州寄来的那幅气势磅礴的《洞庭晚秋图》。

　　时代发展的潮流、历程和梯度，往往决定着每个人即定时间的位置。北宋历史当时给予范公的位置，恰是一位悲剧意识颇浓的贬官。范公本是倡导改革的，史称“庆历新政”，但在素有保守传统的旧中国，改革者成为贬官亦属理所当然。所以，当同为贬官的好友滕子京“属予作文以记之”时，远在邓州（今河南邓州）的他欣然应命，一篇千古佳文就这样产生了。

　　中国旧式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就是“忧患意识”，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等等，这些随手拈来的诗文联语名句，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忧”字，为国而忧，为民而忧，成为了一个高强度的思想引力中心，吸附着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岳阳楼是一处自然景观，勿宁说是一处人文胜迹，因为它给予游人的不是繁华和轻松，而是质朴和凝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至现在，它仍然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结。虽然，我曾试图用道家人格改变儒家人格，更试图用佛家因子稀释儒家因素，每年总要挤出时间进行旅游，前往道观佛寺拜谒道长方丈，了解打坐参禅之法，欲将搁在心底的“忧”字换作“静”字、“寂”字。但是，来到孔庙、屈祠、岳坟、杜甫草堂，特别是眼下的岳阳楼这种特定的地方，仍旧免不了要做一回忧国忧民的泫然之士。

　　论说起来，这说明还是有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幸而我及时提醒了自己，切勿再充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角色，于是刚露苗头的忧愤情绪，也就很快得以平息下来了。

　　三

　　我原以为，岳阳楼本为观赏洞庭湖畔“巴陵胜状”而建。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当以杜甫、孟浩然、黄庭坚等历代名家的岳阳楼诗为证。老杜“今上岳阳楼”不就是意欲观赏“昔闻洞庭水”吗？只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固然想象成分多了一些。太白“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就很明朗了，而黄坚庭“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描述得最为直接。阅读方志资料始知，其前身本是三国东吴鲁肃所建的阅军楼，后又成为巴陵（岳阳旧称）城楼，有着极为深远的军事城防意义的。

　　当我登上岳阳楼，从二楼直至三楼，伫足极目西眺，却怎么也看不到孟浩然笔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那般壮阔的景象。不是看不到湖水，而是看不到范公文中那般气势恢宏的洞庭湖。而那湖中的君山，如今居然也有旱路可通，听导游说枯水季节更可直接驾车前往。我此番前来，虽然正值盛夏雨季，但也未能从岳阳楼上看到刘禹锡眼中“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那样的湖光山色胜景。于是，置身楼头、意欲尽饱眼福的我，未免多少有些遗憾了。

　　在我的脑海中，亦曾有过几种洞庭湖的景象：风和日丽之际，在盈湖碧水中，小舟移棹，欸乃传声，莲花乱脸，荷叶杂衣，有清新婉丽的采莲曲，忽而远，忽而近，把八百里洞庭唱成了波光潋滟、天人相映的蓬莱仙境；设若天气变阴，五水归流，湖波尽墨，一个佝偻钓叟，在远岸深水垂钓，定格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境，或于近岸浅滩踽踽归去，身后牵出一段寂寥的黄昏；要么就是霜降以后，岸草芦花，青黄交接，风烟淡远，山水一色，一位坐禅僧人，把一望镜澈般的洞庭湖水当作了极乐世界的蒲团。

　　当我信奉儒家人格的时候，我注重入世；当我信奉道家人格的时候，我注重随遇；当我信奉释家人格的时候，我注重自然。一个人一旦领悟了自然的奥秘，并体会到老子首创的“自然即道”以及庄子所谓“逍遥游”的妙处，那他一定不会拘泥于凡尘俗世的荣辱和一事一物的得失，从而身心疲惫乃至于厌倦生命。因为，他将从自然那里获得众多有益的启示，诸如山的雄伟、石的坚定、树的执著，江的浩荡、湖的空阔、海的澎湃，自然的一切显相，都沟通着人的感情和品性。只要心灵能够及时和准确地反映自然，他必然就是一个淡定、丰富而高尚的人。

　　先我登临岳阳楼而不以人生之忧乐为心灵关照的，相信还有不少。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那位为民间百姓所称道的吕洞宾。相传他于落第之后，游历洞庭湖时写过一首七绝：“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今有北侧的三醉亭为证。

　　范仲淹的心中忧乐，吕洞宾的袖里青蛇，一儒一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但都发生在洞庭湖畔的岳阳楼边，从而成为岳阳楼的两个至为重要的文化精神之支撑点。endprint